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在疾控中心干了十五年,什么样的病人没见过。
吸毒的,卖血的,混圈子的。各种感染途径,各种人间惨剧,我自认为心理素质已经练得刀枪不入了。
但那天下班前接诊的那个36岁女人,让我一宿没合眼。
我叫陈芳,是市疾控中心艾滋病确诊实验室的医生。说得通俗点,谁查出来阳性,都得先过我这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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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快下班,护士小李探进头来:“陈医生,还有个初筛阳性的,需要您做确诊咨询。”
我看了一眼表,四点五十。
“让她进来吧。”
门推开,进来一个女人。
说实话,第一眼我没把她跟阳性联想在一起。三十六岁左右,穿着得体,化着淡妆,像写字楼里随处可见的那种白领。不是那种会让人多看一眼的长相,但也绝对不差。
唯一不对劲的是她的脸色。
灰白。不是累的那种白,是那种被什么东西把魂儿抽走了的白。眼眶红着,像哭了很久,又像是哭干了眼泪,只剩下一种空洞的绝望。
她低着头坐下,手指死死攥着包带,指关节发白。
我翻了一下初筛报告,例行公事地问:“叫什么名字?”
“林雅。”
声音很小,像蚊子哼。
“知道初筛结果了吗?”
她点点头,不说话。
我看着她攥包带的手在发抖,指甲都快嵌进掌心里了。心里叹了口气。这种反应我见得太多了——恐慌,无助,不敢相信,希望是搞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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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筛阳性不代表确证,我们需要再做一次确证检测。如果确诊也是阳性,那才能确定。但在此之前,我需要了解一下你的情况。”
她抬起头看着我,嘴唇抖了半天,突然问了一句话。
“医生…一次也会感染吗?”
我没反应过来:“什么一次?”
她把脸埋进手里,肩膀剧烈颤抖。
“我就见了他一次…就一次…”
我给她倒了杯水,等她情绪平复下来。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听见墙上的钟滴答滴答走。走廊外头有病人说话的声音,模模糊糊传进来。
林雅喝了口水,杯子攥在手里,迟迟不说话。
我也不催她。干这行久了,知道有些话需要时间,有些羞耻比刀子还锋利。
过了大概五分钟,她终于开口了。
“三个月前…我在一个社交软件上认识了一个外国人。”
听到“外国人”三个字,我拿着笔的手顿了一下。
不是歧视,是职业反应。这些年接触的病例多了,交叉感染的案例不是没遇到过。外国人、跨国、社交软件——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我心里已经有了不太好的预感。
“他说他叫马克,做国际贸易的,四十出头。我跟他聊了一个多月,每天聊,从早聊到晚那种。”她说到这里,声音抖得更厉害了,“他会说中文,很温柔,每天说很多…好听的话。”
我低头在记录表上写着,笔尖有点涩。
“后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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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约我见面,说走之前想见一面。我想着就是吃个饭,就去了。”
“吃饭的地点在哪里?”我问。
“一家西餐厅。吃完饭他说时间还早,就去他酒店附近的一个酒吧坐了一会儿。他点了几杯酒…”
说到这里,她停住了。
我没催,等着。
“医生,”她突然抬起头,眼圈红得要滴血,“你说我怎么那么蠢?我明知道不应该跟陌生男人去酒店,可我还是去了。我明知道不应该喝酒,可我还是喝了。我什么都明白,可当时就是…就是管不住自己。”
她说话的逻辑有点乱,声音忽大忽小,像溺水的人在水面上挣扎。
“就一次。就那一次。他第二天就走了,后来就联系不上了。我以为…我以为就是遇到了个骗子,顶多骗感情骗身子。我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
泪水从她指缝里淌出来,落在诊室的白瓷砖地上。
我从纸巾盒里抽了两张纸递过去。她接过去,胡乱在脸上擦了两把。
“他说过什么吗?关于自己的身体状况?”我问。
“没有。他什么都没说。他如果说了,我死都不会…”
她说不下去了。
我心里叹了口气。如果他真的感染了,他未必不知道。如果他明知道还故意隐瞒,那这就不只是道德问题,是犯罪。
但如果他自己都不知道呢?
或者更糟糕的——他已经回国了,这案子连跨境追查的可能性都没有。
林雅的情绪平复了一些之后,我开始问一些必须要问的问题。
“这三个月内,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性伴侣?”
她摇头,摇得很用力:“没有,一个都没有。”
“跟家人有没有共用过剃须刀、牙刷?”
“没有。”
“最近有没有输过血?拔过牙?做过医美?”
“都没有。”
我问得很细,她回答得很干脆。
那答案就很明确了。
“也就是说,你觉得唯一的暴露风险,就是那一次?”
她点头,然后又像被电了一下似的,猛摇头:“但是医生,那一次他没有用…没有用安全套。我当时喝多了酒,脑子不清醒,事后我吃了紧急避孕药,我以为…我以为那样就没事了…”
说到这里,她突然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医生,艾滋病能治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全是恐惧和最后一点侥幸。
“如果你确诊的话,”我尽量让声音保持平稳,“目前的医学水平没办法根治。但是规范治疗可以把病毒载量控制到检测不出的水平,寿命和生活质量跟正常人相差不大。”
我顿了顿,又加了一句:“前提是规范治疗。”
“那我还能结婚吗?还能生孩子吗?”
她问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声音是抖的。不,是整个人都在抖。
“可以结婚,但法律规定必须如实告知伴侣你的感染情况。至于生育,现在有母婴阻断技术,成功率在95%以上,但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我说得很平静,这些数据、这些流程,我说了没有一千遍也有八百遍。但这一次,每一个字说出来,心里都堵得慌。
因为我能看到她的表情。
那种表情,像是被人用钝刀子一刀一刀在割肉。
“告知伴侣…”她喃喃重复着这几个字,然后惨然一笑,“谁会跟一个艾滋病人结婚?”
我没说话。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这句话太沉了,我接不住。任何漂亮话在她面前都站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