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新掌门将诞生？6人同台抢秘书长宝座，辩论现场火花四溅

联合国就接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人选举行了首次公开辩论。当前，多边主义正面临深刻的信任危机，多个冲突悬而未决，安理会陷入僵局，而这位葡萄牙籍秘书长的任期也将在2026年12月31日结束。

这场活动于本周四在联合国大会举行，6名竞逐秘书长职位的候选人首次以公开形式同台亮相，分别是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厄瓜多尔前外长玛丽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

以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雷韦卡·格林斯潘、巴巴多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罗琳·罗德里格斯-伯克特，塞内加尔前总统马基·萨勒。此次活动是提高秘书长遴选透明度努力的一部分。这一做法始于2016年，目的是在安理会启动内部磋商前，让外界了解各位候选人的立场。

秘书长的遴选机制仍是由安理会推荐人选，再由联合国大会任命。最终结果取决于5个常任理事国——美国、俄罗斯、法国和英国等——因为它们拥有否决权。

在公开对话结束后，候选人还将面对所谓的“意向性投票”，即闭门举行的非正式摸底投票，用来衡量各方对候选人的支持程度，并识别潜在否决。外交消息人士称，最终结果可能在10月初揭晓，这与古特雷斯2016年10月13日首次当选时的时间安排相似。

格罗西的表述最为直接。他说，“过去40年来，世界正经历武装冲突数量最多的时期”，而联合国“缺席了最严重冲突的解决”。这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表示，中立并不等于冷漠。“中立意味着有能力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在不谴责的前提下倾听，并始终在场解决问题。”

他还以该机构检查人员驻扎在乌克兰战区内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为例，称这证明多边主义仍然可以发挥作用。格林斯潘则以黑海协议谈判经历为例，说明安理会受阻并不意味着秘书长无事可做，恰恰相反，那正是秘书长工作应当开始的地方。她说：“秘书长的工作，正是为达成协议打开可能性。”

巴切莱特强调，秘书长必须用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所有工具，包括斡旋、特使机制、调解以及与地区组织协同工作。“秘书长不能放弃，必须坚持，并尝试不同策略。”她还说，当安理会陷入瘫痪时，联合国大会可以通过“联合一致共策和平”机制发挥重要作用。

萨勒则提供了直接经验。俄乌冲突爆发后，他曾代表非洲联盟前往莫斯科和基辅，为一个拥有15亿人口、且因敖德萨港口受阻和化肥短缺而受到影响的地区争取利益。“无论紧张局势如何，接触都必须持续保持。”他说。

曾在安理会任职两年的罗德里格斯-伯克特态度也很明确：“秘书长没有不去尝试的奢侈。”她承诺，即便手中工具有限，也会继续向安理会提出方案。

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所有候选人都认同，联合国需要变得更灵活、更高效，但侧重点各不相同。格林斯潘认为，改革的核心应在一线，而不是总部运作逻辑之中。她主张，联合国应由成员国的需求驱动，而不是由各机构自身的供给逻辑驱动。

巴切莱特主张建设一个“更精简但更有力量”的联合国，也就是机构更少、但应对能力更强。罗德里格斯-伯克特则强调，联合国改革必须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同步调整相配合，通过渐进式进展，扩大发展中经济体获得优惠融资的渠道。

萨勒提出，应改革国际金融架构，并结合公共融资、私人投资、慈善和公民社会的力量，为共享繁荣创造条件。格罗西警告说，官方发展援助正以“惊人的速度”下降，而某些垂直式、意识形态化的做法并未奏效。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埃斯皮诺萨表示，气候变化本身不是问题的根源，而是生产和消费模式失衡的症状。她指出，国际社会正走向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但排放仍在上升，岛国和沿海社区仍未得到足够保护。她表示：“我们并不缺知识、技术和协议，缺的是落实。”

格林斯潘则直接把气候与和平、安全联系起来。她指出，当下大多数被迫流离失所现象都与气候因素有关，这正在破坏国家和整个地区的稳定。

在人工智能议题上，6名候选人都反对自上而下的垂直式监管。格罗西结合自己领导技术机构的经验，提醒外界警惕“天真的乐观和没有根据的恐惧”，并提议建立一个协作平台，在不扼杀创新的前提下制定行为规则。埃斯皮诺萨则主张，应让“人的尊严成为所有新技术的源代码”。

罗德里格斯-伯克特表示，年轻人担心人工智能会夺走工作、摧毁创造力。她呼吁利用193个会员国的集体智慧，建立一个在创新与保护之间取得平衡的治理框架。谈及未来5年的愿景，巴切莱特表示，她希望看到一个能够重建信任的联合国，因为它更贴近民众面临的真实问题，也真正代表所有成员国，“无论强国还是弱国”。

格林斯潘希望联合国重新回到冲突谈判桌前，在重建信任的基础上，把这种信任转化为地面的具体成果。萨勒则呼吁当代领导人“携手并肩”努力，让联合国在更新后的多边合作框架下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中央，尤其要关注近40亿需要教育、培训和就业机会的年轻人。

格林斯潘用一句话概括了这场辩论背后的核心命题：“在一个多极世界里，如果没有多边主义，我们将走向碎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