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常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但在1985年的晋城,摆在41岁的薛荣哲面前的,不仅是一个“穷”字,更是一片真正的“荒”。
这一年的晋城,刚拿到国务院的“升格令”,从一个小县城摇身一变成了地级市。这本该是件敲锣打鼓的大喜事,可真到了现场,你就能感受到一股透心凉:城里没高楼,财政没余钱,市政府的牌子只能临时挂在个简陋的办公楼前,办事人员凑不齐,办公桌椅还得东挪西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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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薛荣哲接手的首任市长摊子——一张大白纸。别人当市长是去“坐堂”,他这个市长,得先去“搭台”。
说起来,薛荣哲根正苗红,父亲曾是山西政坛响当当的人物,可他这人偏偏不拼爹,专拼手。早年他是中科院原子能所搞放射化学的研究员,后来一头扎进工厂,从大同半导体厂的政工干到齿轮厂的书记。这双手,既拿过试管搞实验,也沾满机油修机器。正是这段“接地气”的经历,让他看问题从来不飘。
当了市长,他没急着在市区画大圈,也没急着喊口号。薛荣哲带着人一头扎进了晋城的六个县区,花了大半年时间,不去听汇报,专往田间地头和工厂车间跑。他看老百姓锅里煮啥,看乡镇厂子里造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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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看,心里就有数了。晋城这地界,是个典型的“虚胖”身子——市区是个软脚虾,底下的县域却是硬骨头。高平有煤,阳城有铁,沁水有林,陵川有药,各县都有各县的绝活。
按当时的常规路数,新建地级市肯定得先把市中心建设得高大上,用城区去带动县里。可薛荣哲一算账,兜里那点钱,连修几条像样的马路都不够,哪来的底气搞“大城市梦”?
既然财力不够,那就得换个脑筋。这位昔日的原子能研究员,把“辐射”的概念搬到了城市建设上,硬生生搞出了一套当时全国独一份的发展逻辑——他管这叫“众星捧月、群马拉车、接力辐射”。
这话听着挺玄,其实就是句大白话:既然月亮(市区)现在还不够亮,那就先让星星(各县乡镇)闪起来。别指望市区这一匹马拉着全车跑,要让底下的六个县区都变成马,群马拉车,跑得才快。
这在当时可是离经叛道的想法。不少专家直摇头,说哪有地级市不抓中心、反倒去捧乡镇的?薛荣哲在会上把桌子一拍:“不是我不想搞中心,是咱们现在的财力搞不起!先把下面的星星点亮了,月亮自然就亮了。”
这就是一场现实的“农村包围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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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这盘棋下活,薛荣哲定了个规矩:市区别跟下面抢生意,咱们做服务、做研发、做集散;乡镇放手去搞生产、搞加工。城里负责“输血”,把外面的技术和人才引进来;乡镇负责“造血”,把农产品和工业品送出去。
这套“七中心辐射”的网络一铺开,效果立竿见影。但他觉得还不够,既然没钱,那就把老百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大刀阔斧地降门槛,鼓励农民进城开店办厂,手续能免则免,税收能减就减。
这下,晋城的农民算是被彻底“引爆”了。路是老百姓集资修的,市场是合伙建的,连工厂都是几个村子凑钱搞起来的。那几年,晋城就像个长个儿的孩子,今天多一条街,明天多一片楼,全是靠民间的力量给顶起来的。
薛荣哲身上有股“闯”劲,这股劲在大同齿轮厂时就显露过。当年他在全省国企头一个搞计件工资,老工人骂他搞资本主义,他拿着计算器一个个车间算账,直到大家明白“多劳多得”才是硬道理。在晋城,他依旧这么敢,在那个年代支持农民建城,这担子不是谁都敢扛的。
1992年,薛荣哲升任市委书记,他眼里的“小康”简单又直白:兜里有钱,碗里有肉,娃有书读,病有药医。在他的推动下,晋城成了全省首个乡镇企业总产值破百亿、农民人均收入破千的地市。
从1985年到1994年,整整十年,薛荣哲把这张白纸画出了一张惊艳的图。当他后来离开时,晋城早已不是那个捉襟见肘的小县城,而是一座在荒野中拔地而起的新城。
2020年,这位77岁的老人在太原离世。他留给晋城的,不仅仅是几条路、几栋楼,更是一套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生存智慧。
真正的掌舵者,不是看他在顺风顺水时能跑多快,而是看他在一穷二白时,敢不敢领着大伙走出一条没人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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