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园深思后选择“躺平”，萤火虫“小年”反而不少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一批公园陆续推出夜游活动，内容以自然科普导赏为主。每年暑假是公园夜游活动的高峰期，随着活动渐入佳境，和上海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好消息越来越多。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7月24日从上海植物园、辰山植物园、上海滨江森林公园等公园了解到，经过一个多月夜游活动的观察，上海公园内萤火虫、蜻蜓等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物种数量较为稳定，少部分区域还出现了种群数量的明显增长。

新惊喜

“今年虫况超出预期，最高峰时一晚上能在公园里看到四五百只黄脉翅萤。”上海滨江森林公园科普工作人员王羚祥告诉记者，近年来公园内形成了三到四个稳定的萤火虫分布区域，每年6月中旬到7月上旬，这些“保底”区域都能见到一定数量的黄脉翅萤。

和往年相比，今年最大的惊喜出现在公园西面一片临水的林地，以前这里没有黄脉翅萤的记录，但今年高峰时一晚上能看到上百只。

对于这群萤火虫“冒”出来的原因，王羚祥表示，目前还没有明确结论，但不少长期观察公园萤火虫的人士认为，它们可能来自北方30米至50米的一处栖息地。

“萤火虫迁徙能力不强，也不会凭空从一个地方冒出来，因此很可能是从附近的栖息地搬来的。”王羚祥介绍，这片林地人为干扰很少，又有萤火虫定居必需的腐殖质层和水源，林下还种了大量八仙花等灌木，给害怕强光干扰的萤火虫遮蔽光源，环境比北面的“老家”还要好，它们很难不心动。

在辰山植物园工程师郗旺看来，今年的萤火虫状况也好于预期：“萤火虫很怕干旱，近年来‘桑拿天’频现，我们起初觉得今年应该是‘小年’，但实际观察下来，萤火虫出现的频次和数量并没有明显减少。”

今年关注度飙升的蜻蜓，也在上海的公园绿地里欣欣向荣，并没有像传说中的“被逼入绝境”。一项针对辰山植物园捕食性天敌昆虫的调查显示，园内共采集和鉴定出蜻蜓目昆虫5科23种，其中，红蜻、褐斑异痣蟌是最常见的优势种。

在上海滨江森林公园，优势种是黄蜻、玉带蜻、红蜻、异色多纹蜻、异色灰蜻。“因为很常见，我们没有把蜻蜓作为重点观察对象，近年来，没觉得蜻蜓种群数量有明显变化。”王羚祥表示。

上海植物园6月中旬拍到的萤火虫“舞蹈”。 上海植物园供图

黄脉翅萤。 辰山植物园供图

黄脉翅萤翩翩起舞。 上海滨江森林公园供图

黄脉翅萤翩翩起舞。 上海滨江森林公园供图

别“折腾”

萤火虫和蜻蜓保持活跃度，得益于生境质量的稳定。“别去‘折腾’它们，就是对它们最好的保护。”上海植物园高级工程师郭江莉表示，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很大，脆弱的萤火虫就是例证。

她表示，和2022年的萤火虫“大年”相比，随着人类活动明显增多，近几年萤火虫的虫况稍弱，入夏后，每晚上海植物园内黄脉翅萤的数量在十几只至四五十只不等，而2022年的相同时段内，一晚可见到几百只。

如果不是这几年的精心呵护，萤火虫或许会更少。近年来，上海植物园在记录到较多萤火虫的区域设立了保育区，采取“无为而治”的养护方式，即非必要不开灯、不打扫枯枝落叶、不除草、不打虫药。

其中，不开灯尤为关键。常亮的人造光源会严重干扰萤火虫的求偶信号，使其繁殖效率大打折扣，进而导致种群数量锐减。

不打扫枯枝落叶、不除草的作用也经常被轻视，尤其是在优先服务市民游客、需要保持整洁美观的公园。郭江莉表示，枯枝落叶是陆生萤火虫的“卧室”，它们自然降解后形成的腐殖质层能为其提供庇护所。雨季潮湿环境下，这里还能吸引蜗牛、蛞蝓、淡水螺等萤火虫的“口粮”。

考虑到天气炎热，上海植物园今年在有萤火虫分布的蕨类园和草药园增设了喷淋设备，主要作用是增加环境湿度，使落叶更易腐化，同时让萤火虫的“口粮”们长得更“胖”。

更适宜生存的环境会招来一些虫害，不打虫药不等于坐视不管。“治理鳞翅目刺蛾科昆虫，我们引入天敌周氏啮小蜂。”上海植物园科普员谢臻阳介绍，园内还有深厚的鸟类“家底”，灰喜鹊、珠颈斑鸠、乌鸫、白鹡鸰、戴胜、灰椋鸟、丝光椋鸟等都以昆虫为主食，它们间接守护着萤火虫赖以生存的“无药家园”。

“无为而治”让大自然赢得了喘息之机，一些意外之喜不时出现。今年，上海植物园的萤火虫数量没有明显增长，但分布区域扩大了。园内的黄脉翅萤已经从蕨类园扩张到水杉大道林下、兰室和盆景园周边，一直延伸到公园南北区交界处的张家塘。

此外，受益于水环境治理项目，上海植物园内的红蜻、黄翅蜻、黑丽翅蜻等蜻蜓的数量今年明显增多。

黄脉翅萤。 蒋锋摄

上海植物园萤火虫栖息地内增设了“雾森”设备。 上海植物园供图

上海植物园内的黄蜻。 上海植物园供图

补短板

保留自然精灵的“火种”，不能只靠公园绿地，相比之下，城市的其他生态空间还有不少短板要补。

大城小虫工作室最新公布的上海本土萤火虫多样性调查结果显示，上海目前可确认的萤火虫有2科6种：黄脉翅萤、付氏萤、雷氏萤、橙萤、天目雌光萤、北京雌光萤。其中，黄脉翅萤为常见物种，付氏萤、橙萤、天目雌光萤近年来在上海有稳定记录，但数量稀少，雷氏萤则极为罕见，北京雌光萤2000年后没有明确记录。

以付氏萤为例，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博物馆馆藏标本，付氏萤最早于上世纪60年代记录于上海金山和南汇地区，推测该物种可能曾广泛分布于上海水域。21世纪后，上海的付氏萤仅被记录于青浦区金泽镇和练塘镇的多个水域。大城小虫工作室创始人宋晓彬表示，近年来，受城市化进程加快、景区开发、除草剂滥用以及原生浮水植物遭过度打捞等多重影响，付氏萤在上海的分布地还在进一步缩减。

所幸，一些萤火虫栖息地已经采取行动。青浦区金泽镇岑卜村是上海知名的萤火虫栖息地，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早期，这里一度因水质恶化、光污染严重、游客踏入萤火虫栖息地甚至捕捉萤火虫等问题，导致萤火虫种群数量骤减。近年来，岑卜村采取了一系列生态治理措施恢复萤火虫栖息地及周边环境，并鼓励引导社会共治，动员各方力量参与萤火虫的保护工作。

在萤火虫的核心活动区域，村民组建的萤火虫志愿者保护服务队会定期巡查，劝阻来往车辆关闭远光灯，劝导游客关闭强光手电。今年，岑卜村还布设了监测设备，实时拍摄分析萤火虫种群数量、活动规律，让将来的改进和保护举措更加有的放矢。

现阶段，蜻蜓的处境没有萤火虫这般窘迫，但一些隐患不容忽视。

“当前最大的短板在于水岸过度硬质化与植被结构单一化。”郭江莉表示，上海不少城市水体像一口“锅”，底部和水岸都硬化了，切断了水陆生态交互，同时，不同种类的蜻蜓对落脚的挺水植物有不同的偏好，挺水植物群落缺失或种类单一，不利于对应种群的繁衍生息。

郭江莉介绍，雄性红蜻会占据中高型挺水植物的顶端或突出位置，作为监控领地和等待雌性的“瞭望台”，一些豆娘则偏好栖息在湿地周边低矮茂密的禾本科植物丛中，植物茎叶的宽度能为其提供食源和掩护。上海在打造众多美丽河道的规划设计阶段，就应当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驳岸生态化改造，以自然缓坡入水取代垂直硬质岸线，重建沉水、浮叶、挺水、湿生植物共生且有高低错落层次的连续植物带。

2021年在青浦拍摄到的付氏萤。 宋晓彬摄

辰山植物园夜游活动提前到傍晚就开始，减少夜深时人工光源对休憩生物的不良影响。 廖利平摄

上海滨江森林公园内的泽陆蛙，得益于园内发达的水系和多种类型的水体，上海本地的6种蛙类在此繁衍生息，较少的硬质驳岸让蛙类能够在岸边的池塘和河道之间来回，完成生活史。 上海滨江森林公园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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