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视土为威胁？以色列终于摊牌：美国靠拢安卡拉让其不安

安卡拉在华盛顿眼中的价值上升，正在增强其地区影响力，同时也暴露出其与特拉维夫对抗的边界。从现实层面看，土耳其和以色列目前都谈不上对彼此构成生存性威胁。

两国关系的历史也远比近年来敌对言辞所呈现的更久远、更深厚。1949年3月28日，在以色列建国不到一年后，土耳其便承认了以色列，成为首个这样做的穆斯林占多数国家。

埃尔多安执政时期，两国关系在外交和舆论层面多次恶化，但其战略和商业基础却表现出相当强的韧性。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曾支持美国主导的“大中东”倡议，并公开称土耳其是这一倡议的共同主席之一。安卡拉还在重塑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战争与政权更迭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7年9月6日晚，以色列战机在“果园行动”中打击了叙利亚代尔祖尔省疑似位于阿尔基巴尔的核设施。事后，在土耳其哈塔伊省和加济安泰普省发现了外挂油箱，显示这些战机返航时曾穿越土耳其领空。安卡拉就领空遭侵犯提出抗议，而时任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后来表示，如果以色列战机确实进入了土耳其领土，他对此致歉。

经济联系同样挺过了一次次政治危机。即便在以色列对加沙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期间，面对国内不断加大的批评声浪，安卡拉起初仍维持了与以色列的贸易。

2024年5月，土耳其正式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进出口贸易，但阿塞拜疆原油仍通过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管道和土耳其杰伊汉港运往以色列。这一区分使安卡拉既能为其禁运辩护，又能让石油运输继续进行，因为后者不属于双边直接贸易范围。

因此，以色列对土耳其日益增长的敌意，源头并不在于眼前的军事威胁，而在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担忧。美国在黑海、高加索、中亚、东地中海和黎凡特对安卡拉的需求都在上升。以色列领导层担心，土耳其影响力随之扩大，最终会削弱以色列自身的战略地位。

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处在多个与美国政策密切相关的地区交汇点。无论是西方在黑海和高加索遏制俄罗斯、限制外部力量向中亚延伸影响，还是在西亚向伊朗施压，土耳其都不可或缺。其地理位置、国防工业、对能源通道的控制，以及规模庞大且拥有实战经验的武装力量，使华盛顿和北约越来越难以绕开它。

特拉维夫希望遏制土耳其实力，但土耳其对以色列最主要的支持者美国而言却越来越重要。随着安卡拉在美国主导秩序中的地位增强，以色列遏制土耳其的努力，可能会干扰华盛顿更广泛的地区布局。美国明白这种张力，并试图把两国都维持在一个共同的战略框架内。

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汤姆·巴拉克在地区事务中扮演了异常广泛的角色，有时与其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使节，不如说更像华盛顿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之间的危机处理者。这一角色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防止土耳其与以色列的紧张关系脱离美国控制。

安卡拉自身的政治脆弱性，也限制了它的回旋空间。埃尔多安政府正面临严重的国内合法性危机，而对反对党的打压、对政治对手的监禁，以及权利与自由的持续侵蚀，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危机。

因此，它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那里获得的支持，价值也随之上升。这种依赖限制了安卡拉对以色列能够采取多大程度的行动，不论其公开言辞多么强硬。

尽管如此，当前争端仍横跨多个战线，包括加沙和巴勒斯坦、叙利亚正在形成的安全秩序、东地中海的能源通道与海上主张，以及西亚更大范围内的影响力竞争。这些分歧叠加在一起，已经开始影响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而华盛顿仍需要让它们站在同一阵营。

美国正把自身的全球战略转化为北约战略，让联盟成员围绕主要由华盛顿设定的目标行动。今年早些时候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已经显露出这一努力带来的紧张。

华盛顿希望北约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在乌克兰战争和对伊朗对抗中承担更大角色，并把更多注意力转向亚太地区。它还希望联盟成员增加军费开支、扩大军力，而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支出最终会回流美国军工产业。

特朗普长期反感欧洲依赖美国保护，这一立场也塑造了此次峰会。他要求欧洲国家承担更多责任、提高国防开支，这一要求主导了会议进程。峰会并未解决过去两年里华盛顿与欧洲盟友之间不断加深的分歧，只是暂时控制住了这些矛盾，从而促成新的承诺。

华盛顿把重新武装描绘成解决这些分歧的办法。其直接目标，是推动北约成员把国防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并建立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武器采购循环，而美国制造商将是主要受益者之一。

根据《安卡拉宣言》，北约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797亿美元，用于军事装备、援助和训练；峰会发布的声明还包括数百亿美元的新采购计划。

土耳其在这一新兴“北约3.0”中的角色正稳步扩大。它正被塑造成一个前沿国家，承担华盛顿赋予的重要任务。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国对安卡拉发生政治变动兴趣不大，并且在更大战略利益攸关时，仍愿意对该政府的强硬治理做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华盛顿而言，土耳其的价值首先在于其地理位置和军事能力。它位于黑海、东地中海和西亚的交汇处，是北约南翼的核心支柱。土耳其通向黑海，毗邻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又是进入高加索和中亚的门户；再加上不断增长的国防产业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使其拥有其他多数北约成员难以复制的作用。

因此，土耳其正逐渐超越其作为北约边缘国家的传统定位。在联盟不断演变的姿态中，它越来越被视为一个中心枢纽和前沿基地。阿达纳第6军团新设总部，以及北约设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上组成司令部，都是明显信号。

特朗普借安卡拉峰会释放出美土防务关系可能重启的信号。他承诺取消因安卡拉购买俄罗斯S-400系统而施加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制裁，并表示土耳其可能重返F-35项目。围绕美国批准土耳其“可汗”战斗机项目所需发动机和其他部件的讨论也在继续。

这些举措仍面临法律、国会和技术层面的障碍，谈判也仍在继续。但其政治方向本身已具有重要意义。以色列公开反对恢复土耳其获取F-35的渠道，担心这会改变地区力量平衡，并削弱以色列战略所依赖的“定性军事优势”。

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日益敌对的言辞，是否可能走向战争？美国和北约又将如何应对？从理论上看，直接的大规模战争并非完全不可能，但在可预见的近期内，这种可能性很低。更现实的危险，是间接对抗、代理人升级，或在叙利亚发生意外冲突。

多重因素都在约束双方。两国并不接壤，同时都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足以让对方付出高昂代价。美国和其他北约主要国家也会努力阻止直接冲突，因为这可能破坏东地中海和西亚的稳定。一旦局势升级到那一步，对能源通道、商业和金融市场造成的全球后果，也会让外部力量有更强动机提前介入。

更可能引发冲突的路径在别处。土耳其和以色列战机可能在叙利亚领空对峙，而错误情报或误判也可能引发有限军事事件。无人机或导弹打击、特种部队行动，以及借助地区武装组织升级局势，都为双方提供了在不正式宣战情况下施压的手段。

因此，即便公开战争得以避免，政治、外交和情报层面的竞争仍会持续加剧。叙利亚和东地中海，仍是最可能发生有限冲突的场域。

如果战斗扩大，北约的反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冲突从何处、以何种方式开始。如果以色列直接攻击土耳其领土，北约第五条可能被援引，但该条款允许各成员自行决定其认为必要的援助方式，并不保证一定进行军事干预。

如果冲突涉及土耳其在叙利亚的部队，或者安卡拉被认定为战争发起方，那么触发集体防御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华盛顿很可能首先寻求控制冲突，同时继续维持对以色列的双边军事和情报支持，这意味着土耳其几乎无法确信自己会得到北约有实质意义的支持。

安卡拉几乎没有多少办法能够抵消这种失衡。它与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不断加深的防务联系，不太可能发展成一个类似北约第五条的独立集体安全条约，因为土耳其的北约成员身份限制了它加入一个竞争性军事集团的能力。

土耳其对华盛顿的价值正在上升，其国防工业不断扩张，在周边多个地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难被以色列忽视。它身处美国主导的联盟结构之内，这一位置仍在限制它在两国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挑战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