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雪霏：西班牙与日本的两个村及其他

——第五届世界华人作家笔会地中海文学漫游笔记

中文导报笔会专栏

杂记帐房雪霏

4月最后一星期的几天住在巴塞罗那。棋盘式网格街区，人性化街角，均等的光照与通风。规模，气质，动感，风情，敢问还有哪个城市可与之比肩？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中，距离圣家堂不远的一扇窗，有四个夜晚，是为我亮着的。那是酒店，也是家。进门一条细长走廊，尽头是一个三角形空间。这个不规则形的房间，我非常喜欢，尤其是那个专门用作阅读的长桌。每天晚上回来，我都会坐在桌前灯下，翻开手头唯一的一本书，陈超英著《法兰西史》。

巴塞罗那之夜

几天里的进出都为朝拜高迪。圣家堂、巴特罗之家和米拉之家。每天走同一条街，在同一家餐馆吃饭，都吃出了职场食堂样的亲切感。那条街上还有两家小花店，每次路过都停下来看看多肉植物。一边看，一边享受着一层把西班牙比下去的小得意。小店里的多肉虽然也不少，却远没有我经手的品种丰富齐全。疫情期间，双亲先后离世，不能归去送别，在那段悲苦的日子里，开始养殖起多肉植物。后来，越繁殖越多，多到时而要在花卉平台出售。

马德里皇宫

说起来，在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之前，西班牙已经多次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最早是读《堂吉诃德》，那时读的是一个骑士的荒诞和理想。我们的外国文学老师每次上课都把黑板写满，讲得神采飞扬，口中几次说“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他自己意识不到把作者和人物说反了，我们边笑边记笔记，觉得他讲的塞万提斯特别堂吉诃德。

再次遇到堂吉诃德，是我翻译大前研一编著的《差异化经营》，该书于2006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书中有一章是连锁店“堂吉诃德”老板安田隆夫的创业谈。

1994年，“志摩西班牙村”开业，但是直到今年春天，女儿和女婿带领一家三代六口，为外孙幼儿园毕业升小学、也为我终于结束长达十年的治疗举行庆祝旅行，我们才来到这里。

在这里，我又遇见了堂吉诃德。广场铜像是马德里塞万提斯纪念碑前那尊著名堂吉诃德雕像的等比例复制品。一个月以后，我来到马德里，与和塞万提斯在一起的堂吉诃德合影。在这里还遇到一对来自日本的情侣，我们互相拍照，用日语交流，说都是第一次来「スペイン」（日语“西班牙”），来「スペイン」必须看「ドン・キホーテさん」（日语“堂吉诃德”），十分愉快。堂吉诃德这个文学人物，在我对西班牙的一知半解中，可谓是既长久又有话题的知识支撑。

发现者纪念碑

堂吉诃德以外，还有一个与日本和中国都有关系的西班牙人——圣方济各·沙勿略。2023年1月，我第一次到访博物馆明治村。在那里，参观了圣方济各·沙勿略天主堂。我在当天的笔记中写道：“1890年建成的哥特式建筑，彩色玻璃最具特色。原址京都市，明治23年建，1973年移建至明治村。”

有一本叫『日本に住むザビエル家の末裔』（《住在日本的沙勿略家后裔》）的日文书，写的是沙勿略哥哥的后代路易斯·丰特斯神父，1957年来到日本，终身从事传教与教育工作。读这本书的时候，自然联想到将来我也会成为子孙的祖先，于是就趁暑假回国之便去母校“校友文库”送了自己写的书。可以说，在我这里把西班牙、中国、日本三者联系起来的，正是这位近五百年前来到日本的西班牙人。

“发现者纪念碑”上的圣方济各·沙勿略

为期三周的地中海文学之旅最后一站，是欧亚大陆最西端罗卡角。这里被列入“全球必去50景点之一”，是大航海时代探险家告别陆地奔赴未知的出发点。1541年，圣方济各·沙勿略便是在这里出发东渡亚洲，经由印度到达鹿儿岛，开始传教的同时，也传播欧洲的天文地理知识，资料记载日本最早的地球仪便是他带来的。

站在春花遍地的欧洲“天尽头”，陡峭的岩壁下，涌荡着大西洋的白色巨涛。眼前浮现出485年前从这里出发再没有返回的沙勿略登船时的情形，浮现出刚刚在“发现者纪念碑”看到的他戴着十字架项链的雕像，浮现出明治村的圣方济各·沙勿略天主堂，浮现出志摩西班牙村原比例哈维尔城博物馆（圣方济各·沙勿略故居），也浮现出上川岛的圣方济各·沙勿略墓园——1552年，如果不是因为明朝的海禁政策被拒绝登陆，该不会在饥寒交迫中死在距离大陆仅一步之遥的上川岛。他的最大愿望，是把天主教带入中国。30年后，利玛窦也在他出发的罗卡角启航南下，经由好望角、印度、抵达澳门，开启了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时代。

不由得又想起两年前在西安碑林看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记载，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基督教传入长安时，唐太宗特派宰相房玄龄率仪仗队前往迎接波斯传教士，此碑便是唐代包容开放兼收并蓄历史的见证。

出发去欧洲两周之前，与“在日华人有志”一行共赴屋久岛参加了“唐鉴真和上屋久岛上陆纪念碑”揭碑仪式。今年是鉴真大师东渡日本讲授佛学传播中国文化第1273周年。中国。日本。西班牙。葡萄牙。这些留在人类文化进程记载中的节点以及不曾相关的历史现场，在我的个人旅行中连成了一条线。忽然有点儿明白为什么总是被有些地方吸引，并不仅仅因为是著名景点，而是因为每到一个地方，总有另一个地方，已经在那里等着我。可以说是巧合，但是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种记忆红利。旅行并没有让我增加多少知识，真正的收获，是过去曾经读过、看过的东西，走过的地方，不知不觉间在彼此关联中相互照亮。

家谱上第一代祖先名字叫房灿然，这位上数九代的先人，仅凭他以虚词“然”作名字来看，父辈该是文化人。奶奶不识字，她对我说过：“你们老房家人就是念书行，别的不行。”她说这是因为家族里有位老人下葬的时候棺木四角垫上了《四书》。是真是假无从考证，却有点喜欢这个故事。伯父、叔叔都在当地教书，做到中学校长。姥爷姥姥虽然不识字，但是支持我母亲上学。五十年代的举国扫盲教育中，母亲在夜校教过汉语拼音。几年前回国一个夏天，我和母亲在附近商场门口遇到一位阿姨，她走过来大声对我母亲说“你是张老师吧？你教过我拼音啊,张老师。”那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叫母亲老师。

从黄河寻根到欧洲笔会，很多第一次到访的地方，我总能感受到莫名的亲近。这是因为内心在跟随眼睛和脚步，探寻那些渐渐照亮我们的文明，以及一个普通人在文明中的位置。说到底，是在确认“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想，我可能是与不识字的祖辈度过童年的最后一代人。

（2026年7月6日 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