文坛观察丨再谈网络时代“大文学观”

（来源：河北新闻网）

转自：河北新闻网

历史上关于“文学观”的讨论有很多次，它们在本质上都是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再探索、再认识。今天，“大文学观”的讨论同样也不例外。理论批评的任务，应为文学新质的出现和生长开辟道路，应冷静思考如何引导当下的文学思潮和艺术实践走向未来。

前番以“也谈‘大文学观’”为题撰文（2026年5月22日《河北日报》），讨论网络时代文学观的新变和拓展。文章结尾写道：“正视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就不难窥见文学观的新变和拓展，不必特以‘大’字壮其行色。况且，在这些新变和拓展中，其实也不乏值得警觉和深长思之的地方。”友人注意到“况且”二字引出的这个递进分句，要我“展开说说”，于是有此“再谈”。

首先，网络时代文学观的新变和拓展，发生在对创作主体的认识上。这种新变被概括为“素人写作”“大众写作”。我在文章中对应当初“为大众的”理念，概括为“大众为之”。大众参与文学写作，这是一件好事，但有两点值得深长思之。

其一，网络时代自媒体传播的“一键上传”，拆除了传统纸媒“发表难”的门槛。但冷静地说，“发表”不再难，但“被看见”并不易；不再揣摩编辑的口味、期刊的定位，但不能不考虑书粉的趣味、平台的风格；编辑再也不能把你的投稿扔进废纸篓，但“流量”却可以把你的文章淹没在海量信息中。所以，“一键上传”有效，但也有限。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作品说话。

其二，网络时代让大众写作由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但平心而论，在“前网络”时代，文学创作也从来没有排斥过“素人写作”“大众写作”。我们熟知的“前网络”时代的文学名人，如莫言、余华、史铁生、路遥、陈忠实等，他们在成为名人之前，都是大众的一分子。其实，创作主体的新变是和创作目的、文学功能的拓展相联系的。可以这样说，网络时代的大众写作，其真实价值，不是让每个“素人”都成为“名人”，每个“业余作者”都成为“著名作家”；而是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写作的快乐，并由此升华为审美的生活。所以，热闹的“大众写作”和寂寞的“作家创作”，好比是家家炊烟、妈妈的味道与八大菜系、烹饪大师，彼此可以相互滋养，但不能取而代之。

其次，网络时代文学观的新变和拓展，发生在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上。网络与文学的相互发现，激活了文学的娱乐和消费功能，网络文学更是占据了文化产业链的“原创”地位。今天，没有人怀疑满足大众娱乐和文化消费需求是文学艺术的社会责任。这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有值得警觉的一面。在网络和移动终端时代，网文、短视频、短剧的兴起，与碎片化的大众娱乐、文化消费之间，存在一种互为因果、相互催化的关系：生产满足需求，需求促进生产；新的生产开发新的需求，新的需求刺激新的生产。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警觉和思考的，是如何建立一种“负反馈”机制。换言之，在娱乐和消费的热潮中，不能迷失了社会理性和批判意识。反观我们今天关于“文学观”“新大众文艺”的思考和讨论，如何展现更多的社会理性和批判意识，值得深长思之。

再次，网络时代文学观的新变和拓展，发生在对文学发展内生动力的认识上。伴随网络传播技术的不断迭代，网络与文艺相互发现，催生出许多文艺和亚文艺的新形式、新品类，并以其蓬勃活力，对传统文学艺术形式构成强烈冲击。这是一件好事，但其中不乏值得深长思之的地方。

其一，文学艺术创新发展的真正动力源自生活。不同传播形式、不同艺术体裁、不同结构手法和叙事技巧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借鉴，是文学艺术创新发展的“流”，而非“源”。所以，传播手段的创新、体裁样式的创新，结构手法和叙事技巧的创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等，它们将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推动文学艺术的发展，理论批评应有清醒的认知和客观的评价。

其二，那些不断创新发展的体裁形式，诸如网文、短剧等，其自身发展尚有许多内功亟待锤炼。这些内功，既有技巧性的，也有观念性的。技巧问题可以留待创作实践的磨炼；而观念问题，恰恰是“文学观”讨论应当关心的。

比如语言问题。相较于传统文学，网络文学语言较为粗糙。但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存在不同的观点。或许有人以为，网络文学语言不崇尚推敲，无需追求精练，甚至泥沙俱下也不失为本色。但笔者以为，网络文学的兴起和发展，不是给平庸的、口水化的语言提供合理性。

再比如读者期待问题。“跟帖”的出现，让接受美学中的“读者期待”由隐性变为显性。这是读者阅读趣味的明确表达，也是消费需求的公开主张。面对这种趣味和需求，或许有人以为，迎合这种趣味，满足他们的需求，是网文写作加强读者互动、提升读者黏性的不二法门。但笔者以为，网文写作不能放弃作家的主体性，不能以牺牲作品的整体性为代价，去迎合读者趣味、满足消费需求。《水浒传》中有“武松杀嫂”“杨雄杀妻”的描写。因为小说在成书过程中，曾经历话本阶段。书场听众的好恶和现场情绪，对故事情节走向发挥着牵引、制约作用。为人诟病的暴力描写，实乃迎合书场听众趣味的结果。

历史上关于“文学观”的讨论有很多次，它们在本质上都是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再探索、再认识。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如此，五四时期“白话”与“文言”之争如此，茅盾、郑振铎等创办的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文学亦如此。今天，“大文学观”的讨论同样也不例外。理论批评的任务，应为文学新质的出现和生长开辟道路，应冷静思考如何引导当下的文学思潮和艺术实践走向未来。（王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