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齐惠公十年的夏天，临淄的风似乎比往年更加沉滞。
惠公薨逝的消息传开后，齐国朝堂表面上依旧按礼发丧、遣使赴鲁，一派温恭体面；可帷幕之后，那些盘根错节的世族力量，已经像蛰伏多年的暗流，悄悄冲破了堤岸。
齐国的致命问题，终于彻底摆到了台面上：世族太强，国君太弱。
高氏、国氏、崔氏，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高氏出自齐太公之后，世代执掌齐国军政，根基深固；国氏同样是齐国老牌公族，朝中势力盘根错节；至于崔氏，则是惠公一手提拔起来的新贵，崔杼凭借君宠迅速崛起，却也因此成了旧族眼中钉。
惠公在世时，尚能以政治手腕周旋其间，让高、国、崔诸族彼此牵制，谁也不能一家独大。他像一名老练的驭手，握着缰绳，压着车辙，让齐国这辆颠簸的旧车勉强沿着正道前行。
可他一死，缰绳断了。
新君年幼，君权悬空，原本被压制的矛盾迅速爆发。高氏、国氏率先联手，以世族老臣的身份压制崔氏；崔杼失去惠公这座靠山，顷刻间便从朝堂新贵变成了众矢之的。
惠公尸骨未寒，崔杼便被逼出奔卫国。
这一幕，像一个不祥的预兆。
它意味着：齐国的君权已经压不住世族了。
崔杼虽然暂时离去，但他并没有真正消失。他带着怨毒离开了临淄，也带着对高、国二氏的恨意蛰伏下来。齐国的内乱，不是结束，而刚刚开始。
此后数十年，齐国朝堂几乎都在这场权力失衡的阴影中打转。
世族轮番坐大，国君形同虚设；卿大夫专权，公室日益衰弱。曾经称霸诸侯的齐国，不再是那个令天下屏息的东方大国，而是逐渐陷入内部倾轧的泥沼。
高氏、国氏、崔氏，以及后来的庆氏、陈氏，你方唱罢我登场。
他们杀国君，逐公族，专国政，私扩封邑，把齐国的权力一点点瓜分殆尽。国君虽仍坐在君位上，却常常只是世族手中的傀儡。
更可怕的是，这种内乱并非一时之乱，而是结构性之乱。
齐国的问题，从根子上说，是公室削弱、世族坐大。
当年齐桓公称霸，靠的是管仲改革与君权主导；可桓之后，齐国霸业渐衰，公室也一步步失去对卿大夫的控制。到惠公之时，虽能勉强维持局面，却已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世族膨胀的问题。
惠公死后，齐国进入了一个更加动荡的时代。
崔杼后来重返齐国，再度掌权，甚至弑杀齐庄公，另立新君，权倾一时；可他自己也未能逃脱权臣相争的命运。杀君者，终亦为人所杀；专权者，终亦为他人所专。
齐国的内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
谁被卷进去，谁就难以脱身。
崔氏、庆氏、高氏、国氏，彼此倾轧，反复洗牌。朝堂之上，今日还是权倾朝野的卿大夫，明日便可能变成阶下之囚；今日还能废立国君，明日便可能被新的势力清算。
而齐国的国君，就在这一轮又一轮的世族洗牌中，逐渐失去了尊严，也失去了权力。
他们有的被弑，有的被废，有的被迫流亡，有的只能苟延残喘地坐在君位上，看着卿大夫们瓜分国政。
这便是齐国中后期最致命的政治病：君权弱于世权，公室受制于私门。
如果说齐桓公时代是 “国君能用卿”，那么齐惠公时代就是 “国君能压卿”；而惠公之后，则变成了 “卿大夫能挟君”。
齐国再也回不到那个号令诸侯、天下畏服的时代了。
临淄宫城依旧，淄水依旧东流。
可齐国的国运，已经随着君权的坠落，一天天黯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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