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的关键抉择，古人告诉我们什么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同样是面对一团乱麻，为什么有些人总能抽丝剥茧，找到那条最关键的那个线头，轻轻一拽，整个局面就活了。而另外一些人呢，越是努力去解，那个结反而越缠越紧，最后把自己也给缠进去了。

这中间差的，究竟是什么呢？

后来读的历史书多了，见识了不少古人在关键时刻的关键抉择，才慢慢悟出一些门道。解决问题的能力，真的不是你读了多少书，背了多少理论，懂了多少公式。它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有时候甚至跟你认了多少字都没太大关系。

什么叫大格局？就是能把整个天下当成一盘棋来下。

春秋时期的管仲，就是这么一号人物。

管仲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也挺落魄的。家里穷得叮当响，做过商人，跟人合伙做生意还经常贪小便宜，名声其实一度不太好。但管仲就是管仲，他不是一般的人物。他看待问题，从来不是就事论事，不是盯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去琢磨怎么多打几斤粮食。他看的是一个国家的命脉，看的是千千万万老百姓的生计，看的是一个朝代的长治久安。

管仲辅佐齐桓公的时候，齐国是什么情况呢？前任国君齐襄公穷兵黩武，骄奢淫逸，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民生凋敝，四面都是敌人。换了一般人，看到这副烂摊子，估计头都大了——从哪里入手呢？是先整顿军队，还是先讨伐邻国，还是先搞一搞钱粮？

管仲的思路跟别人不一样。他没有急着喊打喊杀，也没有急着搞什么大动作，而是先做了一件事：富民。

富民这两个字，说着容易做着难。怎么富民？靠号召？靠宣传？靠让大家勒紧裤腰带？管仲说，都不行。富民的根本在于发展商业，让市场的活力迸发出来。《管子》里有这么一句话：“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这句话背后蕴含的意思是非常深刻的——老百姓兜里有钱了，日子好过了，才会安居乐业，才会珍惜眼前的生活，才不会动不动就造反闹事。你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你首先要让老百姓过得有盼头，而不是天天在那里喊口号，搞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管仲看准了齐国的天然优势：靠近大海，盐铁资源丰富。盐和铁，一个是人人都离不开的生活必需品，一个是农业生产和国家军事的基础物资。管仲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的收税方法，而是提出了一个非常高明的制度——“官山海”，也就是盐铁由国家来专卖。

这个办法妙在哪里呢？齐桓公曾经问管仲，我们能不能多收点税，比如对房屋啊、树木啊、六畜啊、人头啊都征税，管仲一一摇头否决了。他的理由是：你直接收税，老百姓感受太强烈了，心里不舒服，容易激起反抗。但你把盐和铁的价格稍微提高那么一点点，老百姓在不知不觉中就把钱交了，而且因为是按消费来付费的，你不吃盐就不会有负担，公平得很。管仲给齐桓公算了一笔细账：一个万户大国，如果按人头收税，每个月也就收上来三千万钱；但只要把每升盐的价格提高两钱，因为人人都得吃盐，而且是按户籍来“计口售盐”，每个月就能多收六千万钱。你看这差距有多大。

更关键的是，管仲这套制度没有把民间商贾的路子完全堵死。他虽然实行盐铁专卖，但在生产环节上却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做法，允许百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煮盐，国家进行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就可以了。民间还有参与的空间，老百姓还能从中获得一定的收益。

这叫什么？这叫“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就是说，老百姓能看得到国家在给予他们的好处，却看不到国家在拿走他们的利益。这种做法实在太高明了，既充实了国库，又让老百姓没啥怨言。

而在后来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盐铁专卖制度的影响有多深远？可以说，从春秋一直到明清，盐课收入都是朝廷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来源。管仲的一个创意，泽被后世两千年。你说这叫什么眼光？这就叫大格局。

但管仲还不光是懂钱，他更懂人。他一直强调，治国也好，经商也好，根本都在于“民”。他说过一句特别实在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你得先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他们才能讲道德讲廉耻。你逼着一个饿着肚子的人去讲究什么礼义廉耻，那是不现实的，是不人道的。

所以管仲搞经济的思路，核心就是八个字：藏富于民、取用有道。他以人为本，以义为先，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不忘记自己的本分和道义。他不像有些治国者那样把老百姓当成韭菜，一茬一茬地割。他是真心实意想让老百姓富起来，因为他明白，老百姓的富裕，才是国家真正的富裕。

更难能可贵的是，管仲还特别关注贫富差距的问题。他敏锐地认识到，“贫富无度则失”，贫富差距太大，国家就会不安定。他甚至将“有贫贱者”列为国家的三大忧患之一。所以他推行了一系列的措施去扶助贫困群体，甚至规定那些豪富之家不能去从事手工编织和种菜之类的营生，以保证普通从业者的收入来源不受冲击。

你看，管仲考虑得有多细致。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只知道宏观布局的人，他是真正深入到民间，体察民情，从最根本的层面去解决问题。这样的人物，几千年才出一个。

说完了管仲，我不由得想起另外一个人：张良。

如果说管仲是用他宏大的经济布局解决了一个国家的根基问题，那张良就是用一个又一个精准到可怕的计策，在千钧一发的关头，解决了生死存亡的问题。

我读汉初这段历史的时候，经常有种恍惚的感觉。张良这个人，说他是个谋士，其实他更像是个天才的解局者，好像天底下就没有他解不开的难题。他对局势的判断、对人性的把握、对时机的拿捏，都达到了一个让人望尘莫及的程度。

楚汉相争初期，项羽把刘邦分封到了偏远的巴蜀汉中，还特意在刘邦周围布满了自己的嫡系兵马，摆明了就是想困死刘邦。从关中到汉中的路，只有那一条悬挂在绝壁上的栈道，堪称天险。刘邦进了汉中之后，心里那个憋屈啊，恨不得立刻就调头打回去，跟项羽拼个你死我活。

换了我们普通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要么忍气吞声，从此认命算了；要么被怒火冲昏头脑，做出不理智的决定，鸡蛋碰石头。刘邦当时就是后者，他是草根出身，性子刚烈，咽不下这口气。

这时候张良站出来了。他给了刘邦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估计让当时的刘邦都愣住了：把栈道烧掉，烧得干干净净。

你想想，从汉中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你把它烧了，你以后怎么出去？这不等于把自己关在一个巨大的囚笼里吗？这在大多数人看来简直是疯了。

但张良的眼光，偏偏就是比别人毒辣。他看透了项羽这个人，知道项羽虽然勇猛无双，但疑心极重，而且性格刚愎自用。他烧栈道的目的，不是真的要把刘邦永远困在汉中，而是要给项羽传递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汉王刘邦已经彻底认怂了，他连出来的路都烧掉了，这辈子都打算窝在巴蜀那个小地方养老了，楚霸王您就一万个放心吧。

这一招，太绝了。它精准地击中项羽性格中最大的弱点——骄傲轻敌。果不其然，项羽一看刘邦连栈道都烧了，紧绷的那根神经立刻松弛下来，觉得西边已无后顾之忧，便意气风发地率军东归彭城，专心处理其他诸侯的事务去了。

而刘邦这边呢，利用这难得的喘息之机，在汉中养精蓄锐，扩军备战，还拜了韩信为大将军。等到一切都准备妥当，韩信带着精锐部队，没有去修那条已经被烧毁的老栈道，而是走了一条常人根本不敢想的路——翻越巍峨秦岭，从小路突然出现在陈仓，一举收复三秦之地，彻底打垮了项羽布置在关中地区的守军。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个典故，后来成了《三十六计》中的经典。当然，严格来说，正史记载中并没有“明修栈道”这个具体的桥段，那是后世戏曲演义的加工。但张良烧栈道以迷惑项羽，韩信走陈仓以出其不意，这两个关键步骤是真实发生过的。张良用自己的智慧，为刘邦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这时间就是日后翻盘的根本。

读张良的故事，你不得不感慨，真正厉害的人，永远是反着大多数人的思维来思考的。大多数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想办法挣脱、想办法打通出路。而张良呢，他反而是先把后路给彻底堵死——当然，他堵的是敌人的疑心，不是自己的活路。他用一种表面上的退缩和自缚手脚，换来了敌人的麻痹大意，换来了珍贵的时间和空间。这种逆向思维能力，这种在极端压力下还能保持清醒头脑的本事，实在是让人自愧不如。

张良这个人，一生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鸿门宴上命悬一线，他从头到尾从容应对，帮着刘邦化险为夷。荥阳对峙时刘邦被困，又是他运筹帷幄，稳住大局。每当刘邦集团走到一个看似绝境的关口，张良总能找到一条路出来。

但说来也奇怪，张良这个人好像从来不以功臣自居。大汉立国之后，他不争权，不夺利，安安静静地选择了退居幕后，过着一种近乎隐士的生活。他似乎对权力本身没有太大的兴趣，他真正享受的，可能就是那种面对巨大难题时，用自己的智慧找到解法的那一刻。

你看，这就很有意思了。管仲处理的是国家经济的大问题，张良处理的是军事斗争中的生死抉择。他们的领域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那种能在千头万绪中找到最关键那根线头的人。这种能力，就是古人所谓的“纲举目张”。你抓住了事物的根本矛盾，剩下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然而，抓住根本矛盾，也不意味着就万事大吉了。

有些问题的根本矛盾你抓得再准，如果执行条件不允许，如果没有足够的手段去落实，那你的想法再好，也只能是镜花水月。

诸葛亮面对的问题，就是这种类型。他比谁都清楚蜀汉的困境所在。北伐曹魏，那是蜀汉立国之初就定下的国策，是必须要做的。但北伐最大的难题是什么？不是魏国兵多将广，不是司马懿有多么狡猾，而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问题——粮草运不上去。

从成都平原到关中前线，隔着千山万水，那可不是一马平川。其中最为艰险的一段，便是李白诗中写到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秦岭山区。蜀汉的运粮队伍，人挑马驮，在山路上跋涉一趟，路上自己吃掉消耗掉的粮食，可能比最后送到前线的还要多。这种仗怎么打？

我们可能觉得，不就是运粮吗？多征民夫，多赶牛马，日夜兼程就是了。但诸葛亮不是这么想的。他发明了一种神奇的工具——木牛流马。正史《三国志》里对此是有明确记载的：“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建兴九年，诸葛亮出兵祁山，用木牛来运粮；建兴十二年，他率大军出斜谷，用的则是流马，这次一直打到了五丈原，跟司马懿隔渭水对峙。

关于木牛流马到底是什么东西，后世争论了一千多年，有人说是独轮车，有人说是某种复杂的四轮运输器械。具体形态我们暂且不管，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诸葛亮通过他对机械原理的深刻理解，设计出了一种在崎岖山路上特别省力、效率又远高于传统人挑马驮的运输工具。

更让人惊叹的是，《三国志》里对木牛的形制和运行效率有一段相当详细的描述：“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著于腹……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你看，这个方腹，是用来装粮食的箱子；曲头，可能是一种控制方向的装置。在崎岖不平的蜀道上，一天能走二十里，而且推车的人还不怎么劳累，这在当时简直是划时代的黑科技。

从这一件事上，你就能看出诸葛亮和一般人的区别了。面对一个几乎无解的后勤难题，他没有抱怨天意，没有去鞭打士卒逼他们拼命，也没有选择蛮干——比如强行发动几万人同时运粮，搞得沿途百姓怨声载道。而是安安静静地坐在帐篷里，琢磨这个物理问题本身：怎么样利用机械原理来降低运输的损耗、提高效率？这不是一个统帅该做的事情，这是一个科学家、一个工程师做的事情。但诸葛亮偏偏就做到了。

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投入到了解决具体问题当中，而不是把精力消耗在作秀或空谈上。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最重要的是，你把你的能力用在了什么地方。用在刀刃上，用在解决真问题、而非伪命题上，才叫真正的本事。

但是很可惜，木牛流马虽然精巧，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蜀汉的困局。它只是在技术层面做了一部分弥补。蜀汉和曹魏之间的国力差距太大了，一个区区益州，对抗整个北方，几乎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屯兵五丈原，他想占据北原以切断曹魏的陇右通道，结果这个意图被魏将郭淮看穿了，抢先一步守住了北原，诸葛亮的战略计划再次功亏一篑。

最后，这位天才的丞相累死在了五丈原的军帐之中，终年五十四岁。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清的难过。诸葛亮几乎做到了一切他能做到的事情，他勤奋，他聪明，他鞠躬尽瘁，他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运用到了极致。但有些事情，不是光靠聪明和勤奋就能逆转的。

可话说回来，这并不否定他个人能力的伟大。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一座几乎不可能翻越的大山，他在攀爬过程中展现出的那种百折不挠、务实求新的精神，才格外令人动容。他没有选择放弃，没有选择苟且，而是用尽最后一分力，去解决哪怕一点点的实际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面对现实条件和各种掣肘，如何用最小的代价，去撬动最大的改变呢？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王阳明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位宗师级的人物。

王阳明是明代的大儒，心学的开创者，“知行合一”、“致良知”这些话，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我发现，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好像就是一位坐在书院里讲学的老夫子，讲一些比较玄乎的哲学道理。其实完全不是。王阳明这个人，是真正的文武双全，他是把哲学思想贯彻到实战中去解决问题的大师。我一直觉得，王阳明心学最宝贵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空谈心性的学问，而是实实在在能够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论。

明朝正德年间，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四省交界的南赣山区，匪患横行了几十年。朝廷派了好多任官员去剿匪，结果呢，去一拨败一拨，土匪反而越剿越多。原因其实不复杂：一则，那些前任官员一个个都想早点立功升官，一到任就迫不及待地大张旗鼓出兵围剿，却根本不做前期调研，不了解匪患的来龙去脉；二则，那些土匪在官府内部安插了不少耳目，每次官军还没出动，土匪那边就已经得到消息，做好了埋伏。

公元1517年，王阳明四十六岁那年，被任命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专门负责解决这个烂摊子。

按我们一般人的做法，新官上任三把火嘛，对不对？火速整军，强力出击，用雷霆手段打出威风来。但王阳明没有。他到了江西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急着出兵，而是一头扎进衙门里，翻阅以往历次围剿失败的档案。他像一个侦探一样，仔仔细细地研究为什么以前的官员会失败。

这一点给我的触动特别大。你想，一个空降到新岗位的人，不急着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权威，而是先去研究前任们犯过什么错、怎么犯的。这需要很大的定力和耐心。

王阳明很快发现了症结所在：官军内部有内奸。于是他略施小计，不动声色地揪出了那些给土匪通风报信的“线人”。你以为他会把这些内奸立刻斩首示众，杀一儆百吗？没有。他反过来利用这些人，让他们变成了双面间谍，继续向土匪输送信息，只是这些信息从此就由王阳明来掌控了。土匪的一举一动尽在王阳明的掌握之中，而土匪却还以为官府依然愚蠢无知。

紧接着，王阳明又做了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他在百姓中推行“十家牌法”，把老百姓每十家编为一牌，互相监督，如果有人通匪，十家连坐。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百姓，而是切断山匪从民间获取物资和情报的渠道。与此同时，他还广发告谕，用极其恳切的口吻，劝说那些因为一时走投无路才上山落草的普通百姓，劝他们弃暗投明。他在告谕里说得非常真诚，大意是：我知道你们大多数人是被逼无奈的，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又被那些贪官污吏欺负，没办法才走上了这条路。现在我给你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只要你们肯回头，过去的事情我既往不咎。

而在他写给同僚的信中，王阳明则透露出更深层的思考。他清醒地认识到，南赣匪患之所以屡剿不绝，根本原因在于百姓的生存出了问题。“普通百姓最基本的愿望无非就是解决温饱。可几十年来，当地土匪打家劫舍，不但让他们温饱无着，而且连生命都不能保障。政府在解决匪患问题上的无能和向他们收取他们无法承担的沉重赋税更让他们伤心绝望。”一边是土匪在抢，一边是官府在压，老百姓在夹缝中求生，你让他们怎么办？

这就是王阳明与其他官员最大的不同。他不会把土匪简单贴上“坏人”的标签一刀切处理，而是试图去理解这些人是如何变成土匪的。

在王阳明看来，剿匪不是目的，让这片土地恢复安宁，让百姓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才是目的。他有一句流传后世的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抓几个土匪头子不算什么大本事，真正难的是扭转人心、改变风气，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从根本上摆脱匪患的根源。这已经不是在解决一个军事问题了，而是在进行一场社会的重建。

而王阳明的整个军事行动，从头到尾都贯穿着一种非常务实的灵活性。他打仗从来不死守兵法教条，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该剿的时候雷霆万钧，该抚的时候温情脉脉。他的用兵之术，后人总结为“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因为内心足够澄澈、足够安定，所以不会被外界的变化和情绪的波动牵着鼻子走，能够在复杂局面中始终保持冷静的判断。

果不其然，王阳明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就把盘踞南赣山区几十年、换了多少任官员都搞不定的匪患彻底平定。这个效率，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令人咋舌。

我记得有人说过，王阳明打仗，那已经不是纯粹的军事行为了，而是在用他的心学来运作。他在战场上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实践“知行合一”这个理念。“知”和“行”在他是统一的，他看到问题本质的那一刻，行动方案已经在他心中成形，而且在行动过程中，他也在不断修正他对问题的认知。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让他的思维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应变力。

读王阳明的故事，我常常会想，我们平时遇到的很多难题，可能并不是难题本身有多么复杂，而是我们自己的心态乱了。一旦心乱了，判断就会失误，本来可以解决的问题也会被我们弄成一团糟。王阳明教给我们的，是一种“不动心”的境界，一种在惊涛骇浪中依然能够气定神闲、看清前路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是需要在事情上一点一点磨练出来的。

不过，光有心境还不够，还得明白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

我们再说回西汉，有一位丞相，叫丙吉，他在后世的知名度不如之前那几位，但他的故事却蕴含着极其深刻的管理智慧。

有一次丙吉带着随从在长安城里巡视，街边碰上一群人在打群架，打得头破血流，场面混乱不堪。随从们都以为丞相必定会下令停车，亲自过问。结果丙吉目不斜视，车子连停都没停，径直走了过去。随从们面面相觑，心里嘀咕：丞相这心肠也太硬了。

车子继续往前走。走了一段路，丙吉看到路边有个老农赶着一头牛，那牛热得浑身是汗，直吐舌头，喘着粗气。丙吉立刻让车子停下来，派侍卫去问那个赶牛的人：“你这头牛走了几里路了？怎么喘成这样？”

随从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群殴流血事件你不闻不问，一头牛喘了几口气你反而如临大敌一般去仔细打听，这不是轻重不分吗？

丙吉后来解释说，那群人打架斗殴，是治安问题，属于京兆尹和地方官员的职责范围，他们自然会去处理。我作为丞相，到年终考核他们政绩的时候看看结果就行了，何必越俎代庖去管这些具体事务？但牛喘气这件事就不一样了。现在是春天，天气不应该这么热，如果牛是因为天热而喘成这样，说明节气反常，气候异常。这直接关系到今年的农作物能不能顺利生长，百姓会不会遭受饥荒。而确保国家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那正是我作为丞相的根本职责所在。

这番话一说出来，随从们肃然起敬。

这就是著名的“丙吉问牛”的故事，后来成为管理学的经典案例。丙吉这个人真是太通透了。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整个国家治理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抓什么、放什么。他不是不负责任，恰恰相反，他是太负责任了，所以才把精力集中在自己最该负责的那些事情上。

你想想，一个当朝丞相，如果事事都过问、处处都插手，那结果会怎么样？必然是疲于奔命，精力分散，最后什么也抓不住，什么也管不好。真正的高手，是懂得抓大放小的。知道什么是“牛”，什么是“打架”；知道什么问题是影响全局的根本问题，什么问题是需要信任专业人士去处理的局部问题。

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真的难。尤其是当你手中握着一定权力的时候，那种掌控一切、过问一切的冲动是很难抑制的。很多人坐上高位之后，之所以效率低下、身心俱疲，恰恰就是因为不懂得放手，不懂得授权。而丙吉两千多年前就参透了这一点：系统管理、能级分工，这才是高效的秘诀。每个人都站好自己的岗，做好自己的事，而不是一个人把所有活都揽到自己怀里。

所以“解决问题”绝不是事必躬亲，绝不能搞那种大包大揽的做法。你得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精力是有限的，知道自己的权限是有边界的，然后在这个边界之内，做到极致。而在边界之外的那些事情，你大胆地交给别人，信任别人，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然，有些人的舞台不在一国一朝，而是在一个府、一个州、一个县。他们的故事可能没有那么惊天动地，但同样能给我们很多启发。

北宋的曾巩，这个人可能很多人知道他是因为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跟苏轼、苏辙他们同列。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曾巩还是个非常接地气的地方官。他曾先后主政过七个地方，在越州、明州、齐州、洪州等地都留下了令人称道的政绩。

曾巩为官有个很大的特点：他从来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形象工程，也不喊什么响亮的口号。他永远是以一个“问题解决者”的姿态出现在任上。他执政的作风，是那种非常扎实、非常细腻的类型。

宋神宗熙宁三年，也就是公元1070年，曾巩刚到越州担任通判不久，就碰上了水旱并发的大灾害。田地被淹没，庄稼颗粒无收，灾民一天比一天多。换了现在某些官员，估计就开始等着朝廷拨款、等着上级指示了。曾巩没有等。他迅速推出了一套救灾措施：向灾民赊售粮食，在乡野广设救济点，组织灾民开展生产自救。

这几招看起来普通，但关键在于时机和执行力。他几乎是在灾情刚刚显露苗头的第一时间就出手了，没有走公文程序层层上报、层层审批的空转套路。等到周边州县还在为救灾方案争执不休的时候，曾巩辖区的灾民已经吃上了救济粮。

这还不算什么。更让人佩服的是曾巩在明州（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宁波）修城墙的故事。当时朝廷财政拮据，拨给明州修城墙的经费十分有限。而明州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城墙关乎整个城市的防御安全和对外贸易的形象。怎么办？换了一般官员，大概就申请追加拨款了，实在拨不下来就偷工减料、草草了事。

曾巩的做法让人拍案叫绝。他先是带着人去实地测量，把原来规划要修的城墙长度从头到尾量了一遍。这一量，他大刀阔斧地砍掉了七十多丈不必要的冗余长度。然后他又仔细核算，把八个城门的门楼缩减为两个，只在接待外国使节的主要城门修建像样的门楼，其他城门的工程标准适当降低。最后他发动百姓“寻宝”——那些废弃的旧城砖散落在民间各处，他鼓励百姓去捡，按数量给予报酬。一波操作下来，旧城砖的利用率提高了四成。

结果是，在朝廷拨付的有限预算之内，明州的城墙修得整整齐齐、固若金汤，老百姓也没有因此增加额外的徭役赋税负担。后来宋神宗听说了曾巩的这些事迹，忍不住称赞道：“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意思就是说，这世上比曾巩更会省钱、更会精打细算的人，还没出生呢。

你说曾巩这些做法有多少高深的道理？没有。他就是肯吃苦，肯动脑筋，肯把每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想问题。但恰恰是这些最朴素的品质，让他在任何地方都能把问题解决好。他的诗里有这么两句：“声清不受笙竽杂，气劲能遗霰雪侵。”意思是保持自身的清明正直，不受喧嚣嘈杂的干扰；内心足够坚韧刚劲，就能抵御风霜雨雪的侵袭。

这就是典型的实干家的风范。他不靠天赋，不靠运气，就靠一双眼睛发现问题，一双手解决问题，一颗心装着百姓。而做到这些，其实不需要太多秘籍，只需要一个“真”字——真心实意、真抓实干、真情实感。

但说到在绝境中依然能够找到出路的人，我想还有一个人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晚清的曾国藩。

曾国藩这个人呢，说来有点意思。他不是一个聪明的天才，他甚至有点“笨”。他考秀才考了七次才考上，念书的时候怎么都记不住，背了后面忘了前面。但他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能够面对现实，能够承认自己的不足，并且踏踏实实地去弥补自己的缺陷。

而且，他面对的环境，可能是历史上少有的恶劣。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半个中国，曾国藩奉命组建湘军。但你要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呢？一个文臣，手里没有兵权，没有钱粮，朝廷还处处提防他。他组建湘军的过程，简直是一部血泪史。

曾国藩的办法是什么呢？他有一句话叫做“结硬寨，打呆仗”。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跟你玩那些花里胡哨的计策，我不追求什么一战成名、千古奇谋。我就用最笨的办法跟你耗：每到一个地方，先挖壕沟、筑营垒，把自己结结实实地保护起来；然后慢慢往前推进，像推土机一样，一点一点地碾压过去。

这个战术，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笑话。别人打仗都是讲究灵活机动、出奇制胜，你倒好，像个老农民种地一样，一锄头一锄头地刨。但偏偏就是这种最笨拙、最不起眼的打法，稳稳当当地打败了太平军那些来去如风的流动作战。因为时间站在曾国藩这一边，他的战略纵深、他的后勤保障、他的组织纪律，都远远超过了对手。

你说曾国藩这算是聪明还是笨？我觉得都不是。这是一种极其清醒的现实主义。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手里的底牌是什么——他没有那种军事天才的灵光一现，他没有绝对的兵力优势，他也没有朝廷的全力支持。所以他选择了最稳妥、最不容易犯错、也最消耗对手的策略。

这种直面现实、不自我欺骗的坦诚，其实恰恰是很多人所缺乏的。我们太多时候都在给自己编织一些美好的幻想，不敢承认自己的局限，不敢接受自己的平庸。一旦遇到困难，要么拼命逃避，要么用自我安慰的借口去麻痹自己。而曾国藩身上的这种现实主义，或许恰恰是现代人最需要的品质——承认自己不够聪明，承认自己条件有限，然后在有限的条件里做到最好。

有人可能会说，你讲的这些例子都太遥远了，都是帝王将相、才子名臣的故事。在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这些大道理真的有用吗？

我觉得不但有用，而且非常有用。因为“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事儿，本质上跟你是什么身份、处在什么位置没有必然的关系。它是一种思维的习惯，是一种精神的状态，是一种面对复杂局面时的态度。

你看管仲，面对的是一个国家的烂摊子，他用的办法是抓住根本、藏富于民。这个道理搁在今天我们管理一家公司、经营一个家庭，是不是同样适用？一个公司的根本是什么？是员工，是团队。你把团队养好了，让大家有奔头、有获得感，大家自然用心工作。一个家庭的根本是什么？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和睦。你天天在外面忙得脚不沾地，回家冷言冷语，挣再多的钱又能怎样？抓住根本，这四个字放到哪里都不会过时。

再看张良，他用逆向思维来打破困境。我们平时遇到棘手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试着反着想？比如你跟人争执不下的时候，先别急着证明自己是对的，先想对方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立场，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恐惧是什么。你一旦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很多看似无解的矛盾可能就迎刃而解了。这就是张良的智慧。

诸葛亮的故事告诉我们，聪明才智要投入到实际的地方，要用来解决真问题，而不是用来逞能或炫耀。木牛流马虽然最终没能拯救蜀汉，但它在局部上实实在在地改善了运粮效率，减少了很多士兵和民夫的辛劳。我们平时做事，是不是也应该把精力放在那些“哪怕只能改善一点点”的实际问题上，而不是天天琢磨着一步登天的大计划？

王阳明则告诉我们，心要定，步要稳。面对再大的风浪，只要内心不乱，总能找到出路。而且不要把事情做绝，要懂得刚柔并济、剿抚并用。你跟同事意见不合，是一味强硬压制，还是先听听他的道理，再想办法达成共识？你跟孩子产生冲突，是一顿打骂，还是试着去理解他为什么叛逆？方法不同，结果就天差地别。

丙吉的智慧在于知晓边界，知晓什么事该管、什么事不该管。我们很多人活得累，就是因为在不该操心的事情上耗费了太多精力。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家事，什么朋友圈里跟我毫无关系的争论，什么远在天边的宏大命题……你把心力耗在这些地方，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的心力就所剩无几了。学会抓大放小，学会授权，学会信任他人，这是现代人必须修炼的一课。

曾巩展现了实干的力量，不分位子高低，不看你官大官小，只要你有那份心意，就能用踏踏实实的行动去改变局面。你不需要位高权重才能对这个世界施加影响。把本职工作做到极致，把分内的事处理得干净利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身边的人一点帮助——这些看似微小的事情，积累起来就是一个人的担当和价值。

曾国藩则给了我们这些不算太聪明的人极大的安慰。他让我们相信，不靠天才，不靠运气，靠毅力、靠恒心、靠直面现实的坦诚，同样能做成大事。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有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我们坚持了才有希望。

其实说到底，真正解决问题的能力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它是一种看清真相的勇气。很多人不愿意看清楚，因为真相往往是赤裸裸的、是让人不舒服的。你要承认自己不够强，你要承认条件不允许，你要承认对手可能比你更占优势。这些承认都需要勇气。

但它又不仅仅是勇气。它需要你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捕捉到那根最关键的线头——管仲看到的是“民”，张良看到的是“疑”，诸葛亮看到的是“运”，王阳明看到的是“心”，丙吉看到的是“职”，曾巩看到的是“实”，曾国藩看到的是“恒”。他们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那个领域、那个时代最核心的矛盾。

它还需要行动的力量。看清了还得去做，得把事情扛起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真正去做的时候，你得克服你的惰性、你的恐惧、你的犹豫，你得在旁人还在观望争论的时候第一个伸出手。王阳明说“知行合一”，就是告诉人们，知道和做到是一体的，不能把它拆成两截。你以为你懂了，但如果你没有做到，那你就是还没有真正懂得。

它还需要胸怀和格局。你的眼界决定了你解决问题的能力上限。一个只盯着蝇头小利的人，永远没办法理解管仲那种“藏富于民”的大格局；一个只顾眼前政绩的人，永远无法体会曾巩那种不求闻达、只求百姓得实惠的情怀。

而且我觉得，它还需要一种慈悲之心。你没有慈悲之心，你就无法像王阳明那样去体会土匪内心的挣扎与无奈，你就容易把一切都简单地划分为敌我、黑白、对错。但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的。真实的世界充满了各种灰度和不得已。你得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你才能真正地解决跟人有关的问题。

写到这里，我不禁又想，也许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本质上就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度过的。从出生那一刻起，我们就面临着如何适应这个世界的难题。然后是学业的困惑、感情的纠葛、事业的起伏、家庭的经营、健康的管理……每一道坎，都是一个问题。而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说白了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不断地提升。

有些人一辈子都在被问题追着跑，焦头烂额、疲于应付。有些人却能够从容淡定，稳坐钓鱼台。这其中的差距，不是命运的安排，而是思维的不同、心态的不同、行事方式的不同。

所以说到底，真正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是你的格局、你的眼界、你的诚心、你的毅力、你的慈悲全部加在一起之后，自然流露出来的一种能量。它不是技巧，技巧可以学。它是一种修为，修为只能靠修，靠炼，靠一天一天的沉淀和累积。

最后我想说的是，历史并不只是一堆故纸堆里的陈年旧事。那些曾经在历史舞台上留下印记的人物，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血泪和汗水，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其实是一笔无比珍贵的财富。我们不需要成为管仲、诸葛亮、王阳明那样的大人物，我们不必去忧国忧民、平定天下，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那种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风骨和智慧。哪怕只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的小家庭里，如果我们能够多一点务实，少一点浮夸；多一点定力，少一点浮躁；多一点对他人的体谅，少一点自以为是——那么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生活里的那个“解决问题的高手”。

这大概就是读历史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吧。在那些早已远去的年代里，我们总能找到照亮当下的光。而且，这道光穿越了千年的尘埃，依然温暖，依然明亮，依然给我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