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这项总奖金400万港元的世界性文学大奖，为何而立？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周智琛 橙新聞）

聚焦港澳台及海外地区华语文学作家作品、四年一届、总奖金400万港元的文学盛事——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奖”日前在香港启动。奖项为何落户香港？为何命名“华语文学奖”而非“华文”，一字之差背后蕴含何种深意？分享一篇媒体人手札，或可为你拆解经纬。

世界华语文学高地的隆起

文｜周智琛

七月中旬，正是一年里日光最烈、海水最蓝的时候。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那边，第三十六届书展开着，人声沸沸，人潮漫溢。在这文字和人潮的汪洋中，有一大事庄严揭幕，要为一种世界级的语言开辟万里通途，不疾不徐地，通往将来。

一个世界华语文学荣誉的诞生

此即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大会暨世界华语文学奖之新闻发布会，会场不在别处，正隐于书展腹地一厅堂之中。四方学者、文坛耆宿和海外写作者齐聚一堂，旧雨新知，欣欣然，气氛也颇从容。

特区行政长官题辞嘉勉并允任大会名誉顾问，署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到场致辞，宣示此全球首办之文学盛事落户香港，谓其足证香港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之要冲。作为大奖主办方，世界华语文学基金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的负责人也各自说了话。而后，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奖细则逐一揭晓：长、中、短篇小说及诗歌、散文各设两席，另加杰出贡献奖2至3席，总奖金高达400万港元，单项最高50万；四年一届，面向中国港澳台及海外，首届定于2027年2月底颁奖。

紧接着，施战军、刘震云、郑培凯、谢有顺四人登台，以“在香港，看见华语文学之光”为题对谈。谢有顺从岭南文化的多元中确认华语文学的世界坐标，谓文化要有生命力，一定要“杂交”；刘震云以“不同”二字点破创新的前提，“不一样就对了”；施战军将香港比作容器、路径及园地；郑培凯则回忆在美国接触到的老一辈华文写作者，为世界华语文学奖注入了精神原乡之思。

坐在席间，我抬头看那世界华语文学奖的标识，是一个深绿的“華”字。它安静地凝视着这个世界，看去是柔和的，又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里面轻轻地动着。字里那些平行的线条，横横竖竖的，像一行一行写下来的文字，从这边到那边，不知经过了多少时日；又有点像五线谱上的音符，只等着有人来唱。这实在是一个很巧的构思——这些线条，叫人不由得想到，它们是从各处来的，说着各样的话，过着各样的日子，可是到了这里，却合在了一处。由此，我也读懂了大会的主题词：我们都是故事的主角。

华语文学如何为自己找到名字

想到这些，我内心自然激动。此奖之设，看似一条新闻，背后却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几代华语写作者、研究者、出版人共同耕耘的文学长河，终于在此刻汇入了大海。

1978年，曾敏之在广东文联率先呼吁学界关注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次年，《花城》创刊号上刊出《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内地涉足此域，实自此始。1982年，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在暨南大学召开，此后会议数易其名，至1993年方定名“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每次改名，都是一回视野的开阔，如树之长，年轮渐展其冠。2002年，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成立，曾敏之时年八十五，被推为名誉会长。自1978年发端至此，这位被尊为“曾老总”的文学活动家，为世界华文文学完成了正名与立学两桩大事。

然而，有了学会、研讨会、学术期刊，独缺一个面向全球的华语文学奖。曾敏之于2015年辞世，未能等到为世界华文文学公开加冕的那一天。此后十余年间，学术版图持续扩展，创作实践愈见活跃，海外华语写作已走到需要被世界性荣誉照亮的历史节点。

追溯海外华语写作的历程，大抵可分三波浪潮。晚清以降，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时的文字开其先声，林语堂以《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向西方讲述中国，两度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49年后，部分华语文学写作者相继离土，在异邦以母语继续写作。

这些写作，水准早已不逊于任何语种的文学创作。然而这个世界，始终缺一个以华语为名、面向世界、足以与布克奖、龚古尔奖比肩的荣誉机制。哪怕是获得了诺奖也是瑞典学院的选择，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也是美国文学界的确认，它们各有归属，却没有一个是华语世界自己设立、为中国港澳台和海外华语写作而设的。

此次世界华语文学奖的设立，未尝不可视为对这一历史性缺憾的回应。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华语文学奖用的是“华语”，不是“华文”。考之往昔，这两个词在学术上向来通用，但华文落在“文”上，指向书写下来的成品；华语之“语”，不限于纸墨之间，更藏于母亲抚儿入睡时的低吟浅唱，流于巴刹里贩夫走卒的讨价还价，也隐于天涯游子的那一声乡音。以“华语”立名，等于把根扎进了语言生活的全部现场。这种包容性和世界文学研究中“语种文学”的概念相通，它认的是语言共同体的边界。

世界性之问

当今世界性文学奖项大约分三种：全球性，语种性，国别性。世界华语文学奖是语种性的，以华语为唯一载体，和布克奖、龚古尔奖站在同一排，可它又不止于语种性。

然而有一个问题回避不掉：一个以“世界”为名的文学奖，首届小说、诗歌及散文奖评选只面向中国港澳台及海外。我们知道，在内地，茅盾文学奖等权威奖项已形成成熟体系，而港澳台及海外华语写作长期游离于任何世界性荣誉机制之外。也许“补位说”无法完全解释“为什么叫‘世界’”，但我理解此奖的补位逻辑于此确有实践依据。

从历史看，世界华语写作天生带着“离散”的印记，然而只看见离散，就只看了一半。作家散在四方，华语本身即是那根看不见的线，将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境遇的人，轻轻拢在一处。翻译是一种聚合，譬如《流俗地》到了英语读者的书架上，黎紫书笔下小人物的悲欢便越过了语言的边界；改编也是一种聚合，譬如《对倒》化作了《花样年华》；而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奖，也是一种聚合。

香港值得这个起点

如果要论香港在世界华语文学版图上的位置，怕是没有第二个地方，能像香港这样既容得下流离，又生得出新枝。

自1930年代起，香港即是中国文学的催生地。许地山南下主持港大中文系，病逝于此；萧红在港完成《呼兰河传》，1942年亦殁于这块土地；茅盾编副刊、写时评；戴望舒在日据时期身陷囹圄，狱中写下刚烈诗篇；叶灵凤1938年抵港，此后三十七年未离。及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十一载，写下大批重要诗作；施叔青以《香港三部曲》留下外人视角的深沉注脚。而这座城市自身也长出了文学心跳：刘以鬯以《对倒》启发王家卫的《花样年华》，金庸以武侠为整个华语世界造了一个共同的江湖，西西以《我城》开华语城市文学之新境，也斯写食物、写跨文化经验。

这片文学星群能聚拢起来，靠的是香港近百年的出版和报刊传统。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中华书局等出版社，从战时维系华文出版的命脉，到冷战中沟通两岸文化，再到新世纪打通全球发行网络，始终在做一件要紧事：让华语的书有地方出，有路子走。报刊副刊更是香港文学独有的沃土。《大公报》《文汇报》《明报月刊》《星岛日报》《中国学生周报》等数十年来为南来作家和本土写作者辟出方寸园地，绝大多数散文、新诗和短篇小说是在副刊版面上首度面世的。这些副刊日复一日地确认着何为好的华语写作，如若讲这是香港文学最持久的“文学奖”，也不为过。再往深里说，一个真正伟大的文学奖，最依赖的，正是这种看不见的基础设施。

说到主办方，也值得再提一笔。世界华语文学基金会，负责奖项的统筹、评审和推广而中华文学基金会是内地文学公益方面的重镇，多年来在扶持作家、资助出版、推动文学教育上用力甚勤，积累了厚实的家底。

香港还兼有内地市场的纵深与国际化的便利，据此说它是华语文学走向世界的天然门户，并非溢美之辞。世界华语文学奖落户于此，意义便不止于补一个奖项的空白。文学是文明互鉴最深层的通道，华语连接着十几亿人的内心世界。一个以华语为名、立足香港、面向全球的文学奖，说到底，是在不同文明之间架一座伟大的桥。

四年一届的周期，不追热点，不赶年关，把营销与即时利益挡在外面，让时间做评委的朋友。交给时间，交给作品，交给一代又一代人去慢慢检验。

我始终是乐观的。世界华语文学是一片大陆，而此刻，一座高地正慢慢隆起。这隆起不是凭空来的，底下是经年的创作与学问功夫。然而一座高地虽已隆起，真正的高度并不取决于发布会上的言辞，而取决于十年后、二十年后，写作者们还愿不愿意把它当一回事。

（作者为知名传媒人、财新传媒副总裁、财新创意董事长，由于篇幅所限，刊出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