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明评贾平凹，犹如胡汉三用脚践踏“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匾一样

换掉伟人手书《延河》刊名，和胡汉三践踏工农政府牌匾。

有看过《闪闪的红星》的观众都记得经典一幕：红军撤离乡村后，还乡团头目胡汉三卷土重来，一脚踩烂“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匾，换上代表旧势力的乡公所招牌，宣告旧秩序卷土重来。独立评论员郭松民近日撰文直指：贾平凹私自换掉经中办审批、沿用近60年的伟人集字《延河》刊名，行为内核和胡汉三践踏革命牌匾如出一辙，是对红色文艺精神蓄意的亵渎。

在《此〈延河〉非彼〈延河〉》一文中，郭松民写下犀利原文：贾主席用自己的“书法”取而代之，更像是一种蓄意的亵渎，并从这种亵渎中，获得一种变态的快感——犹如胡汉三用脚践踏“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匾一样 。这句话，戳破了这场持续近十年文坛风波的核心矛盾。

很多人把这件事简单理解成“书法好坏之争”，觉得不过是换了两个封面字，大可不必上纲上线。可只要理清《延河》刊名的来龙去脉，就会明白这场替换，从头到尾都逾越了公共文化、红色传承、公职权责三重红线。

《延河》创刊于1956年，是陕西省作协主管、财政全额供养的公办省级文学核心期刊。1960年，编辑部专门从伟人各类文稿中甄选墨迹集出“延河”二字，整套方案经过中央办公厅专项审批正式启用，一用就是整整58年。

延河、宝塔山，是延安革命圣地的精神图腾；伟人手书的刊头，象征着《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锚定了“文艺为人民、为工农兵服务”的办刊根本宗旨。路遥、陈忠实等一代代文学陕军，都在这本红色刊物上发表作品，它承载的不只是一本杂志的刊头，是西北文艺界代代传承的红色文脉，属于全民共有的公共文化资产，不属于任何一位主编个人。

2016年底，贾平凹兼任《延河》主编、陕西省作协主席。履职仅7个月，2017年第7期刊物，在没有上级专项审批、没有编委会集体研讨、没有面向读者公示告知的前提下，直接撤下沿用半个多世纪的伟人集字刊名，换上贾平凹个人手写字体，封面堂堂正正标注“平凹题”，还加盖了私人篆刻印章，把公办刊物封面变成了个人书法宣传页。

舆论哗然之后，编辑部没有公示审批材料、没有公开整改说明，仅仅悄悄抹掉了落款和私章，贾平凹题写的刊名依旧保留，一沿用又是九年，至今没有给出合规解释。

郭松民在文章中点透了本质：改动两个刊字，换掉的不只是书法字体，更是这本公办刊物的服务立场。原本承载红色文艺初心的《延河》，在这场私自改动后，服务大众的公共阵地，悄然沦为文坛小圈子、个人名利宣传的自留地。就像胡汉三砸掉工农政权牌匾，推翻的是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秩序；私自换掉红色审批刊头，消解的是延安文艺服务人民的根本立场 。

有人辩解：不过是字体调整，没必要过度解读。可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如果省级党报、重点高校校名的伟人题字，任由一把手凭着个人喜好随意替换，公众能够接受吗？

公办期刊核心视觉标识调整，有着严格管理规定：涉及伟人墨迹、红色历史符号的改动，必须上报主管单位层层审批，组织党史、文学专家联合论证，必要阶段还要公开征求读者意见，全程留档备查。《延河》这次改版，跳过了全部法定流程，仅凭主编个人意志就改动中央审批的红色标识，本身就是程序违规、公器私用。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资源滥用。贾平凹的书法作品市场标价不菲，全国公开发行的《延河》每期数十万册，长年在封面展示其私人题字，等于用纳税人供养的公办刊物，免费为个人书法作品打长效广告。手握作协、期刊双重公职权力，把公家宣传阵地变成个人名利的展示台，这种权力边界的模糊，才是大众愤怒的根源。

1988年中办国办明文规定，在世人物不得修建纪念场馆、大肆个人造势；公职文化阵地更不能沦为个人歌功颂德的工具。一边是多地为贾平凹兴建十余座个人艺术馆，打造“活人生祠”；一边是执掌公办文学期刊，私自替换红色官方刊名扩张个人印记，两件事结合在一起，很难不让人质疑权力滥用、公器私用的问题。

我们从不否定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成就，作家拥有文学创作、书法创作的个人自由，但公职身份、公办文化阵地，自带公共约束，不能把公权管辖下的红色文脉，当成满足个人虚荣心的筹码。

我们包容文艺创作多元化，也尊重书法家的个人笔墨，但公共红色符号、中央审批的官方刊头，任何人没有私自替换的权限。胡汉三复辟旧秩序、践踏人民牌匾被钉在耻辱柱上，如今新时代的公共文化阵地，更绝不允许有人借着职务便利，随意篡改红色精神标识。

九年悬而未决的刊名争议，不该就此不了了之。公众诉求很简单：公开当年刊名更换的全套审批手续、决策人员名单，厘清越界改动的责任；归还《延河》原本的红色刊头，把属于人民的文艺阵地还给人民。文艺工作者可以追求个人艺术造诣，但绝不能侵占公共文脉、亵渎革命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