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行业里,一直流传着一句至理名言:“如果你欠银行100块,那是你的烦恼,如果你欠银行100亿,那就是银行的烦恼。”
把这句话玩到极致、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的,放眼中国近代史,有一位当之无愧的祖师爷,他就是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当家掌门人——段祺瑞。
从1917年到1918年,段祺瑞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凭借着出神入化的空手套白狼技术,从日本人手里硬生生圈走了高达1.45亿日元的巨款。更绝的是,这笔钱他压根儿就没打算还,最后直接把日本国内的几家大银行套成了冤大头,还顺带把寺内正毅内阁送下了台。
穷疯了的总理,遇上人傻钱多的邻居
故事得从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说起。老袁一走,北洋军阀群龙无首,段祺瑞以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身份,成为北京政府事实上的掌权人。
大权在握固然爽,但段总理每天一睁眼就得面对一个字——穷。当时的北京政府穷到什么程度?国务院电报费快交不起了,驻外使领馆因拖欠房租被洋房东赶出来,连总统府和总理府订报纸的钱都打了欠条。
为了筹钱,关税、盐税能抵押的全押给洋行和外资银行了,国内银行被段祺瑞借成了"惊弓之鸟"——一听说段总理派人来,银行家们真恨不得翻后墙跑路。正当段祺瑞正发愁时,隔壁的邻居日本笑眯眯地敲门了。
当时的日本首相寺内正毅,认为前任内阁强推"二十一条"把中国给得罪了,改打"日中亲善"的温情牌,其实目的是趁一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用低息借巨款给段祺瑞,换取铁路、矿权、电信及军事顾问等特权,逐步把中国变为日本的独享势力范围。寺内心里盘算:雪中送炭最能买人心,我借钱帮你段祺瑞,将来你就是我对华利益的代理人。
为掩人耳目,寺内派了自己的民间密使——熟谙金融与大陆政策的西原龟三悄悄赴京接洽。一个急等现金续命,一个有钱有想法,双方一拍即合。
只要给钱,什么合同我都“欣然同意”
西原龟三带着寺内正毅的密令来到北京,一见段祺瑞就拍胸脯:"段总理,帝国是带着极大诚意帮助中国现代化的。要钱?好说!要多少有多少!"
段祺瑞心里乐开了花,面上不动声色,转头派心腹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跟西原对接。
这场谈判的画风,在近代金融史上堪称奇观。正常国际贷款,列强要审信用、押关税盐税、派人盯账、限定专款专用。西原龟三倒好——为了赶紧把段祺瑞套牢,几乎有求必应。纸面上写着以吉林、黑龙江的森林金矿、吉会铁路、满蒙四路及全国有线电报收入为抵押,实际上那些地方要么冰天雪地未勘测、要么是奉系张作霖的地盘,日本人根本接管不了,等于段祺瑞拿空气做抵押,套出现金。
西原说:"繁琐审核免了,先放款!"
段方:签!
西原补一句:"名义上总得写个抵押物,就用吉黑森林金矿和几条计划修建的铁路吧。"
段方:成!你写上就行,我们不看。
从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双方先后密签八项借款合同——交通银行两次借款、有线电信借款、吉黑森林金矿借款、吉会铁路筹备借款、满蒙四铁路筹备借款、高徐和济顺铁路筹备借款,以及参战借款(用于编练一战参战军)——总金额高达1.45亿日元,约合当时北京政府两年的财政收入总和!
最要命的是附加密约。1918年9月,作为高徐济顺铁路借款的条件,日本在换文中问中国是否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驻日公使章宗祥在换文回函中大笔一挥四个字——"欣然同意"。
这四个字后来被日本甩上巴黎和会桌面,直接引爆五四运动。对于当时的段祺瑞团队来说,心底大概就是:别说欣然同意,你今天把1000万现金打进账,我狂喜同意都行!
凭本事借的钱,为什么要还
这笔借款如流水般进了北京政府的国库。日本人搬着小板凳坐在旁边,满心欢喜地等着段祺瑞按他们的剧本演戏。
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段祺瑞拿了钱,去买日本的军火,聘请日本的军事顾问,把中国军队“日本化”,然后用这笔钱去打南方孙中山的革命军,把中国打得稀烂,最后日本坐收渔翁之利。
然而,日本小弟弟到底还是太年轻,低估了中国政客的智慧。段祺瑞把这一大笔钱拿到手之后,干了三件事:
编练私兵:部分款项编练"参战军"(后改西北边防军),但日本顾问人数极少且被严加限制,军营大门都难自由进出,所谓"军队日本化"纯属日方一厢情愿。
买断国会:段祺瑞用日本人的钱,在国内成立了一个叫“安福俱乐部”的政治组织。他用钞能力把整个国会变成了皖系的一言堂,史称安福国会。
填补财政黑洞:最大头拿去填补北京政府日常亏空——发军政人员薪水、还旧债、维持各部运转。
至于日本人心心念念的那些森林、金矿、铁路抵押品呢?等借款合同签完,日本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派出专家,兴高采烈地去吉林和黑龙江考察,准备接收金矿和森林时,一到现场,专家们直接崩溃了。
所谓的金矿,是一片连地图上都找不到坐标的原始荒山,积雪三尺深,连条路都没有,要开采得先修路,修路的钱可能比矿还贵。所谓的森林,全在土匪和奉系军阀的控制区域,日本专家刚一露头,差点被当地的土匪绑了票。
日本专家哭着跑回东京汇报:“社长,我们被骗了!段祺瑞拿来抵押的东西,全在空气里,根本没办法变现!”
段祺瑞从一开始,就压根儿没在财政预算里编列过这笔借款的还本付息计划。据其幕僚回忆,段祺瑞谈起西原借款时常撇嘴道: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谁打算还他呀!
羊毛薅得太狠,把银行和首相都薅秃了
这场西原借款的结局,充满了黑色幽默。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政坛发生大地震,力主借钱给段祺瑞的寺内正毅内阁倒台。新首相原敬一查账,发现1.45亿日元放出去,除首笔交通银行500万日元通过后续拆借变相结清,其余约1.4亿本金连利息影子都没见着,只能仰天长叹。
出资方是日本的兴业、朝鲜、台湾三家银行。钱很大一部分出自日本国库预备金,银行先行垫付再向政府结算,巨额呆账被锁死无法回流,引发政界和金融界强烈不满,日本政府后来被迫发行公债将银行垫款兜底买回平账——等于日本纳税人替寺内的政治豪赌买了单。
那位辛辛苦苦跑前跑后的特使西原龟三,晚年在回忆录里字字血泪地写道:“这笔巨款给中国,就像把水泼在沙漠里一样,连个响声都没听到。日本政府本想借此控制段祺瑞,结果反而被段祺瑞套牢了。这是帝国近代外交史上最大的失败!”
而段祺瑞呢?他靠着这笔钱风光了两年,然后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被吴佩孚和张作霖联手赶下了台。
此后历届北洋政府推诿拒还,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宣称"北京非法政府所借外债一律不予承认"。1929年日本公使佐分利贞男持密约来华讨债无果,抑郁自杀。后来日本侵华,1941年12月中国对日宣战,正式宣布废除一切对日债务——这笔账才在法律上彻底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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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段的晚节
西原借款毫无疑问是一场带有丧权辱国性质的政治交易,它以"欣然同意"换文默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特权,直接诱发了五四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等人多次赴天津拜会段祺瑞,许以华北伪政权高位,企图利用其北洋元老威望做招牌,段祺瑞始终拒绝。
1933年初,在蒋介石派专人接洽安排下,段祺瑞只身离开天津南下避居上海,他公开发表谈话表示:"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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