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菲尔兹奖的王虹，幸亏当年没有被北大保研

“保研”这个词，本来就自带规训式、筛选式、绩优主义的强烈色彩。获得菲尔兹奖的王虹，当年在北大没有实现保研，而且在北大也感受不到什么被认可，为了找条路走才选报的法国留学项目。

对当年的她来说没有保研是遗憾，但现在看来，她真的很幸运。

如果保研成功，只会意味着那个僵化、机械的硕士流水线中多了一个“产品”，但王虹很有可能被抹杀掉数学的天性与热爱。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根据一些校友和老师对王虹的描述，她在北大平凡无奇，是个非常内向的女孩。

但她身边的法国人和美国人却普遍认为王虹很有趣、很外向。

这像极了她的国内受到的学术评价：成绩中下等，没有显出特别的天赋。

但她在法国显露出数学方面的天赋之后，却能再去美国师从数学顶级大师古斯读博士，说明人家的学术体系允许“没有明显的学术成绩但依然值得培养”。

这两种评价体系，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们的体系中所谓的“外向”，其实是有前提的：你得先获得过奥数金牌、学校分数成绩很高，然后你才有资格被评价“外向”或者“内向”。

所以，重点其实根本就不是“王虹是否内向”，而是她根本就不会被看见。

一个始终被无视的人，你当然可以说她是“内向的”。

在我大学时期，我也经常被周围的人评价为“内向”，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在意你写文章很厉害、读书广博、兴趣广泛，他们只看你是不是过了英语六级和口译证、成绩排名如何、是不是学生会干部。

当我成为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博主之后，一些过去的人说：“原来你这么厉害，以前看不出来啊。”

我想问他们：是真的看不出来，还是以前根本就没有正眼看过？

我们的教育体系正如我们的文化底色，注重的是那些显化的标准——分数、奖项……它要的是一种可量化系统产生出来的结果，而不是——兴趣、热爱、思维方式、可塑性……

正如很多网友所说，“只负责筛选，不负责培养”。

筛选，是用那些固化僵化的尺子衡量你，符合的就漏过去，不符合的就不让过。王虹就是不符合被保研的尺子，筛选机制不允许她继续往上。

那么，她就失去了继续研究数学的可能——除非她愿意在家呆着做“野生数学家”，但那又是不可能的。

当代数学研究已经到了极深的地步，闭门造车基本不可能，而是需要有平台资源与人类最聪明的脑袋共振、交流，就像王虹在美国学术界所经历的那些一样。

但这种资源在国内已经被那些符合“筛选机制”的人垄断了。

王虹在美国的博士导师古斯，对她来说不是“老师”这种角色，更不是为了带她完成博士论文、实现毕业的流水线过程，古斯更像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学术伙伴”，他提出的问题王虹可以暂时回答不出来，而王虹提出的问题他也不会急于否定或者给出答案。

他们更像是一种“数学沙龙伙伴”，在意的是那个不断试错的漫长过程、是在无压力的情况下漫无边际的灵感爆发。

王虹也说了，数学研究最怕的是焦虑和压力。

其实基础科学研究何尝不都是这样？你只有在漫长的松弛感之中，才能真正想出那些天才的火花。

如果在国内，会有各种各样的焦虑和压抑等待着王虹：赶论文和无休止的论文评比、导师的功利化催促、找工作、房价、单位领导的压制、周围人的催婚和攀比……

王虹需要什么样的单纯环境来做研究？从她谈到的一个细节可以看出来。刚到法国留学时她可以在学校任意选择专业，这是学校所给的自由。在北大觉得“自己数学根本没天赋没前途”的王虹，想试试建筑学。

但学了一个学期和实习一段时间后，王虹决定还是回到数学，理由是建筑学以后需要看客户脸色，掣肘太多，但数学可以全凭自己自由自在地去搞。

在这一点上我非常理解王虹。

当年我也是一个无法通过“筛选机制”的“废材”。我曾经尝试考某名校的哲学系研究生，但分数差了二十分，因为我政治卷子答得太差。

后来我和一起考研的考友们聚会，好几个人都考上了，我很羡慕他们。我以为的聚会主题是聊康德、聊维特根斯坦，但他们聊的却都是怎样混毕业、将来进什么单位。

我问他们：大家都真的热爱哲学不？

他们像看怪胎一样看我：我们都是为了方便进XX单位才考这个研的，你还真想搞哲学啊？

从那天起，我特别庆幸自己没有考上研。

我也深深理解了，一个逆淘汰机制，是怎样让那些心存热爱的人被毁灭，让庸众成为把持核心资源的“门阀”。

所以我还是想说，王虹，幸亏你当年没有被保研。

如果王虹被保研，我遗憾的不是世界上少了一个伟大的数学家，而是另外一个心存热爱的青年，被那套机制继续筛选，在漫长的体制化人生中，心头的兴趣和火焰逐渐湮灭。

很多人问：我们的学术环境为什么留不住人才？

其实该问的不是这个，而是：我们的文化环境为什么总是扼杀个性？为什么喜欢用僵化的量尺给人贴标签？为什么不给人鼓励，却喜欢打击和否定？为什么一切都要追求“尽快出结果”和“弯道超车”？

如果这样的土壤不改变，那就并不仅仅只是大学学术环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