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舅舅61岁，昨天喝了6两白酒走了，当晚就有人来搬他的酒

立秋那天，舅舅徐德厚喝完最后一杯酒，坐在老槐树下睡过去，就再也没醒来。

那天傍晚的风已经有点凉了，槐树叶子被吹得哗啦啦响，院子里那盏旧灯泡亮着，光黄黄的，照得小方桌像蒙了一层旧油纸。桌上摆着一碟花生米，一盘韭菜鸡蛋饺子，还有舅舅那只用了很多年的玻璃杯。杯口有个小缺口，平时我妈总说让他换，他不肯，说用顺手了，换了喝不出味儿。

他喝的是散白，镇上酒坊打的，装在塑料桶里，开盖就冲鼻子。可舅舅喝得慢，一口酒在嘴里含一会儿，像是在琢磨什么。那晚我妈去给他送饺子，见他一个人坐着，就劝了两句：“少喝点，天凉了，别又胃疼。”舅舅夹了一个饺子，咬了半口，笑着说：“今天心里松快，让我喝两盅。”

我妈说，那笑不大对劲。不是平常那种敷衍人的笑，倒像是一个人把很久很久的一件事想通了，整张脸都亮了一下。她当时心里发慌，又说不上来哪儿不对，临走前还回头看了两眼。舅舅坐在槐树底下，肩膀上落了几片黄叶，他也不扫，手里捏着杯子，眼睛看着院墙外那棵歪脖子枣树。枣子红了，密密麻麻挂了一树，风一吹，枝头轻轻晃，像有人在黑里点了一串小红灯。

第二天早上，是张婶先发现的。她照旧扫完门口，喊了两声“老徐”，没人应。推门进去一看，舅舅歪在藤椅上，头偏着，手搭在扶手边，像睡熟了。杯子倒在桌上，酒洒了一小片，花生米还剩几粒。张婶伸手一碰，吓得当场坐在地上，哭喊声把半条巷子都惊动了。

我接到电话时人在城里。手机那头我妈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只会重复一句：“你舅没了，你舅没了。”我开车往回赶，一路上脑子都是空的。高速两边的树刷刷往后退，我却总想起小时候，舅舅把我架在脖子上过田埂。我怕得揪他耳朵，他就笑，笑声能把水渠边的鸟都惊起来。那时候他还年轻，腰板直，右手虽然少一根小拇指，可干活一点不输人。谁家搬砖、上梁、收稻子，只要喊他，他都去，回来时衣服湿透了，也不抱怨。

等我到家，灵棚已经搭起来了。白布在槐树下晃，舅舅躺在门板上，换了身干净的中山装，脸很平静，嘴角还像带着一点笑。我妈哭得眼睛肿成一条缝，见了我只说：“你舅苦了一辈子，连走都不吭一声。”

那天晚上守灵，院子里慢慢静下来。亲戚邻居都散了，只剩香火一闪一闪，火盆里的纸灰偶尔卷起来，又落回去。我正跪着添纸，院门忽然响了一声。进来两个人，一个高瘦，一个矮壮，穿着深色衣裳，没先到灵前烧香，反倒直奔西屋那间储物房。

那屋子是舅舅的酒屋。不到十平米，墙上钉满木架子，白酒、黄酒、药酒、果酒，一瓶一坛摆得整整齐齐。舅舅一辈子没什么大爱好，就爱攒酒。他说酒不是用来灌肚子的，是用来记事的。哪年谁送的，哪年泡的，哪坛是什么日子封的，他都写得清清楚楚。

那两个人进去就搬酒，熟得像进自家屋。高个子抱下一箱汾酒，矮个子提了两瓶五粮液，又去搬角落里的黄酒坛。我一下站起来，膝盖跪麻了，差点栽倒，扶着柱子吼了一句：“你们干什么？”

高个子回头看我，眼神不躲不闪。他说：“你是老徐的外甥吧？我叫周建军，这是我弟周建国。我们来拿酒。”

我火一下上来了：“我舅人还躺着，你们就来搬东西？”

周建军把酒放下，沉默了一会儿，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得发软的烟盒纸，递给我。纸上只有七个字，铅笔写的，歪歪扭扭，可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舅舅的字。

欠老周的，用酒还。

他说：“老周是我爹，周广发。六年前，他在你舅这儿喝了一顿酒，回去路上就没了。那天是他生日。他跟你舅喝得高兴，喝多了，心脏没扛住。后来我在他衣兜里翻到这张纸，你舅亲手写的。他说欠我爹的酒，一年拿两回，一回两瓶好的。”

我攥着那张纸，手心都出了汗。要说不生气是假的，可更大的，是懵。我从没听舅舅讲过什么老周，更不知道他和周家还有这样一笔糊涂账。

周建军又拿出一张旧照片。照片上，舅舅和一个圆脸老人站在枣树下，肩挨着肩。那老人笑得露出半颗缺了的门牙，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照片背后写着：老周，一辈子兄弟。1998年秋。

我看着那几个字，忽然想起舅舅右手少掉的小拇指。小时候问他，他总说煤矿上伤的，轻描淡写，像说一件别人的事。

第二天，我妈从箱底翻出一沓旧纸，是舅舅从红旗煤矿回来后写下的。纸都发黄了，上面写着三十八年前腊八那天，井下冒顶，舅舅听见顶板响，先喊老周跑，又冲过去把老周推开。石头塌下来，他自己被压住，右手砸烂了。老周没有跑出去喊人，而是跪在煤渣里徒手刨石头，指甲翻了，手掌全是血，硬是把他从下面刨了出来。舅舅丢了一根小拇指，老周一双手留了满手疤。一个救了一个的命，一个救了一个的手，谁也说不清到底谁欠谁。

后来两个人散了，各过各的日子。直到六年前，老周忽然坐车来找舅舅。两个老头在槐树下坐了一下午，说煤矿，说断指，说那些没来得及说的话。老周说欠你一条命，舅舅说早扯平了。老周说不行，今天你得欠我一顿酒，以后慢慢还。舅舅就撕了烟盒纸，写下那句“欠老周的，用酒还”。谁也没想到，那顿酒成了最后一面。

出殡前，我把那张烟盒纸放进了舅舅上衣内袋里。周建军兄弟俩也来了，站在村口，给舅舅鞠了三个躬。下葬时，周建军拿出一个小玻璃瓶，说是他爹留下的酒，瓶底刻着“徐德厚，周广发，一辈子兄弟”。我把那瓶酒放在棺材盖上，第一锹土撒下去的时候，眼泪才终于落下来。

丧事办完后，周建军没有再搬满屋子的酒。他只拿了六瓶，说六年够了，剩下的留给舅舅。他还带来一坛老周泡的醉枣，标签上写着：给老徐留的。我从舅舅屋里搬出两坛，上头写着：老周法。三坛醉枣摆在一起，像三个沉默了很多年的老伙计，终于又坐到了一张桌上。

那天下午，我们在槐树下开了一坛。酒香混着枣香，一揭开红布就飘满院子。我和周建军各倒了一小盅，谁也没多说话。醉枣入口很甜，甜里带酒，酒里带一点桂花香，慢慢咽下去，喉咙里却发酸。周建军说：“跟我爹泡的一样。”我点点头，说：“我舅学得认真。”

后来我每年霜降都回去泡醉枣。枣子就用院墙外那棵歪脖子树上的，挑最大最红的，洗净晾干，扎眼，放冰糖，添一点桂花，再倒酒封坛。标签我照舅舅的写法，一笔一划写上：老周法。

有一年写完，我又在后面添了一句：舅，周叔，今年的枣很甜。院子里风吹槐叶，沙沙响了好久，像有人在树底下端着酒杯，轻轻应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