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不倒：一个刑辩律师的侠义与记录

2026年7月19日，在甘肃兰州，邂逅了《正义不倒》一书的作者蓝天彬律师，他是出于公义参加某涉黑涉恶案开庭的。但该案在检察院阶段已经去黑，开庭之前又意外获知去恶，所以原定的庭审不能正常开了。于是，我们就在酒店开展了一番关于从记者到律师转型与成长之路的对话。
一、从记者到律师：跨界与转身

吴老丝：你高中时的两个梦想——记者和律师，最终都实现了。但父亲当年一句话否定了律师这条路——“打官司要靠关系”。后来是什么契机让你重新推开这扇门，而且发现“靠专业也能过得不错”？

蓝天彬：我之前做过政法记者。做记者久了，接触社会多了，发现虽然一部分事情可能靠关系，但也有一些事情不用靠关系。后来，我转行做了刑辩律师。我的体会是，做律师靠自己的专业，也能过得不错。过去，有句话说“大案看政治，中案看影响，小案看关系，考试看法律”。虽然是调侃，也说出了一种心酸，但我相信，随着社会发展，法律会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法治终究是大势所趋。即使会有一些波折，但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我们仍然要有一种谨慎的乐观心态。

吴老丝：从《海峡都市报》到澎湃新闻，六年记者生涯，你说自己“跨过山和大海，穿过人山人海”。回头看，这段法治记者经历里，有没有一个瞬间让你觉得“我必须转行做律师”？

蓝天彬：一份工作，要么有职业成就感，要么有较高的收入，要么两者兼而有之，才能心甘情愿地长久做下去。记者这份工作，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终身难忘的宝贵经历。其实，我当记者的时候，收入还可以，赶上了媒体黄金时代的末尾。当时，我主要是感觉媒体管控力度在不断加强，许多题材去年能写，今年写不了，职业成就感在下滑。我就在想，找一个向上的行业，一个有门槛的职业，有更长远的发展，律师是其中之一。还有一句话，“律师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国家兴”，也让我觉得可以转行去做律师。

吴老丝：你写自己27岁从福州辞职去南京，大醉一场，反复听《友情岁月》给自己打气。当时有没有担心过，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蓝天彬：我2010年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在福州工作了四年，在南京工作了十二年。在福州的时候，我曾怀疑自己，是不是就这样一直平庸下去，做个平庸的记者、编辑？我想跳出牢笼，却不得其门。那时候年轻，热血，满脑子想做新闻。既然要做新闻，就要去大平台，做大新闻，“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

当年，我给国内很多知名媒体都投过简历，当然都没去成。2014年6月，我看到东方早报（澎湃新闻）在招聘驻江苏记者，所幸后来顺利入职。我常看东方早报，这是一家有品质、有良好价值观的报纸，出过三聚氰胺、三峡等重大报道，头版也常有亮眼之作，比如七一那天，头版直接发出李大钊的一句话：“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虽然已经在福州买了房子，收入在报社名列前茅，但我仍心有不甘。身处媒体行业，就要做出个样子，我渴望做出点成绩。年轻就是资本，当时我没有想过失败，想做就去做。我需要一个机会，刚好，《东方早报》就是一个机会。在厦大四年和福州四年，这八年我做了很多准备，看了大量的文史哲书籍，大量的优秀新闻作品。比如，原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的新闻作品，我反复看过。到南京后，全力以赴，很快就成为不错的政法记者。我性格里有一种破釜沉舟的成分，后来想做律师，就直接从媒体行业裸辞，去参加司法考试。

吴老丝： 备考司法考试那半年，你用了“存天理、灭人欲”来形容。对于一个离开校园六年的人来说，重新面对庞杂的法律体系，最难熬的是什么时刻？

蓝天彬：作为一个离开学校六年的人，面对庞大的法律体系，难熬的时刻是，看着看着司法考试的书，注意力就不知不觉涣散了。后来，我白天学习，晚上跑步，学习效率有所提高。说到这里，想起在厦门有一次台风天，又是快到中秋节，我还是从培训学校坐大巴回家，路上甚至是齐腰深的积水，大巴车过不去，我下车，后来，来了一辆卡车，总算搭顺风车回到家了。家里还责怪我，这么危险，为什么还要回家。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有一种年轻无畏的感觉，想到就去做，想回家就回家，想去考司法考试，那就裸辞去考，而且还对家里人说，目标是考400分以上。400分就是高分了。最后考了395分，也还可以。

其实，最难熬的时刻，不是在准备司法考试的过程中，而是考完试后等待的过程。2016年9月25日考完，11月22日才出成绩，这两个月是我人生最低谷，当时不知道能否通过司法考试，司法考试很玄乎，不像高考可以估计自己多少分，也不能老在家待着，就试着去厦门、福州、泉州找工作，要么我看不上，要么公司看不上，面临很尴尬的一种境地。

吴老丝：你第一份律师工作在厦门，三个月就离开。后来在南京从实习律师做到权益合伙人——你觉得两座城市的执业环境，给你最大的感受差异是什么？

蓝天彬：厦门城市规模还是偏小了，不够大气，法律服务市场相对不大。南京城市规模更大，法律服务市场更大，包容性更强。我在厦门，除了认识几个厦大同学，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在南京，我毕竟做过澎湃新闻政法记者。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对于重新出发、跨界转行的我来说，需要一种自信，哪怕是虚幻的自信。也就是要有那种感觉，我熟悉这里的环境，熟悉这里的人，有人认可我，我需要认可。在一种虚幻的自信之下，我快速成长，最终也变为真正的自信。

吴老丝：你说转行第一年曾喝醉过酒，对前路迷茫。现在回头看，那段“青黄不接”的日子，是靠什么撑过来的？

蓝天彬：2016年转行，2017年、2018年是我处于刚踏入律师行业的状态，在摸索、探索的状态。我记得当时刚转行的时候，一位律师前辈和我说，天彬，你要从甲方的角色转换成乙方的角色。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也就是我要快速从记者角色转化成律师角色，一个法律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因为做记者多少会有点傲气，我还记前段时间一个同事说当年我有点轴，现在慢慢变得更成熟了。当然，从我今天的视角再看，律师不能简单说是乙方或甲方的角色，既是专业法律服务提供者，同时也有一些适度中立的、独立的色彩。
当时，我们律所还在南京市鼓楼区汉中门大街的河海科技大厦，晚上我一个人绕着律所附近走啊走啊，从律所走到万达广场，再走到苏宁睿城那一带，我心里想，南京不应该这样对我，要努力，努力之后，南京不会亏待我的。我还记得，有个同事喝醉酒，在万达广场那边给我打电话，说找不到家了，叫我去接一下他，当时是冬天，下着大雪，我到万达广场找了将近二十分钟，才找到他，看到他扶着路边的宝马车吐啊吐。这就是那段时间，青春的时间。
接着，走着走着，我就想到了自己要做几大块事情。
第一、磨练专业能力。那时候，我一方面是自学，看刑事辩护的专业书籍，隔几天看一本，看别人写的辩护词和法律意见书。另一方面，跟着律所同事办案，不单跟着当时的团队领导办案，还跟着其他同事办案，从各个师父身上学专业，刨根问底，融会贯通。
第二，一周写一篇法律文章，以输出倒逼输入，加强专业能力。2017年那时候办的案件不多，怎么写文章，仍然可以写文章。一是写案例文章、裁判要点文章，比如污染环境罪无罪辩护要点，我就去搜污染环境罪无罪判决，然后归纳裁判要点。二是做一些行业观察，比如2017年我就写文章呼吁提高刑事案件二审开庭率。那时候，民事案件二审基本都有开庭，刑事案件二审很难开庭，这是很值得商榷的，民事案件关系到财产开庭了，刑事案件关系到生命与自由，反而不开庭。我就分析二审开庭率为什么低，是什么原因，我们认为要改进这种状况。这两年的二审开庭率有所提升。二是写热点新闻事件法律分析文章，类似于法律时评，比如今天发生一个新闻事件，我可能当天就写法律分析文章，或者第二天就写。我记得有一次早上五点就起来写，写一个纵火案。还有一次，是昆山龙哥案，我分析认为是正当防卫，我不单从法律角度分析，还从历史角度分析，联系到刘邦、项羽这些人，那个时代，认为如果做人没有一点血性，在被侵害的时候不敢反抗，那么是很可悲的。这篇文章当时点击量还不错，有一万多阅读量。三是实在想不到要写什么，那就看一部电影，比如看《手机》，写仙人跳、敲诈勒索罪。看《战狼》，分析里面可能涉及的几种罪名，比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等。还可以看一本书，比如看《反贪审讯秘笈》，归纳总结书的内容。
第三、一周拜访一个企业或一个人，比如拜访老乡的企业，去走动一下，也没有太多功利，不是说一定就要签法律顾问，就是去看看，了解一下老乡企业。比如走进律所合伙人办公室，和合伙人交流，听听他们当年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比如加一些群里的律师的微信。这个阶段，就是让更多人知道你。我认为客户签约或者同行合作有四大步骤：知道你，了解你，信任你，委托你或者与你合作。执业初期，首要的是，要让更多人知道你，身上还要有标签，比如我，就是前政法记者、现刑辩律师。知道你后，才谈得上了解你、信任你，进而委托你。
第四、每天至少发一次朋友圈。刚才我提到，要让更多人知道你，朋友圈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可以发自己去看守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状态，可以发表或者转发专业文章等。我执业几年后，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聘请我担任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咨询专家。我想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看到我在成长，专业和敬业。
第五、参加刑辩论坛、研讨会，和律师同行加强交流。 规定动作正常完成，按部就班完成，就会有收获。
通过这五大步骤，我的专业水平得到提高，创收也逐年上升，从新手律师成长为成熟律师、权益合伙人。我相信，年轻律师做到这几点，专业上和创收上，都会有提升。现在是数字时代，我们还可以多发视频，可以是刑辩专业的视频，可以是普法视频，发的视频都会在互联网上留痕迹，都会沉淀下来，以后都会是律师的数字财富。我们还可以做讲座，展现自己的能力，包括办案能力和表达能力。

二、办案的理念与方法

吴老丝：你的书名叫《正义不倒》，来自《笑傲江湖》片尾曲。小时候羡慕令狐冲的豪迈侠义，做了律师之后，你觉得刑辩律师的“侠义”具体是什么？

蓝天彬：刑辩律师的“侠义”，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是看到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提供帮助。当然，这个“刀”，指的是法律武器。我们借助法律专业技术与勇气，去帮助他人。作为律师，除了要赚钱养家，也要有社会责任感。这几年我陆续做了一些公益，包括担任社区公益法律顾问、公益代理案件等。我每年都会公益代理几个案件，比如，公益代理庞某某涉嫌网络寻衅滋事罪案件，经无罪辩护，公安机关终止侦查；公益代理秦某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案件，经有效辩护，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2025年，我和团队律师公益代理朱某某等人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经无罪辩护，法院判决三人无罪。

我认为，律师不要在金钱中迷失自我，要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一段时期，有些律师吹嘘自己赚多少钱，这种风气不太好。我们律师传达给社会的形象，不应该是一种生意人的形象，而应该是法律专业人士的形象，通过提供法律服务，去帮助他人，或者为客户解决问题。

吴老丝：你提过“刑事辩护要敢于尝试、善于突破”。能不能具体说说，什么叫“敢于”——是敢于跟公检法较真，还是敢于在策略上冒险？

蓝天彬：敢于，敢想敢干，抱着“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理念，用一切合法合理的手段，维护当事人权益。

敢于较真，敢于尝试。比如，查阅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大家是经常去做的。那么，复制讯问同步录音录像，是否有可能？我认为要敢于尝试，尽力争取，不要自我设限。之前，有个案件，我认为存在刑讯逼供，提供了相关线索，申请复制讯问同步录音录像。检察官一开始不同意，说之前都不让复制的。我还是不放弃，提出之前在其他案件也复制过，需要的话我可以打开电脑给他们看，希望这次也能复制，不然几十个小时的讯问视频，要在检察院看很久，不太方便。经过多次沟通，可能他们也看到我在较真，最终同意复制讯问同步录音录像。

复制一次之后，我发现不完整，又和检察官沟通，检察官找公安机关，过段时间我再去复制剩下的光盘。有了复制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那就好办多了，可以针对每个细节截图分析。

后来，我们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最终把当事人的有罪供述排除了，不再作为证据出示。

再比如，有些案件，合议庭成员包括法院院长或副院长，这时候我们除了找承办法官沟通，还要积极主动找院长或副院长当面沟通。我们是科层制社会，院长或副院长的话语权更大一些。之前，有个案件，检察院建议量刑四年半，经过我们和副院长反复沟通，把刑期从四年半，逐步降到三年，两年半，最终降到两年三个月。也就是说，要敢于和法院院长、副院长沟通。

吴老丝：你代理过一个涉恶案件，五个罪名去掉三个，连恶势力帽子都摘了。这种“拆解式辩护”的关键是什么？是一开始就全盘否定，还是分步骤来？

蓝天彬：这个案件，我们一开始就全面做无罪辩护，程序辩护与实体辩护并重。公安机关认为，周某涉嫌敲诈勒索罪、赌博罪、故意伤害罪、盗窃罪、寻衅滋事罪，是恶势力犯罪集团组织、领导者。我们发现刑讯逼供线索，申请调取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要求排除非法证据，经过我们坚决的程序辩护和实体辩护，最终去掉恶势力犯罪集团帽子，五罪去掉三罪：赌博罪、盗窃罪、寻衅滋事罪。法院判决，周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拘役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其余被告人大部分宣告缓刑。至此，一个困难重重的涉恶案件，最终严把法律、事实和证据关口，以妥善处理告终。这个案件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主要有三点：第一是发现刑讯逼供线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第二是坚决作证据辩护，第三是保持和检察官、法官良性沟通。

吴老丝：另一个案件中你申请复制讯问同步录音录像，检察官说“之前都不让复制”，你坚持较真最终拿到了。在实务中，你觉得哪些程序性权利是律师“不敢争取”而“不该放弃”的？

蓝天彬：我举几个例子，比如，第一，我的习惯是，每个刑事案件都要尽量争取和公检法办案人员当面沟通，而不能仅仅通过电话沟通或者递交书面意见。刑事案件也是在和人打交道。在面对面的交流中，能更有效地捕捉到案件的信息和走向，能更有效地进行辩护。有时候检察官会说先提交书面的材料，后续再看是否见面沟通。我一般会说，我有书面的法律意见书，同时也希望当面沟通一下。我会反复打电话预约当面沟通时间，如有必要也会引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十条意见》、《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

比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办理审查逮捕案件，犯罪嫌疑人已经委托辩护律师的，可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辩护律师的意见应当制作笔录，辩护律师提出的书面意见应当附卷。办理审查起诉案件，应当听取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制作笔录。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这里面提到，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并制作笔录。如果没有当面沟通，怎么制作笔录？

有时候，检察官会说，电话沟通也是听取意见。我就会引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二条规定，“直接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有困难的，可以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听取意见并记录在案，或者通知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无法通知或者在指定期限内未提出意见的，应当记录在案”。我会说，我理解你们的工作，希望你们也理解我的工作，你们直接听取辩护人的意见有困难的，可以通过电话方式，与此同时，你们有什么困难，如果今天不方便，明天行不行，明天不行的话，后天或者下周，是否有时间？

有时候，我会根据检察官的态度，引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被害人、证人、鉴定人，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应当由检察人员负责进行。检察人员或者检察人员和书记员不得少于二人”。换而言之，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要不得少于二人。

在一步步的较真中，让我们的意见能够全面而准确地传达到检察院。

第二，申请排除非法证据。除了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法院审判阶段可以申请，在审查逮捕阶段是否也可以申请？答案是，完全可以。有些案件，如果发现在刑事拘留三十天以内有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证，我们可以在审查逮捕阶段有理有据地要求排除非法证据，可能就会推动案件朝好的方向发展。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六十六条规定，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依法排除，不得作为移送审查逮捕、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移送起诉以及提起公诉的依据。

第三，我在开庭的时候，一般会主动向合议庭提出，解除被告人或上诉人的戒具。这是一个小的细节，但是能让被告人有所放松，适应庭审。我会引用《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十三条规定，“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出庭受审时，着正装或便装，不着监管机构的识别服。人民法院在庭审活动中不得对被告人或上诉人使用戒具，但认为其人身危险性大，可能危害法庭安全的除外。”

总之，程序性权利很多，只要有利于被告人或上诉人的，我们都要充分地去行使，去利用。

吴老丝：你提到过一个案件，通过和副院长反复沟通，把量刑从四年半降到两年三个月。这种沟通的尺度怎么把握？既不让法官觉得你在施压，又能真正影响结果？

蓝天彬：我认为，和公检法沟通，有三点原则可以参考。第一，以诚待人，大智若愚。曾国藩有一句话是：“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最坦诚的状态，能够战胜最虚伪的状态。最笨拙的状态，能够战胜最机巧的状态。笨鸟先飞，踏踏实实，大智若愚。有时候坦诚一点、笨拙一点，不需要那么多虚头巴脑、 虚与委蛇，反而是好事。公检法机关的人，本质上也是普通人。我们以诚相待，大智若愚，让他们觉得是踏实、靠谱的人。

第二，专业敬业，换位思考。专业是立身之本。我们见到公安、检察官、法官之前，要研究透彻案件，最好有书面的详细的法律意见书，这样可以边说边指给他们看。同时，我们在表达上要言简意赅，因为如果照本宣科，按照法律意见书读一遍，效率很低，观感不好。我自己的体会是，任何事情，任何案件，都可以概括成三点，把这些意见告诉办案人员。如果不够，可以再讲三点。这就是结构化思维。比如，谢某某涉嫌诈骗罪案件不起诉，有三大证据辩护要点：一、抓住客观证据不足；二、抓住证据互相矛盾；三、寻找现有有利证据。

敬业也很重要。一个人专业加上敬业，是可以打动人的。比如牛某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二审案件，我和法官当面谈了一次，法官明确说这个案件二审不开庭，书面审理。我们继续努力，又写了两份法律意见书。再和法官沟通，希望开庭，或者至少让合议庭三个成员一起听听我们的意见。后来法官转变态度，说看过我们的法律意见书，专业扎实且有新的观点，也觉得有必要开庭审理。后来，二审改判，实报实销。我想，这就是刑事辩护，专业加上敬业，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从困局中破局。有时候，我们办案办着办着，办案人员对我们的印象越来越好。

换位思考，既要站在当事人角度看问题，同时从公检法角度想想看看有什么突破口，提出新的思路，让他们既能办事，又不为难。听证会就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听证会有两种，一类听证会是拟不起诉的听证会，也就是检察院已经打算不起诉，还有一类听证会，是否具有起诉必要性的听证会。有的案件可以考虑开第二种听证会，让听证员实质性参与听证，讨论是否有起诉必要性。我有好几个案件，通过开第二种听证会，最终不起诉，包括走私、运输毒品罪案件，交通肇事罪案件等。

第三，不卑不亢，有理有据。通过专业打动公安、检察官、法官，同时也要有自己的态度，不卑不亢，要有理有据。尤其是年轻律师，碰到公检法，不要犯怵，不要卑躬屈膝，不要怕，勇敢表达。

同时，也不要自认为很专业，看不起公检法的人，有一种我就是对的、你就是错的傲气。我们心里可以认为我们是对的、对方是错的，但我们不要咄咄逼人。

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去某中院沟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法官打断我几次。我说，希望法官不要打断，我会注意言简意赅，也希望您保障律师的权利。你几次打断我的时间，说不定我都已经说了很多了。后来，法官对我很尊重，送我到门口，还和我闲聊。

吴老丝：你主张在一些侵财类案件中，坦白加全额退赃应当“减轻处罚”而非仅仅“从轻处罚”——这是基于《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解释。这个观点在实务中被采纳的难度大吗？法官和检察官最常怎么回应？

蓝天彬：坦白可以从轻处罚，退赃可以从轻处罚。通常来说，坦白加退赃，大家认为可以从轻处罚，但不太可能减轻处罚。不过，在侵财类犯罪中，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依据在哪里？
我们看《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那么，如何理解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
第一种情形，“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是指特别严重后果必然发生或者极有可能发生，但因犯罪嫌疑人的坦白而避免了发生。
比如，有一笔几千万元或者几亿元的资金，马上要转移到境外，因为犯罪嫌疑人坦白，避免了转移，也就是避免了特别严重后果发生，这时候可以考虑减轻处罚。
第二种情形，如果特别严重后果已经发生，但因犯罪嫌疑人的坦白，而使特别严重后果得以消除的，也应该予以同等评价。
只有这样，才能鼓励犯罪嫌疑人积极作为，挽回损失，消除后果，恢复社会关系，这也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体现。为此，对于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从而挽回特别巨大经济损失的，也宜认定为“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
在侵财类犯罪中，侵犯的是财产性利益，被害人最关心的就是挽回损失。在诈骗罪或盗窃罪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坦白了，也全额退赃了，消除特别严重后果，相当于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我们认为可以减轻处罚。这也是《刑法修正案（八）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中的观点。
当然，这条规定主要适用于侵财类犯罪案件的辩护。如果在职务犯罪中，因为侵犯的是职务廉洁性，不太适用。

对于《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我们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够用起来，和检察官、法官多沟通，就像当年的正当防卫条款，本来一直就像僵尸条款，一直沉睡着，后来因为几个重大案件爆发，才激活起来。

当然，这种观点在实务中被采纳的难度，仍然比较大，检察官、法官一般会说，之前当地没这么判决过。

这时候，我们除了说理，也可以提供一些案例，增加可能性。比如，2012年《人民司法》发表的《“因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理解与适用》一文显示，广东有个盗窃案，涉案金额89万余元，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审法院考虑到全额退赃，改判有期徒刑六年，这就是减轻处罚。

三、几个标志性案件的背后

吴老丝：“翻版药神案”里，你的当事人用他人特药证套取医保药，低价甚至免费卖给吃不起药的癌症患者。这个案子在情与法之间拉扯得很厉害。你在辩护中怎么平衡这两者？当事人在法庭上说“我看这些患者太可怜了”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感受？

蓝天彬：我在辩护中反复突出理和情，让检察官和法官能够感同身受。我和检察官说，当事人利用他人的特药证，多购买甲磺酸阿帕替尼，再转卖他人，骗取了医保统筹基金，但客观上也实实在在帮助了那些买不起药的人。主观方面，当事人一方面是想帮助那些不能报销药品的人、买不起药品的人，另一方面是想冲刺销量，拿公司的提成。我们认为情节较轻，主观恶性较小，希望检察院不批准逮捕。检察官了解情况、综合考虑后，对全案的12人均不批捕。

我的当事人除了涉嫌诈骗罪，还收取了同事王某等人套取的甲磺酸阿帕替尼，进而低价售卖给他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我在庭前就和法官反复沟通。我一方面把案件的真实情况和法官沟通，本案情况特殊，当事人的行为确实帮助了很多买不起药的患者，这和其他的诈骗类犯罪是有显著区别的，另一方面进行类案搜索，诈骗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数罪并罚，要宣告缓刑确实有难度，全国各地大部分地方对数罪并罚的案件判实刑，宣告缓刑的不多，我们找到一些宣告缓刑的案例，提供给法院，增强法院宣告缓刑的动力。我说，希望法官顶住压力，作出缓刑判决，取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官说，数罪并罚宣告缓刑确实有压力，她会慎重考虑。此后，我们达成共识，先预缴罚金。最终，法院宣告缓刑。

当事人在法庭上说“我看这些患者太可怜了”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政策可能会影响很多人，普通民众看病难的问题仍然很大，希望相关部门出台政策的时候，能更多地考虑到民众的福祉。另一方面，我想到，这个案件太特殊了，无论如何，我要尽全力争取缓刑。

吴老丝：江苏南通那个案件——十年前一位汽修店老板递给满头大汗的你一瓶水，十年后你免费为他做无罪辩护并胜诉。这个案子被媒体报道后反响很大。对你个人来说，这个案子是否超越了“专业辩护”本身？

蓝天彬：是的，超越了“专业辩护”本身。2015年，我还在澎湃新闻做政法记者，出差去南通采访，路过一家汽车修理店，店老板递给我一瓶矿泉水。十年后，2025年，他向我求助，说自己遇到一个刑事案件，觉得很冤。我当即决定，公益无偿为他辩护。我和团队律师对三个被告人坚决作无罪辩护。2025年，全国依法宣告294人无罪，我们公益代理的朱某某等人涉嫌故意伤害案，经过无罪辩护，法院判决三人无罪，占这294分之三。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有句台词是，“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我想，做刑辩律师，也要有情有义。

吴老丝：你公益代理的庞某某网络发帖被跨省抓捕案，最后终止侦查。这个案子的辩护，你觉得最有价值的部分在哪里——是结果本身，还是过程引发的舆论关注？

蓝天彬：庞某某是一名货车司机，平时写写自媒体文章，还被聘为省公安交通管理信息员。然而，却因网络发帖监督另一个省的某县交通执法有违规行为，被某县公安机关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跨省抓捕。我和龚华律师路见不平，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公益辩护。

我们认为，某县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执法有待进一步规范，应当允许网民监督。庞某某发布的内容以现场视频和照片为主，辅以监督政府部门的评论性文字，不属于编造或散布虚假信息。文章中庞某某并没有对关键性信息进行篡改，相反地，还在微信文章贴出了某县官方的回复。庞某某还多次在微信提醒苗某某“千万不能有假”“必须说真实事实”，不属于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进行散布的情形。庞某某的微信文章没有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庞某某不具有寻衅滋事犯罪的主观故意，而是出于监督政府部门规范执法的善意，因此不构成寻衅滋事罪。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批评、建议的权利，司法机关应当予以尊重，不能动辄因言获罪。

我们在无罪辩护的同时，媒体及时进行舆论监督报道。庞某某被取保候审，最终公安局对庞某某终止侦查。

天下苦寻衅滋事久矣，这个庞某某涉嫌寻衅滋事罪案件，不管是结果本身，还是过程引发的舆论关注，都有价值。在这案件办理过程中，第一、厘清何谓虚假信息和真实信息，厘清何谓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厘清何谓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故意。第二、厘清公民监督的权利与寻衅滋事罪的边界，要保障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第三、有些案件存在重大问题，同时具有一定的新闻与社会价值，媒体可以进行舆论监督报道，推动案件良性发展。这些都有价值。

吴老丝：“结硬寨，打呆仗”是你形容涉黑恶案件辩护的方式。这个“呆”字，体现在哪些具体动作上？能不能举个例子，说明“呆”比“巧”更有力量？

蓝天彬：每一个涉黑涉恶案件的辩护，都是一场硬仗。这需要律师“结硬寨、打呆仗”，稳扎稳打，全力辩护，扎扎实实地做程序辩护与证据辩护。

比如，吴达（化名）涉恶案件，我们发现刑讯逼供线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第一、我们仔细询问吴达关于刑讯逼供前后经过。据吴达陈述，第一次刑讯逼供，办案人员将吴达的双手反铐在讯问室的椅子上。办案人员明知吴达双手有旧伤，却屡屡将吴达的双手使劲往下拖拽，令吴达疼痛难忍。办案人员还把茶水浇到吴达头上，还语言恐吓吴达，诸如：将吴达放出来就是为了折磨他，以后的日子还长。就算不穿警服也要开车把吴达撞死等。办案人员还要求吴达学狗叫，踢正步，对吴达的人格进行侮辱。如果吴达想闭眼休息，就拿手机手电筒照吴达的脸。如果吴达不回答，就拉拽吴达的头。第二次刑讯逼供，办案人员将吴达的双手反铐在讯问室的椅子上，往下拖拽，试图用这种方式，逼迫吴达按照他们的意思，承认寻衅滋事的犯罪情节。在这个过程中，办案人员将没喝完的茶水从吴达头顶浇下。

第二、我们向检察院提供了伤情照片，以及时间、地点、办案人员姓名、行为等刑讯逼供具体线索，希望能查阅并复制同步录音录像。

第三、反复沟通之后，检察院最终同意复制讯问同步录音录像。有了复制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那就好办多了，反复看同步录音录像，针对每个细节截图分析，发现确实存在变相的刑讯逼供。

第四、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申请排除吴达被刑讯逼供后的第10次至第25次讯问笔录以及所谓的悔过书。

第五、通过有效的庭前会议，我们和法院、检察院初步达成共识，关于第10次至第25次讯问笔录，检察院不作为证据出示，最终把当事人的有罪供述排除了。

这就为后期案件取得好的结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吴老丝：你也写过一些“有遗憾”的案件——比如那个古玩诈骗案，努力三年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这样的案子结束后，你怎么消化？是告诉自己“尽力了”，还是会在夜深人静时反复琢磨“还能不能更好”？

蓝天彬：确实很难接受，我连续几个晚上反复想，辗转反侧，一方面想如果再来一遍，是不是能做得更好，另一方面安慰自己，尽人事，听天命，往前看，投入到下一个案件的辩护。

四、对刑事辩护生态的观察

吴老丝：你曾公开评论“私造浮桥收费获缓刑”案，认为定罪证据需厘清，不宜把行政违法拔高成刑事犯罪。从你的角度看，这类案件为什么会一再发生？是法律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蓝天彬：寻衅滋事罪前身是流氓罪。流氓罪在1997年被取消，分解为聚众斗殴罪，聚众淫乱罪，盗窃、侮辱尸体罪，强制猥亵、侮辱罪，猥亵儿童罪等，还包括寻衅滋事罪。寻衅滋事罪作为补充性罪名、兜底罪名，因为其模糊性，能够快速实现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也正因为其模糊性，争议越来越大。有些不必上升到刑事手段打击的行为，有些能够用治安处罚解决的问题，一旦踏上寻衅滋事罪的列车，就难以回头。部分案件存在滥用的嫌疑，存在口袋罪的倾向。立法的精准化是趋势，刑法的谦抑性是原则。在这个大背景下，寻衅滋事罪是否可能消亡，是否可能分解出新的罪名，值得探讨。

吴老丝：你提到过“决战在法庭”某种程度上演变成“决战在检察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推行后，你感觉刑事辩护的重心发生了怎样的位移？

蓝天彬：自从实施检察院精准量刑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后，“决战在法庭”某种程度上演变成“决战在检察院”，检察院环节越来越重要，刑事辩护的重心要前移，我们要抓住每次机会，反复和检察院沟通，争取在检察院环节达到目标，比如不起诉或者建议缓刑。

比如，我今年有个案件，我的当事人代为投诉举报短视频、账号、直播间，收取费用，涉嫌非法经营罪。我们坚决做无罪辩护，认为没有“违反国家规定”，没有“扰乱市场秩序”，且证据不足，不构成非法经营罪。我们反复和检察院沟通，最终说服检察官，检察院退回后，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无罪辩护成功。这是我的第二个“有偿删帖型非法经营罪”无罪辩护成功案例。遗憾的是，全国多个地方类似行为被判决有罪。我们希望办案机关能够更加慎重，毕竟一个案件背后就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一辈子。

吴老丝：你在多个场合强调“兼顾国法、天理、人情”。但“天理”和“人情”在法庭上很难量化，在辩护词里怎么“翻译”成法官能接受的语言？

蓝天彬：法律是专业的，同时也是从民众之中产生的。如果司法人员手里只有卷宗，眼里只有法条，不能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办案效果会大打折扣。我们要考虑司法结论是否顺应国法、天理、人情。“天下之情无穷，刑法所载有限”，在办案中要考虑民众的朴素正义观，在法律范围内接近社会预期，而不能机械办案、就案办案。追赶小偷致死案、醉驾救妻案、昆山龙哥案等一系列案件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正是顺应了国法、天理、人情。

简单地说，我们的司法结论要考虑常识、常理、常情，想想普通民众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目光往返于常识与法律。我们就会发现，有些案件形式上入罪，实质上应当出罪。

吴老丝：你代理过一些涉黑恶案件并取得有效辩护。在当前语境下，涉黑恶案件的辩护空间到底有多大？和普通刑事案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蓝天彬：和普通刑事案件相比，涉黑恶案件有五个显著特点：一是往往和行政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决策层级高。二是刑讯逼供现象相对较多。三是有些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可能违背程序正义、实体正义，掘地三尺搜集各种罪名，再装进黑恶大箩筐。各种陈年旧案重复处罚，各种简单违法行为上升至犯罪，一些本该行政处罚的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一些经济纠纷上升到犯罪。四是一些地方的检察院未能发挥法律监督作用，法院未能独立审判，有人说，“公安是炒菜的，检察是端菜的，法院是吃菜的”，虽然有些调侃过头，但这并非空穴来风。五是对于涉黑恶案件当事人的经济影响大，涉及公司时影响面更大。一个人进去，也许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轰然倒塌，一个区域的经济也有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涉黑恶案件的辩护，虽然难，仍然有空间。我之前辩护的周某恶势力案件，最终去掉恶势力犯罪集团帽子，五个罪名去掉三个罪名，作为第一被告人，最后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其余被告人大部分宣告缓刑。

吴老丝：作为前政法记者，你和公检法打交道的方式，和纯法律出身的律师有什么不同？记者时期的“沟通直觉”在律师工作中用得着吗？

蓝天彬：第一、记者生涯锻炼了我抓重点的能力。当记者的时候，要在短时间内搜集信息，梳理信息，提炼信息。做记者带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锻炼了结构化思维和抓重点的能力。任何问题、任何案件，都可以概括成三点，当然三点又可以产生新的几点。这对于和公检法机关沟通，相当有效，可以在短时间内进行有效沟通、交流。
第二、记者生涯锻炼了我抓细节的能力。做记者需要抓一些关键的细节，做律师也是如此。既要抓重点，也要抓细节。发现细节可能就影响整个案件的走向，边边角角的地方也可能影响案件走向。我在和公检法机关沟通的时候，会说一些细节，让他们能直观地感受到案件存在的问题。
第三、记者生涯锻炼了我触类旁通的能力。记者要有触类旁通、融会贯通的能力，有时候将两个看上去不关联的东西，通过蛛丝马迹，建立联系。做律师也是如此。有时候了解一个方面，运用到其他方面。

还有一点，当记者的时候，见多了各种领导，所以我在和公检法机关沟通的时候，不卑不亢，既不自卑，也不高傲，平和交流。

五、写作与记录

吴老丝：你在澎湃新闻做政法记者时，被同事笑称“蓝天拼”。现在做律师，似乎也保持着“拼”的状态。这种“拼”的驱动力是什么？是当初的新闻理想在延续，还是职业本身的要求？

蓝天彬：这种“拼”，可能是性格所致，追求好一点，更好一点。与此同时，希望个人事业更上一层楼，希望国家法治更上一层楼。

吴老丝： 你说写办案手记要“像新闻一样保持必要的克制”。但律师和记者最大的不同是——律师有明确的立场。在这两者之间，你如何把握分寸？会不会写着写着就“为当事人辩护”压过了“如实记录”？

蓝天彬：我所说的“像新闻一样，保持必要的克制”，指的是，我们可以有情感的流露和关照，但情感不能过分倾泻，不能泛滥成灾，要保持法律人的理性。即便不能像新闻那样客观中立，也要保持适度的克制，尽量把事情如实记录。如实记录，就有一种历史的力量、时间的力量。有些案件很遗憾，没有获得公平公正的判决，我们记录下来，向历史辩护，向时间辩护，让历史来审判，让时间来审判。

我之前做过六年记者、编辑，虽然已经在律师行业十年，但新闻底色还在，这种职业训练还在。当然，什么叫“如实记录”，什么叫“实”，本身就有争议，有客观事实、新闻事实、法律事实的区别。我认为，不必纠结，记录下来，就有意义。是非审之于己，问心无愧就好。

吴老丝：你写“前奏”那部分，提到自己曾经连续写了六七起女大学生或小孩失踪、遇害的案件，“满眼灰暗”。做刑辩律师也会面对大量负面案件——你怎么防止自己被这些案件“淹没”？

蓝天彬：通过看书、看电影，缓解“灰暗情绪”，防止被负面案件“淹没”。

我今年春节假期看完《道德经》，五一假期看完《孙子兵法》。《道德经》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也就是说，要保持内心的空明宁静，面对万物的循环变化。《孙子兵法》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也就是说，要强大自己，等机会来了再出手。最近在看《金刚经》，里面有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放下执着，方得解脱。这些话，都对我有启发。

我最近看周星驰电影作品《功夫女足》，对我来说百感交集，在电影院开怀大笑。起初的半小时，剧情和对白很尴尬，担心电影会崩盘。所幸，渐入佳境，后面越来越好。当然，结尾一般。和巅峰期的周星驰电影不能并列，但也可以一看。《喜剧之王》里的尹天仇，对着大海大喊“努力、奋斗！”《功夫女足》则说，“踢球就是为了踢球，要放松。”人到中年，确实要学会拿得起、放得下，要学会放松。时来天地皆同力，很多时候是时代给的机会，能抓住一点机会，就已经很好。

当然，这些都是安慰自己的话，面对一个个案件，还是要振作精神，全力以赴。

吴老丝：徐昕教授在序言里说，刑辩律师的记录有“历史价值”。你觉得十年后的人翻看《正义不倒》，会看到一个怎样的时代？

蓝天彬：一个复杂的时代，一个处于转型期的时代，一个物质较为丰盛、法治还在路上的时代。

吴老丝：你的书里有很多细节——比如那个12亿元融资项目里，中间人打黑伞、戴手套送钱。这些细节是庭审材料里有的，还是你刻意去挖掘和还原的？

蓝天彬：有些是案件材料里的，有些是当事人在法庭上说的，有些是当事人告诉我的。

六、个人与未来

吴老丝：你说自己“每到一个地方办案，忙完后如果有空，去看看当地的名胜古迹”。读书、行路、办案——你觉得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内在关联？

蓝天彬：读书，既读法律专业书籍，也读历史文化书籍，保持阅读习惯，无论再忙，也要读书，“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行路，行万里路，验证读书心得。经过读书和行路，增长见识和经验，办案才会更好。在办案过程中，读书和行路，也让自己变得更丰富。

吴老丝：你后来在厦门买了房，又为了转行回到南京——这些年会不会觉得累？有没有想过“稳定下来”？

蓝天彬：在上升期，累是难免的，习惯就好。我2019年在南京也安家了。南京是我的福地。自从十二年前踏上这座城市，它的悠久历史和开放包容，就吸引了我，我的事业也从此驶上快车道，完成从法治记者向刑辩律师的快速转型，并在律师行业保持稳扎稳打、稳步上升的态势。我喜欢南京。

吴老丝：你写自己司法考试前回到厦门，在大学城跑步，“越跑就越觉得年轻，仿佛能跑回十年前”。现在做律师快十年了，还有那种“跑回十年前”的感觉吗？

蓝天彬：现在状态挺好的，当然有时候回忆过去，也想到很多。有一次，偶然翻到2017年写的一句话，“让自己忙起来，有舍才有得”，那会儿从记者转型进入律师行业不久，一切都是未知，唯有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脚踏实地，努力前行，现在想来，功不唐捐，轻舟已过万重山。

有一次，翻到2018年1月25日的记录，“上午，在南京江北法援，有个农民工王大姐打电话进来，说江苏某建筑公司拖欠其工资一万六千多元，多次索要未果，她打了政府部门热线电话也没有下文，她感到无可奈何，不知道怎么办。我告知相关法律法规和维权途径，并向她要了公司电话。随后，我打电话给公司，督促尽快发放工资。刚才回访，王大姐高兴地和我说，公司打电话给她了，今天会发钱。我听了也很高兴。在这个下雪的冬天，举手之劳，做点好事。”

这些就是来时路，不忘来时路，继续前行。

吴老丝：你现在带团队了。你带年轻律师的方式，和你当年自己摸索成长的方式，有什么不同？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是你自己当年没人告诉你的？

蓝天彬：带年轻律师的方式，第一、从专业上，实实在在教一些东西；第二，平等相处，互相尊重，各自有什么想法，及时说，不内耗。

给年轻律师的建议，第一、专业是立身之本，专业不稳，地动山摇。第二、多看书，看法律专业书籍，看各种杂书。第三、积极主动，多写文章，多拍视频，主动和人交流，让更多人知道自己、了解自己。第四、多总结，多复盘，不断总结代理案件的经验与教训，才能得到更大提升。

吴老丝：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十年后再写一本书，你希望书名还是“正义不倒”，还是换了别的什么？

《正义不倒：刑辩律师办案手记》是我的第一本书，接下来，我可能会再写《刀下留人：刑辩律师办案手记》和《人间正道：刑辩律师办案手记》，如此，形成办案手记三部曲。我们处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处在社会快速转型期，我们用几十年走完了其他国家几百年的历程，我们这个时代的刑事辩护和刑事司法也处在一种快速变动之中。作为刑辩律师，我们也有责任去记录历史，哪怕是写一个小的注脚。我希望，这三本书，就是一个大时代里的小注脚，可以成为未来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素材。

《中国知名刑辩律师访谈》，只为记录当下中国刑辩及刑事司法的真实现状，为刑辩人留下一份真实的口述史。为避免记录有误，所有访谈内容均由受访者审核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