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科举第一，宋仁宗亲自阅卷后大怒：这样的人怎么能当状元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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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殿试放榜前，主考官们几乎没有犹豫，把一份誊录卷定成了状元。可这份卷子递到宋仁宗手里，皇帝只看了一眼，脸色就沉了下来。他没多说什么，只冷冷地吐出一句话：此语忌，不可魁天下。这份原本十拿九稳的状元卷，就这样被皇帝亲口判了死刑。

原因既不是文章跑了题，也不是犯了什么皇家忌讳，只因赋里引用了四个字：孺子其朋。

这个痛失状元的年轻人，就是日后名震天下的王安石。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四个字是怎么改写了他的命运，又是怎么在几十年后，掀翻了整个大宋朝的～

御案前的天机

在大宋朝当考官，其实是个体力活，更是个技术活。为了保证绝对的公平，朝廷防弊的手法已经做到了极致。

考生的卷子交上来，名字是要被死死糊住的，这叫糊名。这还不够，为了防止考官认出考生的字迹，朝廷还专门雇了一大批抄书手，用红笔把所有的试卷重新抄写一遍，这叫誊录。考官们拿到的，全是一模一样的红色小楷。在这种制度下，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门生，没人知道。

就在这一届的殿试中，一份誊录出来的考卷让所有的考官眼睛都亮了。

那文字里的锋芒、结构里的严谨，在成千上万份平庸的答卷里格外扎眼。考官们几乎没有犹豫，一致把这份卷子定为第一，也就是拟定的状元。

按照规矩，考官们只有建议权，也就是把卷子定出等第，呈送给皇帝。最终决定谁是第一名、谁是第二名的绝对权力，一直牢牢掌握在皇帝手里。

在大宋朝的殿试制度里，皇帝阅卷确定名次时，试卷依然处于严格的糊名密封状态。也就是说，此时摆在宋仁宗面前的，只是一叠用红笔重新誊写、隐去了考生姓名的匿名试卷。皇帝需要根据文章的优劣，行使最后的判定权。

当这份红笔抄写的卷子呈送给宋仁宗审阅时，殿试的气氛突然变了。

宋仁宗的目光停留在考卷的一首赋上。那篇文字立意高远，然而，里面引用的四个字，却让这位以仁慈著称的帝王瞬间皱起了眉头。

这四个字，叫作“孺子其朋”。

“孺子其朋”语出《尚书·周书·洛诰》，原本是周公辅政时，对年幼的周成王说的一句训诫之辞。在文学和学术探讨中，引用经典来阐述道理是再寻常不过的事。考官们在阅卷的时候，觉得这恰恰展现了年轻人的满腹经纶与治国抱负。

可在宋仁宗眼里，这四个字却格外的刺眼。

宋仁宗虽然脾气温和，但他并不是一个没有尊严的君主。那时候的他，早已是亲政多年、渴望树立绝对权威的成熟帝王。看着试卷上这句带着教导意味的孺子其朋，皇帝的心里涌起了一股说不出的反感。在皇帝看来，这个写文章的读书人，竟然隐隐把自己这个大宋天子当成了年幼无知、需要被指点和训诫的孺子，这字里行间，分明带着一种让人难以容忍的轻慢。

宋仁宗看着这行字，脸色阴沉下来。这位平时宽厚和蔼的帝王，这次没有掩饰心中的不悦，口中冷冷地吐出一句话：“此语忌，不可魁天下。”

既然皇帝发了话，这份原本名列第一的卷子，自然是跟状元无缘了。可状元的位置总得有人来坐，名次该怎么调整呢？

按照考官们原本拟定的等第，排在第二名的是王珪，第三名的是韩绛。照理说，第一名被拉下来，应该由后面的顺延顶上。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大宋朝一项铁打的规矩发挥了作用。

原来，大宋朝有个不成文的惯例，叫作有官人不为状元。意思就是说，那些在参加殿试之前就已经有了官职在身的人，不能夺得状元。而巧的是，这一届的第二名王珪和第三名韩绛，当时都已经是有官人了。

既然二、三名都因为规矩不能当状元，那该怎么办？

考官们只能继续往下找，把原本排在第四名的卷子呈给皇帝审阅。宋仁宗仔细看了第四名的文章，觉得文字温和稳妥，四平八稳，挑不出半点毛病。皇帝十分高兴，欣然说道：“若杨寘可矣。”

于是，名次调整就此发生。原本排在第四名的杨寘，被提拔成了状元。而那份因为引用了孺子其朋而让皇帝大为不悦、原本名列第一的卷子，则被顺水推舟地降到了第四名。

直到所有的名次完全定下来，到了最后拆开密封、唱名放榜的时候，大家才惊讶地发现，那份被皇帝亲口批为不可魁的原定第一名考卷，作者赫然写着三个字：王安石。

当时排在王安石前面的第二名是王珪，第三名是韩绛。这三个人，在几十年后，居然全都成了大宋朝的宰相。但在那一刻，他们的命运被仁宗的一句口谕，硬生生地拨动了。

在文学引用上完全没有问题的四个字，怎么到了御案前，就成了触怒龙颜的逆鳞？宋仁宗究竟在害怕什么？

孺子其朋背后的逆鳞

那时候的大宋，表面上正处于一个歌舞升平的守成盛世，但盛世之下，危机已经开始露头。西边的战火不断，国库的压力非常大，官僚队伍也越来越庞大。就在这场风波发生的第二年，范仲淹才会被召回朝廷，掀起那场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

在这样一个微妙的关口，朝廷上最需要的是什么？

并不是开拓进取的猛将，也不是锐意改革的先锋。在宋仁宗和那些老成持重的官僚眼里，大宋这艘大船已经很重了，最要紧的是四平八稳，千万不能瞎折腾。他们崇尚的是温柔敦厚，是凡事留三分余地，是你好我好、一团和气的氛围。

而王安石卷子里的孺子其朋，恰恰和这种政治审美背道而驰。

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服输，意味着有个性，意味着骨子里有一种按捺不住的自信，甚至有些好为人师、挑战皇权的狂气。一个敢在殿试中用周公训诫成王的口吻来对天子说话的年轻人，他要表达的不是对权力的顺从，而是想要打破现状、施展抱负的勃勃野心。在那些习惯了按部就班的老官僚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才华，这是刺头，是不懂得敬畏，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

皇帝不要一匹脱缰的野马，他要的是一头能老老实实拉磨的温顺骡子。

就在这一科殿试中，最终裁定的状元，落在了杨寘的头上。

杨寘这个名字，在历史上远没有王安石响亮。但他有一个非常显赫的家庭背景，他的兄长杨察官至户部侍郎、三司使，还是朝中重臣晏殊的女婿。更关键的是，杨寘的文章和他的性格一样，四平八稳，温和谦逊，挑不出任何毛病，也看不出任何锋芒。

这是一个绝对安全的选择，杨寘不会给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带来任何震动。这场风波在客观上，也就此成就了杨寘的状元及第。

直到最后拆封唱名、看清名次时，宋仁宗满意地点了点头。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决定：通过提拔温和稳妥的杨寘，压住了那个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狂气、带着一身傲骨的王安石。虽然在定名次时他并不知道那是王安石，但这种巧妙的名次置换，却仿佛在冥冥之中契合了守成帝王的心意。他自以为保全了祖宗传下来的温柔敦厚，保全了朝堂的太平。

后来的很多读书人，甚至包括一些写史书的人，都纷纷夸赞宋仁宗有先见之明。他们觉得，皇帝在王安石二十多岁的时候，就通过孺子其朋这四个字看穿了他骨子里的执拗和强硬，提前做出了压制，这简直是圣人的智慧。

然而，这真的算是一种智慧吗？

先见之明的黑色幽默

那一次的挫折，并没有让王安石变得圆滑和顺从。相反，这次意外的落榜首和失意，反而像是一场炉火，淬炼了他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头。

虽然名列第四依然是无数人难以企及的荣耀，但这种与状元失之交臂的遗憾，并未让他心灰意冷。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王安石没有像其他少年得志的进士那样，在京城里拉帮结派、钻营升迁。他外任为签书淮南判官，在地方基层一干就是很多年。他治理地方，修水利，办学校，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

与此同时，他身上的那股锐气与锋芒，不仅没有被岁月磨平，反而变得更加坚硬，变成了一种近乎顽固的原则。

到了宋神宗继位的时候，面对已经积重难返、财政崩溃的帝国，年轻的皇帝急需一个能够帮他破局的人。这时候，已经在地方历练得刀枪不入的王安石，带着他那股积蓄了三十年的硬骨头，重新回到了朝堂的中心。

当他开始推行变法的时候，那种终身不屈、勇于任事的性格彻底爆发了。

面对全天下保守势力的疯狂围攻，面对昔日好友的决裂，他扔下了那句震动历史的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这时候，那些反对变法的士大夫们，纷纷翻出当年的旧账。他们叹息着说，当年仁宗皇帝真是太伟大了，一眼就看出这小子狂放不羁，竟然敢在考卷里写下孺子其朋，根本不把天子放在眼里。当年不让他当状元真是明智，现在看，他果然把天底下的规矩都给折腾乱了。

这种言论，看似是在夸赞先帝，实则是北宋官场最深沉的悲剧。

他们把畏事避难当成了聪明，把暮气沉沉当成了盛世的基石。他们以为，只要把所有有棱角的人都按下去，大宋朝就可以永远这样平平安安地混下去。

当一个大坝出现裂缝，最聪明的办法不是去把指出裂缝的人关起来，也不是假装看不见去维持表面的太平。如果一味地用泥沙把出水口堵死，假装一切安好，那么在几十年后，迎接帝国的绝不是永久的安宁，而是积蓄已久的洪流瞬间将整个大堤冲垮。北宋朝廷对这种锐气的恐惧，其实就是这种不断往后拖延问题的鸵鸟心态。

宋仁宗当年在阅卷时说的那句不可魁天下，自以为是掐灭了一个不安分的火苗。但他并不是这样阻止了变法，他只是把一种本可以在体制内慢慢消化、温和释放的改革锐气，逼成了一股在体制边缘不断积蓄、最终不顾一切要砸碎旧体制的狂飙。

大宋朝在殿试的终局里选了四平八稳的杨寘，却终究容不下那个想要力挽狂澜的王安石。

老达子说

大宋朝最终留住了听话温和的杨寘，却永远错过了不屈不挠的王安石。

宋仁宗以为自己提前掐灭了一个隐患，可他真正做的，只是把一份本可以在体制内慢慢消化的锐气，逼成了几十年后掀翻旧秩序的那股狂飙。历史最后记住的，从来不是那句不可魁天下，而是被这句话逼到墙角、最终改写了整个王朝走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