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他后来说出的那句话，其实不是表演，而是一个人对自己身份的诚实表达：“我在美国出生、长大，当然是美国人。但我的祖籍在中国江苏太仓，我是完完全全的中国人。按照科学术语的说法，我身上百分之百的基因是中国的。”
2024年12月，他以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首席科学家身份访问上海交通大学，在报告中从工业和农业革命带来的气候危机引入，强调了创新的迫切性，呼吁在生产总值的评价标准外更加关注个体人的生活水准。他在中美两国之间保持着务实的学术往来，这种姿态在如今剑拔弩张的中美科技关系格局下，显得尤为珍贵。
这一轮打压的手段也更为隐蔽：执法从刑事起诉转向民事诉讼、签证撤销与边境盘查，“更低调，但更有效”，而且不引起太多公众关注。2026年6月，FBI在近几个月内接连逮捕多名在美高校任职的中国研究人员，其中一起案件涉及密歇根大学中国科学家走私生物材料，助理检察官在庭上亲口承认”没有证据证明有恶意”，却仍要坚持追诉。以”罪”之名行打压之实，逻辑早已不重要，目标才是关键。
这场打压的代价是有数据可循的。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研究显示，“中国行动计划”实施后，离美华人科学家激增75%，2021年多达2621名华人科学家离开美国。
而在2026年，这一趋势正在加速。据报道，2025年选择回国求职的中国应届留学生人数较上年增长12%，自2018年以来已翻了一倍以上；一项针对海外在读博士生的调查也显示，毕业后计划回国发展的人数比例从2024年的38%大幅提升至2025年的59%。一位在马里兰大学任职30余年、后来回国的癌症研究学者陆五元这样描述自己的选择：在特朗普首任期内遭调查后，他忍无可忍放弃美国教职，受聘进入招揽他多年的复旦大学，在上海继续深耕传染病研究。这不是个例，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结构性迁移。
科技人才的流向本质上就是国家竞争力的流向。曾亲历”中国行动计划”迫害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陈刚指出，该计划不仅具有歧视性，而且损害了美国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的能力。美国的科技霸权建立在人才开放引进的基础上，而它正在亲手拆毁这一根基。
中国则在持续完善人才引进机制——202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海外）项目继续面向全球招募，旨在吸引和鼓励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方面已取得较好成绩的海外优秀青年学者回国工作，培养有望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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