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女儿六岁生日那天，我站在蛋糕店门口，手里攥着草莓味的蛋糕盒。
橱窗映出我的样子，名牌套装，精致妆容，三十四岁保养得当的脸。
六年前我推开那扇门时，穿着三十块钱的睡衣，怀里抱着三个月大的她。
六年后我站在门外，她不要我了。
周国平在门口铺了一块垫子，上面洒了鸡血。
这是我们老家最恶毒的仪式，进门的人，会被门神挡在外面。
他说：“念念说，这辈子不想见到你。”我说不出来话。
这时门缝里探出一个小脑袋，头发剪得很短，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
她看着我，声音不大，每个字却像刀子一样扎进我心口。
“阿姨，我妈走的那天，雪下得很大。我爸抱着我在医院门口等救护车，我发烧四十度。他说我妈去看雪了，看完了就会回来。”
她顿了顿。
“可雪化了，她也没回来。”
01
女儿出生那天，天冷得出奇。
十二月的小县城，产房里暖气片嗡嗡响，声音特别大，像有人拿锤子一下一下敲在铁皮上。
我疼了十二个小时，整个人像被卡车碾过，浑身上下没一处地方不疼的。
护士把我推进产房时，走廊里的白织灯刺得眼睛睁不开。
我听见隔壁产房传来婴儿的哭声，一声接一声，尖尖的亮亮的。
终于轮到我了。
护士把孩子抱到我面前，说是个女孩，六斤八两，挺健康的。
我看着她，那张皱巴巴的小脸，眼睛闭着，嘴巴一瘪一瘪的，像在梦里吃奶。
我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有高兴，也有说不清的委屈。
婆婆周桂英在产房门口等了一宿。
护士推我出来时，我看见她手里的搪瓷缸摔在地上，茶水溅了一地，褐色的水渍拉成一条长长的线。
“赔钱货。”她说。
走廊里空荡荡的，墙上的钟指到凌晨三点，秒针一点一点地跳。
我躺在推车上，看天花板的灯一盏一盏往后退，白得晃眼。
周国平蹲在楼梯间抽烟。
他看见我，掐灭烟头，站起来又蹲下去，挤出一句“他妈的又是女儿”，然后接过孩子，抱了两秒就还给我。
那个夜晚我什么都没说，可心里有块地方，已经碎了。
我娘家在城郊，骑电动车四十分钟的路。
母亲沈慧兰接到电话时天还没亮，她骑着那辆破电动车赶到医院，车筐里放着保温桶。
进门就问：“饿不饿？我给你带了老母鸡汤。”保温桶盖子一打开，热气腾腾的香味飘出来，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婆婆在旁边冷哼一声：“还喝什么鸡汤，奶都没有，喝再多也是白搭。”母亲没说话，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转身帮我掖了掖被角。
她的手粗糙得很，指节粗大，这些年操劳让她的手变了形。
我抓住她的手，她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
周国平坐在病床另一头，手里拿着手机，不知道在刷什么。我喊他，他“嗯”了一声，头都没抬。
“你给念念换个尿布。”我说。
他放下手机，翻了翻尿布，说：“没湿。”我看见了，明明湿了。
“我看见了，湿了。”他又翻了一下，皱皱眉：“就一点点，等会儿换。”
我说不出话来。
女儿在婴儿床里哭，哭声不大，却一声一声扎在心上。
我挣扎着坐起来，腰疼得冒冷汗，一手扶着床沿，一手去够尿布。
母亲看不过去，接过尿布替女儿换上。
她在月子里养了我二十天，每天骑着电动车来给我送饭，来来回回四十分钟的路。
冬天风大，她的脸吹得通红。
婆婆不让她进门，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娘家人少来掺和”。
母亲就站在门口，把保温桶往我手里一塞，转身就走。
有几次我看见她眼角的泪，可她从来不哭出声。
女儿出生三个月，我几乎没睡过一个整觉。
夜里她哭，我爬起来喂奶，周国平翻个身，鼾声又响起来，像火车过隧道一样。
有一次我实在撑不住，推了推他：“你起来抱一下，我腰疼。”他迷迷糊糊说了句“你怎么又喊我”，翻过去继续睡，被子裹得紧紧的。
我坐在床上，抱着女儿，看窗外黑漆漆的天。
冬天的夜特别长，天亮得特别晚。
眼泪吧嗒吧嗒掉，落在女儿的襁褓上，洇开一片湿。
女儿什么都不懂，嘴巴一咧，笑了。
02
女儿三个月零七天，我遇见了刘睿渊。
那天下午，我推着女儿在菜市场门口买菜。
菜市场人挤人，吵得很，讨价还价声混着鸡鸭的叫声。
女儿被吵醒了，开始哭。
我一只手推车，一只手掏奶瓶，正好手机震了。
是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那边说：“晓雪，是我。”
那个声音，我听了两秒就认出来了。
刘睿渊，我初中同桌。
他坐在我旁边两年，成绩好，长得好看，是全班女生偷偷议论的对象。
我在课本上写过他的名字，画过他的侧脸，那张画我一直压在书包夹层里，直到毕业都没好意思送出去。
初中毕业那天，他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等我”。
纸条我保留了五年，结婚那年才烧掉。
“我在你们县城，明天走。”他说，“能见一面吗？”
我握着手机，手心都是汗。女儿在哭，旁边菜摊的老板在喊“新鲜的白菜咧”。好多声音混在一起，可我只听得到他的声音。
那天晚上，我把女儿哄睡着。
她含着奶嘴，小手攥着我的衣领，睡着了也不肯松开。
我一根一根把她的手指掰开，轻手轻脚从床上爬起来。
周国平打着鼾，鼾声一阵一阵的。
我穿拖鞋时他翻了个身，咕哝了一句什么，我吓得停在原地，屏住呼吸。
他没有醒。
我出了门，骑上电动车往市里赶。
十几公里的路，风吹得脸生疼，手冻得发僵。
路上没有车，路灯昏黄，偶尔有一条狗从路边窜过去。
可我一点都不觉得冷，心里烫得很。
县城的酒店大堂亮着灯，暖黄色的光照在瓷砖地面上。
刘睿渊坐在沙发上，看见我进来，站了起来。
他变了很多，瘦了，西装笔挺，下巴上留了点胡茬，看起来成熟了不少。
他笑着看我，眼睛还是当年那样，亮亮的。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他说。
“不，我变了。”我低头看自己的手，食指上还有奶粉的残渣，指甲缝里有洗衣粉的痕迹，衣服上沾着女儿吐的奶渍。
他穿着几千块的西装，熨得笔挺。
我穿着三十块的睡衣，洗得发白。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大堂的沙发上聊了很久。
他说他在马来西亚做贸易，公司刚起步，缺人手。
他说他这些年去过很多地方，非洲、欧洲、南美，最后发现最让他惦记的，还是当初那些日子。
他说到以前的事时，眼睛看着窗外，好像在回忆什么特别遥远的东西。
说到一半，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挂了。我问他谁啊，他说朋友。他的表情有点不对劲，可我那时候没多想，满脑子都是这个男人说的话。
“你要是愿意，跟我一起走。”他说这句话时，真诚得很，眼睛直直看着我。
回到家里，天已经快亮了。
女儿在哭，周国平睡得死沉，呼噜声震天响。
我抱起女儿，哄了半天她才不哭了。
她看着我，大眼睛里映着台灯的光。
我眼泪一滴一滴掉在她襁褓上，她伸出小手，抓我的脸。
那些日子我整个人都是分裂的。
白天推着女儿买菜做饭洗尿布，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那晚他说过的话。
我把那些话翻来覆去地嚼，嚼到最后，什么味道都没了。
婆婆来了好几次，每次进门第一句话就是：“奶够不够？”我说够。
“够怎么孩子那么瘦？你看隔壁张家的孙子，三个月养得跟年画娃娃似的。”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她又说：“谁谁谁家媳妇，生完孩子就下地干活了，奶水足得很。你这天天躺在床上，能有什么奶？”
晚上周国平下班回来，我把这事跟他说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就不能忍着点？她也就那点爱好，让她说几句又不会少块肉。”我说我忍得够多了。
他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点不耐烦：“那你想怎么样？”
那天我抱着女儿坐在阳台，看楼下的人来人往。
楼下刘婶推着孙子散步，李大妈在院子里晒被子，小卖部的老板娘在门口择菜。
这样老的日子，一眼就望到了头。
女儿睡着了，我低头看她。她长得像我，眼睛像我，鼻子像我，怎么看怎么像我。走还是不走，这个问题折磨了我三个月。
03
那三个月里，我翻来覆去想了很久。
我把刘睿渊说的每一句话拿出来反复掂量，把那些话放在心里嚼了一遍又一遍。
他说公司缺合伙人，说他可以给我股份，说我们可以一起把事业做起来。
我不傻，我知道他说的有些话可能只是画饼，可我心里有火。
那股火不知道什么时候烧起来的。
不是对周国平的不满，不是对婆婆的恨，是单纯的不甘心。
我才二十八岁，我不想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生了一个女儿。
我不想像我妈那样，一辈子窝在小县城，从小姑娘熬成老婆子，到死都没出过省。
决定走的那天，是在女儿三个月的最后一天。
那天下午我去了县城医院，坐在妇产科门口的长椅上。
走廊里坐满了等待的人，有的肚子很大，有的抱着孩子。
那些女人，有的年纪比我大，有的比我小，她们脸上写的东西都一样，认命，认命，认命。
我站起来，走到医院门口，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妈，我想出去闯。”
电话那边沉默了很久，只能听见她呼吸的声音。“去哪？”
“马来西亚。”
“去多久？”
“不知道。”她又沉默了一会儿。“孩子呢？”
“留给周国平。”
“你疯了。”她的声音忽然提高，“念念才三个月，你走了她怎么办？”我说妈，我在这里过不下去。
她说：“过不下去也得过，为了孩子。”我说为了我自己呢？
她没回答。
第二天一早，我把离婚协议放在桌上。周国平看完，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跪下来了，不是跪我，是跪在地上，头抵着地板，肩膀一抖一抖的。
“孩子三个月，你等她会喊妈了再走。”
我也跪下来。我们就这样跪着，中间隔着一张写满字的协议。谁都没说话，就听见女儿在婴儿床里咿咿呀呀，她手里抓着一个布娃娃，摇来摇去的。
天亮时我站起来，拎起箱子往门外走。
他没有拦我。
走到门口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女儿醒着，大眼睛看着我，嘴巴里吐着泡泡。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嘴巴一咧，笑了。
我关上门，走了。
那天晚上，我坐上了飞往马来西亚的飞机。
飞机起飞时，整个县城变成了一小片光点，越来越小，最后消失不见。
刘睿渊坐在我旁边，递给我一杯水。
我接过来，水是温的。
他说：“以后会好的。”我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什么都没说。
04
马来西亚的日子，前半段像是做梦一样。
刘睿渊说到做到，公司确实像样。
仓库在吉隆坡郊区，租了一层楼，二十多个员工，铁皮屋顶，夏天热得像蒸笼。
做的是电子产品贸易，把国内的货发过来，再分销到东南亚各国。
我负责财务，他负责业务。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一点收工。
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没有逛街看电影唱K，连吃顿饭都在聊工作。
可我不觉得苦，一点也不觉得苦。
我的工资从三千涨到五千，从五千涨到八千。
三个月后，刘睿渊给了我股份，百分之十。
半年后，公司年营业额破了三百万。
一年后，我们在印尼开了分公司。
我开始在吉隆坡租了套公寓，两室一厅，带阳台。
买了车，一辆二手丰田。
衣柜里的衣服从三十块的睡衣变成了几百块的连衣裙。
有几次我半夜醒来，看着窗外的双子塔，问自己：这就是你想要的吗？可是那个声音一出现，我就赶紧把它按下去。因为我不敢回答。
日子忙起来，很多事情就顾不上想了。
白天对着数字和报表，晚上开会谈事情，半夜倒头就睡。
偶尔闲下来，给妈打个电话，问问家里的情况。
妈每次都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快了快了。”她就没再问了。
过年前夕，街上红灯笼挂起来了，我站在公寓阳台上，看楼下的人来来往往，有拎着年货的，有牵着孩子的。
我掏出手机翻了翻，翻到女儿的照片，她满月时拍的，头发稀疏，眼睛很大。
我看了一会儿，把手机放进抽屉里。
第三年秋天，我在吉隆坡的机场偶然碰见一个朋友，以前在县城上班的同事。
她来吉隆坡旅游，在免税店碰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变了，我都认不出来了。”她上下打量我，问我这些年过得好不好。
我说还行。
她忽然说：“你女儿呢？我在幼儿园见过一次，长得挺像你。”
我的心脏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了一下。“她多高了？”
“跟别的孩子差不多啊，瘦瘦的，不太爱说话。”我张了张嘴，有很多问题想问。
她上什么幼儿园？
性格怎么样？
喜欢吃什么？
可我一个字都问不出口。
因为我知道她接下来会问我：“你怎么不回去看看？”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一个人坐在公寓阳台上，酒一瓶一瓶地喝。
刘睿渊回来时看见我趴在桌上，问我怎么了。
我说没事。
他看了看桌上的酒瓶，没再问，转身进了书房。
第二年开始，妈接电话时话越来越少。
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
直到有一次我逼问急了，她才说：“上个月念念住院，肺炎，烧到四十度。你爸打你电话打不通，打到我这里来了。”我握着手机，手在发抖。
妈又说：“孩子住院那几天，天天哭，喊妈妈。”
我蹲在公寓的墙角，手机贴在耳朵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妈，你怎么不早说？”
“说了你能回来吗？”
我答不上来。
那几天，我每天晚上都梦到女儿。梦到她叫我妈妈，梦到她拉着我的手，梦到她抱着我的脖子。醒来时枕头是湿的。我坐在床边，手脚冰凉。
05
第六年冬天，我发现了一件让我整个人裂开的事。
那天我在吉隆坡的酒店前台办入住，等电梯时，看见刘睿渊的车停在门口。
他下车，绕过车头，打开副驾驶的门。
一个女人从车上下来，长发，穿着碎花连衣裙，怀里抱着个孩子。
孩子三岁左右，男孩，圆脸，眼睛像刘睿渊。
我站在酒店大堂，看他们一家三口走进电梯。
电梯门关上之前，她靠在他肩上笑了，他低头亲了亲她的额头。
我站在原地，手机从手里滑落，啪地摔碎了屏幕。
前台小姐喊我，女士，您的房卡。
我接过来，手抖得拿不住。
那几天我像个木偶一样工作，吃饭，睡觉。
没有哭，没有闹，没有打电话质问他。
我坐在电脑前，把他这些年发我的工资和分红算了一遍，算完又算一遍。
三百万，我替他赚了三百万，他给我的，是六十万。
而他瞒了我三年，他早就结婚了，老婆是马来西亚本地华商的女儿，家族企业做房地产。
那些年他带我见的客户，那些酒桌上谈成的生意，那些深夜加班的夜晚。他介绍我说：“这是我合伙人。”是合伙人，还不是朋友，不是其他什么。
我一直在给他当免费员工，顺便当他在国内的红颜知己。
知道真相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
吉隆坡的夜空没有星星，对面的公寓楼亮着灯。
我看见窗户那边有人在做饭，有个女人在厨房里忙活，有个小孩在客厅里跑来跑去。
那些我原本应该有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