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董”消夏记：一卷董其昌墨迹中的三个疑团

清代书画录中，著名的有孙承泽的《庚子消夏录》、高士奇的《江村消夏录》、吴荣光的《辛丑消夏录》、端方的《壬寅消夏录》，后来的好事者将它们并称为“四消夏”。除了高士奇（1645—1703）外，另外三家皆以干支冠名。《江村》著录晋唐、宋元明历代字画，虽然断于明代，却没有高氏最喜欢的明代书画家董其昌的作品，有点奇怪。

一、被偷割的董其昌书法卷

为什么说有点奇怪呢？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一册清代抄本《江村书画目》，是1979年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1910—2015）自美归国期间捐存北京图书馆的，其中除了“康熙四十四年六月拣定进上手卷·进字壹号”“进字贰号”“送字号”“无跋藏玩手卷”“无跋收藏手卷”，以及“永存秘玩上上神品（康熙乙酉年六月审定）·字壹号”“画贰号”，“自题上等手卷”“自题中等手卷”“自怡手卷”各目中，陆续开列了不少董其昌书画外，小字标注真伪、精劣，最后还专门列了“明董文敏真迹（文恪公跋）”一类，同样也是“康熙四十四年六月拣定”的，共计卷、册五十三件之多，竟然一件都不见于《江村消夏录》！

这五十余件董其昌书画精品中，“为高观察临魏晋唐宋诸书一卷”现藏苏州博物馆，董其昌临摹晋唐、五代、北宋书法名家各体书，始于钟繇、终于米芾，依次为：钟繇《还示帖》，王羲之《禊帖》（节临）、《初月帖》、《霜寒帖》、《何如帖》、《奉橘帖》、《服食帖》、《破羌帖》、《远近帖》，褚遂良《枯树赋》（节临），欧阳询《过秦论》（节临），李邕《法华寺碑》（节临），颜真卿《争座位帖》（节临）、《送刘太冲帖》（节临）、《使李希烈时帖》，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并行书释文，苏轼《杭州营籍帖》，米芾《蜀素帖》（节临），纸共七接，合计九家十八帖，《江村书画目》原注称：

镜面笺。自跋，永藏。神品上上。有此，诸卷可废矣。

根据卷末董其昌自署：“观察高悬圃使君征余各体书，为临晋唐诸帖，断自米、苏，所谓五技而穷也。使君落笔便是孙过庭合作，余书只堪覆酱瓿耳。”苏州博物馆将之定名为《董其昌为高悬圃临古帖卷》。此卷拖尾有高士奇三次题跋，第一次题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甲戌春：

康熙甲戌四月十四日，积阴初开，检阅董华亭书画，自辰至午，体觉微倦。忽至此卷，精神顿王，固知笔墨怡人，胜于丝竹，且与我简静最宜。内颜平原语云“人心无路见，时事只天知”，余每察朋友之情，类皆面交。侧闻圣天子尚垂怜余之孤立，平原二语，似为我道矣。是岁春寒，蕙兰始放，并记之。江村高士奇。

第二次题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夏：

庚辰七月二日，晓凉中展观，觉金风玉露，披拂轩窗矣，墙根初放秋海棠一枝。侍莱衣人高士奇。

第三次题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春：

壬午三月，春光甚佳，因付重装。装成，气色更增鲜朗，益见书法神妙。又适当牡丹时，景物妍畅，但有冢妇之变，心境不乐，人生得意之事，不能全美。古人所云，随时爱景光也。三月廿六日，江村竹窗。

从高士奇一而再，再而三作题，足见他对此卷的重视与喜爱。不过，目前所见的高士奇三次题跋，并不是原来的全部，据高士奇的孙子高岱（石闾）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癸巳五月十三日跋，称“此卷于京师偶借人观，为彼割去董书一段，又去先大父文恪公跋一段，不胜愤愤。今查董迹共七接，连硬接在内，计字一千二百八十二字，特记于此，以防后患也”，为了防止再次被偷割，高岱索性在跋中将存字数量做了清点，并精确记录，可谓煞费苦心。由此可见，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编入《江村书画目》之际，《为高观察临魏晋唐宋诸书卷》肯定更长，会不会不止九家呢？

高岱在跋中提到“董迹共七接，连硬接在内”，重读此卷，稍微仔细一点就不难发现，董其昌的书法一共有八段，与“七接”不合。其中，六段纸的长度是差不多相等的，另有两段尺寸明显不够长，那就是第五段、第六段，这两段一短一长。从纸张长度看，第五段颜真卿《使李希烈时帖》后面约短去三分之二，第六段杨凝式《神仙起居注》前面约短去三分之一，二者现存部分合起来的长度，约等于未经裁割的一段。可能高岱将这“硬接”的两段视为一接，故统计出来是“七接”。再从钤印角度看，其他各段相接处均钤有明人、清高士奇等的骑缝印，三、四、六纽不等，唯有第五、第六两段——颜真卿与杨凝式之间的连接处，完全没有盖印。我们据此推测，整卷被人裁去了原卷一接那么长一段，约占原卷的八分之一，这段内容具体是延续之前的颜真卿，还是别的书家？因这一段原物下落不明，已无从知晓。

前引高岱跋还提到，除了董其昌书法两小段被窃外，同时被裁去的还有他祖父高士奇的题跋一段。借观此卷者偷割时，应该是考虑到割下来的董其昌书法两段合装一个短的手卷，但上面既没有董氏的落款、署名，也没有董氏的印记，于是想到借高士奇的跋，来证明这段董书的真与精。借人东西不但不感激，竟还明目张胆的偷裁私藏，于今看来，如此不要脸的“骚操作”，在旧时藏家眼中，却时有发生，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二、高悬圃其人其事

高悬圃是谁？在董其昌的《容台集》里，并没有直接提到“悬圃”其人。不过，从《为高悬圃临古帖卷》本身我们就能发现一些线索，关键恰好就在七段接纸的骑缝印上——第一处共钤印六枚，最下端是“孩之父”白文方印，往上分别是朱之赤“卧翁”葫芦印、高士奇的“澹人”“抱瓮灌秋疏”“茅台懋林之下”三印，以及张照“张照之印”白文方印。第二处共钤印四枚，最下端是“高出之印”白文方印，往上是朱之赤“择木亭印”白文方印及高士奇“澹人”“北墅”二印。第三处共钤印四枚，最下端同样是“高出之印”白文方印，往上是朱之赤“卧庵老人”白文印及高士奇“澹人”“岩耕堂”二印。第四处共钤印五枚，最下端是高士奇“澹人”小印，往上依次是“高出之印”，高士奇的“丘壑道难忘”“高士奇印”二印，朱氏“朱之赤印”白文方印。第五处共钤印三枚，最下端是“孩之父”白文方印，往上是高士奇“澹人”“藏用轩”二印。第六处共钤印三枚，最下端是“孩之父”白文方印，往上是高士奇“澹人”、朱之赤“留耕堂”各一。

此外，卷上另钤印不少，基本上是董其昌、朱之赤、高士奇三家的，只有一首一尾两方无法确定拥有者是谁？——卷首右上角钤“永昌”二字虫鱼篆，类似引首章；卷尾临米芾《蜀素帖·拟古》最后一行“安得保岁寒”下钤“刘先臣”白文方印，与故宫博物院藏汉代青玉兽纽“刘先臣”印十分接近，但与美国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藏宋王岩叟《墨梅图卷》拖尾上所钤“刘先臣”白文方印不同。其实，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三枚“刘先臣”玉印，均是清宫旧藏，两枚汉印、一枚明印。《为高悬圃临古帖卷》卷上所钤这枚青玉兽钮“刘先臣”汉印，会不会是董其昌或高士奇旧藏，后来流入清宫呢？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除去董其昌、朱之赤、高士奇、高岱、张照这五家钤印，卷上只剩一家姓高的骑缝印——“高出之印”“孩之父”二白文方印。此前可能因印主姓高，长期被误作高士奇家族之人，没有引起注意。其实，高出就是高悬圃的大名，他字孩之，晚号无无居士。山东莱阳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授大名县令，二十八年（1600）调曲周县，其子善果夭折。三十二年（1604）四月，高父去世，高出丁忧回乡，读礼镜山中近三年。三十五年（1607）春，谒除补卢氏县令。三十八年（1610）五月调往南京，历任南京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与焦竑、李维桢、钟惺、邢侗、潘之恒、蔡善继、郑之文、顾大猷、吴允兆、祁承㸁、黄汝亨、柯昶等交往颇密。万历四十四年（1616）三月，再调苏州，任苏松兵备兼理粮储水利、湖广布政使司右参议。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月二十七日，调任辽东道监军。天启元年（1621）三月，辽阳失守，高出航海生还，于四月初四日回到家中。同月，被逮入京，关押两月后，恩许戴罪立功，再次出关抗清。结果天启二年（1622）正月，广宁复失，二月高氏再次被逮入狱。诗初学王世贞，后专效杜甫，上溯盛唐、汉魏、《诗三百》。竟陵派领袖钟惺有《与高孩之观察》一文，收入《隐秀轩集》卷二十八，提出“厚出于灵”的诗学观点，堪称名篇。

高出的生卒年近年来颇有歧说，一说是1574—1655，一说是1579—1630，还有一说是1579—1629。对于考察董、高二人交往，高氏生年尤显重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董其昌的《容台集》中，有两处提到了高氏，都与他四十岁生日有关。幸运的是，高氏留有万历刻本《卢隐集》六卷、《浪潜集》六卷（合称《高孩之二集》），到了天启、崇祯间，他又将前半生诗作汇编成《镜山庵集》二十五卷，于《卢隐集》《浪潜集》之外，增加了《初删稿》《槎亭集》《山中识遗稿》《拘幽稿》四种，以时间先后为序，重新编刻问世。全书前有天启六年（1626）丙寅冬十二月高出自序称：

《初删稿》六卷、《槎亭集》二卷、《山中识遗稿》一卷、《卢隐集》六卷、《浪潜集》六卷、《拘幽稿》四卷，皆诗也。文稿尽亡于辽，惟狱中作及他纂述无多，亦将缉缀续其后，总名曰《镜山庵集》。镜山者，余村居所有山也。家世僻乡，距邑城五舍而遥，是山冠冕一方，而丘壑又极深秀。

浏览《镜山庵集》，我们可以发现不少内证，能确定高孩之的生年，如《初删稿》卷四有《丙申冬日独游张氏亭山园得三诗，时余年十八，越二载都下会仲嘉氏，却忆书呈，小儿学语稍可观，略订存之》，丙申为万历二十四年（1596），高氏十八岁；同卷又有《己亥四月廿二日，为余生辰，时年二十一，感怀三首》，己亥为万历二十七年（1599），高氏二十一岁；卷六《庚子生日》有“出门行年二十二”之句，庚子为万历二十八年（1600），高氏二十二岁。《槎亭稿》卷一有《壬寅生日时年二十四》，壬寅为万历三十年（1602），高氏二十四岁。《山中识遗稿》中有《悲恨歌五首》，第五首后高氏补记云“岁甲辰四月，先君子亡于我生之日。五歌作于是年之秋，时余二十六岁耳。越二十有二年岁在丙寅，予于狱中追录前诗，时四十八岁矣”，甲辰为万历三十二年（1604），高氏二十六；丙寅为天启六年（1626），高氏四十八岁。《卢隐稿》卷四《戊申岁余年三十，摘发见一茎白者感赋》，戊申为万历三十六年（1608），高氏三十岁。《郎潜稿》卷五《甲寅元日》有“忽忽生年三十六”之句，甲寅为万历四十二年（1615），高氏三十六岁。《拘幽稿》卷四《丙寅除夕》有“明朝四十九”一句，丙寅为天启六年（1626），高氏四十八岁。据以上几首诗所记逆推，高孩之应生于万历七年（1579）四月廿二日，那么万历二十六年（1598）高出中进士时，年仅二十岁，可谓年少得意。而《拘幽稿》卷四友《己巳元日元白体》一诗，己巳为崇祯二年（1629），高出五十一岁，也是他入狱的第八个年头，虽然有唐美承帮他进言，希望崇祯帝能赦免他，最终却并没成功。据说高出坐了十二年牢，最终在狱中去世，那么他的卒年应是崇祯六年（1633）左右，与前列三说均不合。但我至今没有看到高氏卒于狱中的材料，故而崇祯六年（1633）之说，也只可聊备一说而已。

关于“悬圃”这个别号，在《初删稿》卷五中，发现有一首《酬魏玄之归自晋过大名忆悬圃之作》。间接告诉我们，高氏初入仕途、任大名县令时，就已使用此别号，彼时他刚二十出头。这也是在二十五卷本《镜山庵集》中，唯一一次见他本人提及自己的别号。另一次提及，则是董其昌的同乡好友冯时可（1546—1619）在为高出《郎潜稿》撰序时，称他为“县圃高公”，“县”“悬”二字古时通假。

三、董其昌的祝寿与饯别

高出到苏州任职的三年中，虽然公务繁忙，但也写了一百多首诗，可惜万历四十七年（1619）冬调赴辽东，战败后诗文稿全部丢失，原本编好的《吴门集》没能流传下来，导致《镜山庵集》只存诗集，没有文集。诗集之中，缺了万历四十四年至天启二年（1616—1622）六年的作品。对此，高氏在《拘幽稿序》说得很明白：

余自丙辰三月，于役吴门，公事鞅掌，卒卒无暇，遂不能复作诗。旧业都废，间有应接酬对之作，迫之始出者，大都得之于判牍报书、摄衣挥汗之余。而佳辰良月江山胜情，一概负却，谓官为俗物，岂不信然。三年来才得诗一百余首，题曰《吴门集》，不能多，亦不大能佳也。其稿又亡于辽。

高出与董其昌、冯时可酬对的往事，随着《吴门集》的亡佚，似已烟消云散，了无痕迹。其实，前文早就提到，在董其昌的《容台集》中保留了两组为高出祝寿的诗：其一是见于《诗集》卷一的《题九如图为高观察四十寿（次李本宁太史韵）》（又收入清代《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卷一百十八）：

纲纪雄东表，文章有代兴。江山增润色，日月共骞腾。申甫神钟岳，蓬莱海阅陵。郎潜犹始壮，公梦已堪凭。列柏群鸟下，鸣冈瑞凤升。出云俱四岳，为寿叶三朋。弧矢揆初度，彤庭宠恰承。穆如嗣作颂，不独九如称。

高出到苏州后，曾将早年诗作编成《卢隐集》六卷、《郎潜集》六卷，刊刻问世，并请焦竑撰《高孩之二稿序》、冯时可撰《郎潜集序》，时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显然，董其昌在他诗中提及“郎潜”，自然不是巧合。从诗题附注知，董氏祝寿诗系次李维桢（1547—1626，字本宁）韵而作。董氏另外专门给高出写了四首寿诗，同样也与李维桢有关，题作《寿高孩之宪使四十四首》（次李本宁太史韵），见《容台集》诗集卷四：

曾请长缨廿载前，新加大纛主恩偏。宁知岁月郎潜久，犹是春秋鼎盛年。弧矢正悬森戟库，兕觥交进斗茶天。同时九牧揆余者，多有悲歌老骥篇。

专城四十尚为雄，况复东南倚折冲。虎视几当青眼客，鹰扬翻属黑头公。诞弥夏帝乘权始，赋有吴都在部中。极目奇云壶岛外，旌幢来自蕊珠宫。

东海泱泱旧建牙，隼旗龙节玺书嘉。行间旗鼓高文苑，字里风霜凛法家。盾墨磨将毫散彩，幙莲开处剑生花。虽然方叔称元老，不似冯唐遇主赊。

中朝推毂事防胡，江左留恂愿不孤。胆落鲸夷闻杖钺，恩沽鲛室见投珠。故应进履称孺子，未向雕虫许壮夫。起为清新开府寿，悬知泽畔揽揆殊。

若前文没有考订高氏的生年，董其昌这两题诗的创作时间要加以确定并不容易。而今按高出生于万历七年（1579）推算，分散在《容台集》卷一、卷四的两组高出四十岁祝寿诗，应写于万历四十六（1618）四月，可补已公开出版的几种董氏年谱之未备。

苏州博物馆藏董其昌《为高悬圃临古帖卷》，尽管最后董氏落款没有题写时间，却可以基本断定，此卷极有可能是董其昌在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七年（1616—1619）高出任职苏州期间所书赠。殆卷末董氏落款中称高氏为“观察高悬圃使君”，像是将祝寿诗中的“高观察”和“宪使”两个称呼进行了糅合。那能否大胆的推测，这件《临古帖卷》是祝寿诗之外，高出点名要的生日礼物呢？答案却是不一定。

世界上就是有那么多巧合，其实《为高悬圃临古帖卷》并不是唯一一件存世与高出相关的董其昌书法作品，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品中，还有一件董其昌《寿高孩之（出）诗卷》。中国三峡博物馆所藏这件作品长近六米，内容就是上引《容台集》卷四《寿高孩之宪使四十四首》这四首诗。可惜较之《为高悬圃临古帖卷》，此卷保存不佳，品相较差，其中第一首中“郎潜”的“郎”字、“犹是春秋”中“是春”二字均有残损，“揆余”的“余”墨迹写作“予”；第二首中“专城”墨迹写作“专诸”，内容上似优于刻本《容台集》，至于“鹰扬”前墨迹衍一“膺”字，应是董氏笔误。重点在卷尾落款除“其昌书”三字外，另有明确的纪年——“己未秋日”四字，己未为万历四十七年（1619）。据高出在《镜山庵集》中自述，他于同年冬十月二十七日离开苏州，赶赴辽东，秋天时他还在吴门。不过此时高出已四十一岁，这件《寿高孩之（出）诗卷》无论如何都不能作为祝寿礼送给高氏。比较好的解释是，董其昌为了给高出饯行，重新书写去年所作寿诗四首，作为临别纪念。

不过，从书写的用心程度看，《为高悬圃临古帖卷》更为用心、更加精彩，作为饯别礼，也更合高出的心意。毕竟《寿高孩之（出）诗卷》首题“寿高孩之”四字，似欠敬意；四首诗在书写时，还出现了衍字，略欠诚意。综合这两点来看，或许时隔一年后，董其昌为应酬他人，临时起意书写旧作，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