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老婆跟人跑了我辞了职，到深圳睡桥洞被女人摇醒，问我敢接活

凌晨三点四十分，深圳宝安区的下穿隧道里还亮着惨白的日光灯。

我蜷缩在纸板上，身下垫着从垃圾桶翻出来的硬纸壳，身上盖着一件发霉的军大衣。隧道里的风像刀子一样往骨头缝里钻，我把脑袋往领口里缩了缩，试图让自己暖和一点。

就在这时，一只手摇了摇我的肩膀。

我一个激灵坐起来，本能地往后缩。站在我面前的是个女人，三十出头的样子，穿着黑色冲锋衣，头发扎成马尾，脸上没什么表情。她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另一只手插在口袋里。

“你叫什么？”她问。

我嗓子干得说不出话，咳了两声才挤出几个字：“方磊。”

“方磊，”她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上下打量着我，“我看你好几天了。白天在人才市场门口蹲着，晚上就睡这儿。你是刚来深圳的？”

我没说话。

她从信封里抽出一沓钱，在我面前晃了晃：“这里是一万块。帮我做件事，做完还有一万。”

我盯着那沓钱，眼睛发直。我已经三天没吃过一顿正经饭了，兜里只剩下七块五毛钱。从老家出来的时候我带了两千块，买车票花了三百多，剩下的全被偷了。

“什么事？”我问，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铁皮。

她看了看四周，确定没人注意我们，才蹲下来压低声音说：“帮我查一个人。他叫周建明，是我前夫。我要知道他现在住哪儿，跟谁在一起，在做什么生意。”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活儿听着就不对劲。

“你是警察？”我问。

“不是。”

“私家侦探？”

“也不是。”她站起来，把钱塞到我手里，“你就当我是个被男人坑了的女人，想讨个公道。干不干一句话。”

我握着那沓钱，手心全是汗。一万块，够我租房子、买衣服、吃一个月饱饭了。可我也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

“为什么找我？”我问，“深圳那么多人，你随便找谁不行？”

她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了一句话让我愣在原地的话：“因为你跟我弟弟长得像。他三年前在工地上出事没了，要是活着，也该跟你差不多大。”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这个女人身上有种说不出的悲凉。她的眼神很冷，但那种冷不是天生的，是被什么东西冻住的。

“我叫江瑶，”她说，“你要是愿意干，明天早上八点，来南山区的蓝湾咖啡厅找我。记住，别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说完她就走了，脚步声在隧道里回荡了很久。

我坐在纸板上，借着隧道的灯光数了数那沓钱。整整一万块，都是真钞。我把钱贴身藏好，那一夜再也没睡着。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我就到了蓝湾咖啡厅。换了身干净衣服——其实就是在路边摊买了件二十块的T恤和一条三十五块的裤子，在公共厕所洗了个澡换上的。

江瑶准时出现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帆布包。她看到我点了点头，示意我跟她进去。

咖啡厅里没什么人，我们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她要了一杯美式，给我点了一份早餐套餐。

“先吃，”她说，“吃饱了好干活。”

我没客气，狼吞虎咽地把三明治和煎蛋扫荡干净。她一直看着我吃，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清的情绪。

吃完后她从包里掏出一个文件袋，推到我跟前：“这是周建明的资料。他今年三十八岁，湖南岳阳人，以前在龙华开了一家电子厂，后来倒闭了。去年我们离的婚，离婚后他就消失了。我最近得到消息，他又回了深圳，可能在福田一带活动。”

我翻开资料，里面有几张照片。照片上是个中年男人，国字脸，浓眉大眼，看着挺正派的一个人。要不是江瑶说他坑了她，我还真看不出来。

“你们为什么离婚？”我问。

江瑶端起咖啡喝了一口，目光看向窗外：“他出轨，把家里的积蓄都卷走了。我娘家那边还有点关系，托人打听才知道他可能又回深圳了。但我一个女人家，不好到处找人问，所以想请你帮忙。”

“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在人才市场门口见过你几次，”她说，“你蹲在那儿看招聘广告，一看就是半天。但你从来没进去面试过。我猜你可能有什么难处，或者身份证丢了之类的。”

她说得没错。我身份证确实丢了，在来深圳的第一天就被偷了。没有身份证，正规工厂根本进不去。

“行，我接这个活儿，”我说，“但你要告诉我，找到他之后你想干什么？”

江瑶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苦涩：“我就是想当面问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们结婚八年，我陪他从一无所有到开厂赚钱，他说翻脸就翻脸，连句解释都没有。”

我看着她，心里突然涌起一股酸涩。我想起了自己的事，想起了那个跟别人跑了的老婆，想起了那份干了六年的工作，想起了辞职那天领导那张虚伪的脸。

我叫方磊，今年二十六岁，安徽芜湖人。半年前我老婆刘艳跟一个做建材生意的老板跑了，走之前还把家里存折上的三万块钱取了个精光。我受不了村里人的指指点点，一怒之下辞了职，揣着两千块钱就来了深圳。

我以为深圳遍地是黄金，结果发现遍地都是像我这样的倒霉蛋。

我拿着江瑶给的一万块，先在福田区找了一个城中村的单间，月租八百，押一付三。房间很小，只有十平米，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就没什么空地了。但比起桥洞，这里已经是天堂。

安顿下来后我开始按照江瑶给的线索调查周建明。

资料上说他在福田区有个老同学叫马东升，两人以前合伙做过生意。我找到马东升开的修车铺，假装是周建明的远房表弟，说表哥让我来找他借钱。

马东升是个四十多岁的光头胖子，满手油污，听了我的话后狐疑地看着我：“建明让你来的？他自己怎么不来？”

“我表哥最近不方便露面，”我说，“他跟我说您在福田开了家修车铺，让我过来找您周转一下。”

马东升擦了擦手，点了根烟：“他跟你说我在福田？这小子，自己躲着不见人，倒把我供出来了。”

我心里一动：“您知道我表哥在哪儿？”

“我哪知道，”马东升吐了口烟，“上次见他还是半年前，说是要去广州谈生意。之后就再没联系过了。”

我又问了几个问题，马东升都不耐烦地打发了。但从他的反应来看，他应该真的不知道周建明的下落。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几乎跑遍了福田的大街小巷。我去过周建明以前常去的几家饭店，去过他注册过的几家公司地址，甚至去派出所查过他的暂住登记记录，但全都一无所获。

这个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江瑶每天都会打电话问我进展，我只能如实告诉她还没找到。她的语气一天比一天急，我能感觉到她在电话那头强压着的焦虑。

第十五天晚上，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出租屋，刚躺下手机就响了。是个陌生号码。

“喂，方磊吗？”电话那头是个男人的声音，低沉而急促，“我是周建明。听说你在找我？”

我一下子坐了起来：“周哥？你怎么知道我电话？”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只想问你一句，是不是江瑶让你找我的？”

我犹豫了一下，决定说实话：“是。”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挂了。然后他开口了，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疲惫：“方磊，你知不知道江瑶是什么人？”

“她是你前妻啊。”

“前妻？”周建明冷笑了一声，“她跟你说我们是夫妻？方磊，你被骗了。我跟江瑶从来就不是夫妻。她是高利贷的人，我欠了他们一百多万，她是在追债。”

我脑子嗡的一声炸开了。

“你说什么？”

“你自己想想，”周建明说，“哪个正常的女人会找一个睡桥洞的流浪汉帮她找前夫？正常人要么报警，要么找私家侦探，怎么会找你？因为她不敢让别人知道她在找我，她怕事情闹大了。”

我的手开始发抖。

“我不信，”我说，“她给了我钱，一万块，如果是追债的，用得着这么费劲？”

“一万块？”周建明苦笑了一声，“你知道我欠他们多少吗？本金八十万，利息滚到现在一百三十多万。她给你一万块算什么？要是能找到我，她拿到的提成至少十万。”

我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凝固了。

“那你到底是不是她前夫？”

“当然不是，”周建明说，“我根本不认识她。我以前在一家电子厂打工，厂里效益不好倒闭了，我借了高利贷想重新创业，结果亏得一塌糊涂。我跑路是因为实在还不起钱了，不是因为她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我靠在墙上，脑子里乱成一团。

“方磊，”周建明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认真，“我知道你也是被逼无奈才接这个活的。我不怪你。但你要想清楚，江瑶背后的人不是你能惹的。你要是继续帮她找我，到时候出了什么事，没人能保你。”

“那你为什么要给我打这个电话？”我问。

“因为我不想害了你，”他说，“你还年轻，没必要掺和这种事。听我一句劝，把钱退给她，赶紧离开深圳。”

电话挂断了。

我坐在床上，手里的手机屏幕慢慢暗下去。窗外传来城中村特有的嘈杂声，楼下有人在吵架，隔壁在放电视，远处有警笛声由远及近。

我拿出那一万块，放在桌子上。钱还是那钱，但感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我该相信谁？

江瑶看起来不像坏人，但她做的事确实可疑。周建明说的话听起来合情合理，但他毕竟是个欠债跑路的人，他的话能信几分？

我决定去找江瑶问个清楚。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蓝湾咖啡厅，等了两个小时她才来。她看到我的表情，似乎就猜到了什么。

“怎么了？”她坐下来，若无其事地点了杯咖啡。

“周建明昨晚给我打电话了，”我说。

她的手猛地一抖，咖啡洒了一点出来。她迅速稳住杯子，抬头看着我：“他说什么了？”

“他说你不是他前妻，你是高利贷的人。”

江瑶的表情变了。她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突然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讽刺：“方磊，你觉得我像高利贷的人吗？”

“我不知道，”我说，“但你得给我一个解释。”

她深吸一口气，从包里掏出一个钱包，打开递到我面前。钱包里夹着一张照片，是她和一个男人的合影，两个人笑得很开心。

“这是我弟弟，江海，”她说，“三年前在工地上出事死了。他不是意外死的，是被人害死的。害他的人就是周建明。”

我愣住了。

“你说什么？”

江瑶的眼睛红了，但她忍着没哭：“周建明以前是个包工头，我弟弟在他手下干活。三年前的一个晚上，工地出了事故，我弟弟从十二楼摔了下来。周建明为了逃避责任，连夜把现场清理了，还伪造了事故报告，说我弟弟是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

她掏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上是一个年轻人躺在病床上，浑身缠满了绷带。

“这是我弟弟在医院抢救时的照片，”她说，“他撑了三天，最后还是没救回来。我爸妈都是农民，不懂法律，周建明赔了十五万就把事情摆平了。但那十五万根本没到我家手上，全被他买通的关系吞了。”

我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找周建明不是为了钱，”江瑶说，“我是要让他认罪。我要让他亲口承认，我弟弟的死是他造成的。”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

“报警有用的话，我弟弟就不会白死了，”江瑶咬着嘴唇，“周建明在老家有关系，他跟当地派出所的人称兄道弟。我报过警，没用。证据都被他销毁了，证人也被他收买了。我没办法，只能自己找他。”

我沉默了。

这个故事和周建明说的完全是两个版本。我不知道该信谁的。

“方磊，”江瑶看着我说，“你要是害怕，可以退出。那一万块不用还了，就当是你的辛苦费。我自己想办法找他。”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满是血丝，眼眶下有深深的黑眼圈。她看起来很憔悴，像是很长时间没好好睡过觉了。

“我再帮你查几天，”我说，“但如果我发现你说的不是实话，我会立刻停手。”

江瑶点了点头，没再多说什么。

接下来的日子，我继续寻找周建明的下落。但这次我多留了个心眼，一边查一边暗中核实江瑶说的话。

我先去了江瑶说的那个工地。工地早就完工了，变成了一片住宅小区。我在附近打听了一圈，有几个老人还记得三年前的事故。

“可不是嘛，死了一个小伙子，”一个卖水果的大爷说，“听说是从楼上掉下来的，摔得不成样子了。包工头当天晚上就跑路了，后来听说赔了点钱私了了。”

“那包工头是不是叫周建明？”我问。

大爷想了想：“好像是姓周，具体叫啥记不清了。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工地上经常拖欠工资。”

我又找到了以前在工地上干活的几个工人。他们都记得那次事故，但说起周建明的时候都支支吾吾的，不愿意多说。

只有一个喝了酒的中年汉子松了口：“周建明那人，心黑着呢。那次事故根本不是意外，是安全措施没做到位。我亲眼看见那天晚上他让人把防护网拆了，说是第二天要用到别的地方去。结果当晚就出事了。”

“那他为什么要拆防护网？”

“省钱呗，”中年汉子灌了一口酒，“那防护网是租的，早一天还回去就能省一天的租金。谁知道就那么巧，偏偏那天晚上出了事。”

我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

看来江瑶说的是真的。周建明确实有问题。

但就在我准备把这些信息告诉江瑶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那天晚上我回出租屋，刚走到巷子口就看到几个人影。他们站在路灯下，清一色的黑色短袖，胳膊上露着纹身。其中一个光头叼着烟，正朝我这个方向看。

我本能地转身就走，但已经晚了。

“方磊！”那个光头喊了我的名字。

我停下脚步，转过身。四个人已经围了上来。

“你就是方磊？”光头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着我。

“你是谁？”

“你别管我是谁，”光头弹了弹烟灰，“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在帮江瑶找人？”

我的心跳加速了，但我强迫自己保持冷静：“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少他妈装蒜，”另一个瘦高个推了我一把，“我们都盯你好几天了。天天在福田转悠，到处打听周建明，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我靠墙站着，脑子里飞快地想着对策。

“江瑶给了你多少钱？”光头问，“一万？两万？”

我没说话。

“小子，我劝你识相点，”光头凑近了，嘴里喷出一股烟臭味，“这事不是你该掺和的。江瑶那个女人疯了，她为了给他弟弟报仇什么都不顾。但我们不行，我们还要做生意。”

“你们是周建明的人？”

光头笑了：“周建明？那孙子欠我们钱，我们也找他。但江瑶要是先找到他，我们的钱就打水漂了。所以你最好离这事远点，明白吗？”

“明白了，”我说。

“明白就好，”光头拍了拍我的脸，“明天就离开深圳，别让我们再看见你。”

他们走了之后，我靠着墙站了很久，腿一直在抖。

回到出租屋，我关上门，坐在床边发呆。我现在彻底搞清楚了情况：周建明欠了高利贷的钱跑路了，高利贷的人在找他，江瑶也在找他。三方人马都在找同一个人，而我莫名其妙地被卷了进去。

我应该听周建明的话，把钱退了，离开深圳。

但我一想到江瑶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想到她弟弟从十二楼摔下来的画面，我就迈不开步子。

我拿出手机，拨通了江瑶的电话。

“喂？”她的声音有些疲惫。

“今天有人来找我了，”我说，“四个男的，应该是高利贷的人。他们让我别管这事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对不起，方磊，把你拖进来了。”

“你不用道歉，”我说，“我只想问你一句，找到周建明之后，你真的只是想让他认罪吗？”

江瑶没有说话。

“江瑶？”

“方磊，”她的声音很低，“如果我告诉你，我找到他之后可能会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可怕？”

我握着手机，不知道该说什么。

“算了，你还是走吧，”她说，“钱不用还了，就当是我给你的补偿。”

“你打算怎么做？”我问。

“你别管了。”

“江瑶，你要是做了什么傻事，你自己也会搭进去的。”

“我知道，”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平静，“但我弟弟不能白死。三年了，我每天晚上都梦到他从楼上掉下来，梦到他喊我姐救我。方磊，你不知道那种感觉。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我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刘艳跟着那个男人离开的背影。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江瑶的心情——那种被背叛、被抛弃、无能为力的感觉。

“我帮你，”我说，“但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找到周建明之后，你不能做违法的事。我们可以报警，可以收集证据，可以用法律手段解决。但你不能动手。”

江瑶沉默了很久：“方磊，你不懂。法律有时候保护不了好人。”

“那就让它保护一次，”我说，“总要试一试。”

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我还是没找到周建明。

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所有的线索都断在了半路上。高利贷的人也找不到他，这说明他藏得很深。

我开始怀疑周建明是不是已经离开深圳了。但直觉告诉我，他还在这座城市里。他那种人，习惯了深圳的生活，不可能轻易放弃。

直到有一天，我在一家小面馆吃饭的时候，无意中听到了一段对话。

“你听说了吗？老周回来了。”

“哪个老周？”

“还能有谁，周建明呗。我昨天在华强北看见他了，瘦了一大圈，差点没认出来。”

我放下筷子，转头看了一眼说话的那桌。是两个中年人，穿着工装，看样子是在附近打工的。

“他现在在哪儿？”其中一个人问。

“好像是在华强北那边的一个手机维修店里帮忙，他表弟开的店。我昨天去修手机的时候碰见的，他没认出我来，但我一眼就认出他了。”

我记住了这家面馆的名字，记住了那两个人的长相，然后悄悄结了账走出去。

华强北，手机维修店。

我站在面馆门口，心跳得很快。找了这么久，终于有了线索。

但我没有立刻行动。我得先确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不能贸然去找周建明。

第二天，我去了华强北。

华强北还是老样子，到处都是卖电子产品的小店，街上人来人往，喇叭声此起彼伏。我在各个手机维修店之间穿梭，假装要修手机，实际上是在观察每一个店主和店员。

第三天下午，我终于在一家角落里的小店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虽然照片上的周建明胖一些，但这个人的轮廓和五官跟他很像。只是瘦了很多，头发也白了不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

我走进店里，假装要贴手机膜。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低下头继续修手机。

“老板，贴个膜多少钱？”我问。

“普通的十五，钢化膜二十五，”他说，声音很平淡。

“贴个钢化膜吧。”

他接过我的手机，开始熟练地贴膜。我一直看着他，心里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老板，你以前是不是在龙华待过？”我突然问。

他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贴膜：“没有，我一直在这里开店。”

“哦，那我认错人了，”我说，“我有个朋友长得跟你很像，也叫周建明。”

他的脸色变了。他放下手机，抬起头看着我：“你是谁？”

“我叫方磊，”我说，“有人托我找你。”

“谁？”

“江瑶。”

这两个字像一颗炸弹一样在他面前炸开了。他整个人僵住了，手里的贴膜工具掉在地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你跟她是什么关系？”他问，声音有些发抖。

“没关系，”我说，“她雇我找你。”

“她给了你多少钱？”

“一万。”

周建明苦笑了一声：“一万块就要你的命？方磊，你知道江瑶是什么人吗？”

“我知道，”我说，“她弟弟叫江海，三年前在你工地上出的事。”

周建明脸上的血色一下子褪尽了。他瘫坐在椅子上，双手捂着脸，很久没有说话。

“那是意外，”他终于开口了，声音闷闷的，“真的是意外。那天晚上我让人拆了防护网，但我不知道他会上去。我真的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跑？”

“因为我害怕，”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我知道我有责任，但我害怕坐牢。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能去坐牢。”

“所以你就让江海的家人白白承受痛苦？”

“我赔钱了，”他说，“十五万，那是我当时能拿出来的全部了。”

“但那笔钱根本没到江瑶手上。”

周建明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你给的钱被中间人吞了，”我说，“江瑶一分钱都没拿到。”

周建明呆呆地看着我，嘴巴张了张，却说不出话来。

这时候，店门口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我回头一看，心脏差点跳出胸腔。

江瑶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把水果刀。

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头发散乱，眼睛红肿，像是哭过，又像是好几天没睡觉了。她看着周建明，眼神里满是恨意。

“江瑶，”我站起来，挡在她前面，“你别冲动。”

“让开，”她说，声音很轻，但那种压抑着的愤怒让人不寒而栗。

“江瑶，听我说，”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杀了他解决不了问题。你弟弟不会希望看到你这样的。”

“你知道什么？”她的眼泪突然涌了出来，“你知道我这三年是怎么过来的吗？每天晚上都梦到他，梦到他喊我姐姐救我。我睡不着，吃不下，整个人都快疯了。而他呢？他躲在深圳开店，过着正常人的生活！”

“我没有，”周建明突然开口了，他的声音沙哑，“我没有过正常人的生活。这三年来我每天都在做噩梦，梦到江海从楼上掉下来。我不敢睡觉，不敢喝酒，连走路都怕抬头看高楼。我过得比你想象的更惨。”

“你活该！”江瑶吼道。

“对，我活该，”周建明站起来，他的腿在发抖，“但杀了我你也解脱不了。你弟弟也不会希望看到你变成杀人犯。”

“别跟我说这些大道理！”

“江瑶，”我走上前一步，伸出手，“把刀给我。我们可以报警，可以让法律来处理他。”

“法律？”江瑶笑了，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三年前法律就没给我公道，现在还会给吗？”

“这次不一样，”我说，“我手上有证据。我找到了当年在工地上干活的工人，他们愿意作证。还有那个收了钱的中间人，我也查到了他的下落。这一次，周建明逃不掉了。”

江瑶愣住了，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丝动摇。

“真的？”她问。

“真的，”我说，“我骗你干嘛？这一个多月我除了找人，还在收集证据。我知道光找到人没用，得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才行。”

周建明也愣住了：“你……你收集了什么证据？”

“工人们的证词，安全检测报告，还有你跟那个中间人转账的记录，”我说，“这些东西足够证明那次事故是因为你的失职造成的。”

周建明的脸色彻底白了。他跌坐在椅子上，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

“江瑶，”我看着她的眼睛，“把刀给我。你要是信我，就让我来处理这件事。”

江瑶握着刀的手在发抖。她看看我，又看看周建明，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弟弟……”她哽咽着说，“他才二十三岁。他本来年底就要结婚了。他女朋友等了他两年，最后还是嫁给了别人。”

“我知道，”我说，“我都知道。”

江瑶的手慢慢垂了下来。刀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弯腰捡起那把刀，把它放进自己的口袋。

“谢谢，”江瑶哭着说，“谢谢你，方磊。”

我走过去，轻轻地抱了她一下。她趴在我肩膀上哭了好久，哭得浑身发抖。

周建明坐在椅子上，低着头，一言不发。

后来，我陪着江瑶去了派出所报案。我把收集到的所有证据都交给了警方，包括那些工人的联系方式和他们愿意出庭作证的承诺。

警方立案调查了。周建明被带走问话，他承认了自己在工地安全事故中的责任。虽然过去三年了，但因为涉及人员伤亡，而且有新证据出现，案子又重新启动了调查程序。

那个收了周建明钱帮他摆平事情的中间人也受到了牵连。警方顺藤摸瓜，查出了一条灰色利益链，好几个涉案人员都被传唤了。

案子还在审理中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深圳。

走的那天，江瑶来送我。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头发剪短了，看起来精神了很多。

“真的要走了？”她问。

“嗯，”我说，“我想回家看看。”

“回芜湖？”

“对。”

“还回来吗？”

“不知道，”我笑了笑，“可能不回来了吧。深圳这地方，太容易让人迷失了。”

江瑶也笑了。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这个给你。”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两万块钱。

“我不要，”我把信封推回去。

“拿着吧，”她说，“这不是报酬，是谢礼。要不是你，我可能现在已经坐牢了。”

“你本来就打算坐牢的吧，”我说，“如果不是我拦着你，你是不是准备杀了他？”

江瑶没有否认，她低下头，轻声说：“也许吧。那时候我真的快疯了。”

“现在呢？”

“现在，”她抬起头，看着远处的天空，“现在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昨天晚上是我这三年来第一次没有做梦。”

我看着她，心里突然觉得很踏实。这种感觉很奇怪，明明我自己的人生还是一团糟，但能帮到别人，竟然让我觉得自己没那么失败了。

“方磊，”江瑶突然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老婆跟人跑了，也许不是你的错？”

我愣了一下。

“我不是要揭你的伤疤，”她说，“我只是想说，有些人离开你，不代表你不够好。可能是他们配不上你。”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

火车来了，我拎着行李走向检票口。回头看了一眼，江瑶还站在那里，朝我挥了挥手。

我也挥了挥手，然后转身走进了站台。

火车启动的时候，窗外的景色开始倒退。深圳的高楼大厦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绿色的田野和低矮的房屋。

我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这几个月发生的事情。

睡桥洞的日子，江瑶摇醒我的那个夜晚，一万块钱的任务，周建明的电话，高利贷的威胁，还有最后那把掉落在地上的水果刀。

一切都像是一场梦。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看到了刘艳的号码。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最后还是按下了删除键。

有些事情，该放下了。

火车一路向北，窗外的风景越来越熟悉。当广播里传出“芜湖站到了”的声音时，我拎起行李，走下了火车。

车站还是老样子，出站口挤满了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和旅馆老板娘。我穿过人群，走出车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空气里有泥土的味道，还有路边小吃摊飘来的香味。

我沿着熟悉的街道往前走，经过以前常去的那家面馆，经过那个我和刘艳一起逛过的超市，经过那条我们一起走过无数次的巷子。

最后，我停在了自家门口。

门上贴着封条，已经落了一层灰。我撕开封条，掏出钥匙打开门。屋里一片狼藉，家具上蒙着厚厚的灰尘，墙角结着蜘蛛网。

我站在客厅中央，环顾四周，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这里曾经是我的家，但现在它只是一个空荡荡的房子。

我开始收拾东西。把不要的家具搬出去扔掉，把地板拖干净，把窗户擦亮。忙了整整一天，房子终于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晚上，我躺在重新铺好的床上，看着天花板上那盏旧吊灯，突然想起了江瑶说过的那句话。

有些人离开你，不代表你不够好。

也许她说得对。

我拿起手机，给江瑶发了一条短信：“我到芜湖了，一切顺利。”

过了一会儿，她回了一条：“好好生活，方磊。”

我看着那六个字，笑了。

是啊，好好生活。

不管发生过什么，生活还是要继续。

第二天早上，我去人才市场看了看。这次我有身份证了——之前在深圳补办的。我找了几家招工的单位，填了简历，留了联系方式。

下午就有一家机械厂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去面试。

我换上干净的衣服，准时去了那家厂。面试我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厂长，戴着老花镜，看起来很和蔼。

“以前干过机械加工吗？”他问。

“干过六年，”我说，“在浙江那边的厂里。”

“那不错，”他点点头，“我们这边缺熟手，你要是愿意来，明天就可以上班。工资四千五，包吃住。”

“行，”我说，“我明天就来。”

从厂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我走在街上，看着路边的霓虹灯一盏盏亮起来，突然觉得这座城市也没有那么糟糕。

也许我可以在这里重新开始。

也许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那么一段黑暗的日子，但只要熬过去了，总会见到光。

我掏出手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母亲苍老的声音：“喂，哪位？”

“妈，是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母亲的声音变得哽咽：“磊磊？你跑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妈有多担心你？”

“妈，我没事，”我说，“我回来了，在芜湖找了份工作。明天就开始上班了。”

“真的？”母亲不敢相信地问。

“真的，”我说，“我明天晚上回去看你和爸。”

挂了电话，我站在路灯下，仰头看着天上的星星。

深圳的夜空看不到星星，但芜湖可以看到。那些星星一闪一闪的，像是在对我眨眼睛。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朝着出租屋的方向走去。

明天是新的一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