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险故事：追捕二王

那天是1983年的大年三十中午，沈阳城里鞭炮已经开始乱响，人人都忙着过年，谁也没想到，一场震动全国的血案，就在这一刻悄悄拉开了帷幕。

那个时候，“二王”还只是公安部档案里一对陌生的名字——王宗玮、王宗坊。没人知道，他们已经带着枪和子弹，在人群和炮仗声里，把自己的人生推到了一个再也回不了头的深渊。

01

故事得从那天中午说起。

沈阳某军医院，一样是过年的气氛。院里放着电影，走廊里空空荡荡，连小卖部都没什么人。就在这种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的时刻，两个人影慢慢从大门滑了进来，一个高、一个矮，看着挺普通，但脚步有点飘，眼神也不太敢正视人。

他们就是后来全国通缉的“二王”。

两个人先穿着黄军装，进了院子又悄悄换上了蓝色上衣。这一手，在一般人眼里可能就是换个衣服，在有经验的人眼里，那就是问题。

偏偏，这个医院里，就有这么一个有经验的人——给养助理员吴永春。老兵，十几年军龄，在部队熬出来的那种敏感，不是喊几句口号练出来的。他远远看了两眼，就觉得这俩人不对劲：既不找科室，也不急着给人看病，反倒在医院里转圈，眼睛老是在各个房门和窗口上扫。

吴永春没犹豫，直接去找政治处主任周化民，两个人一商量，决定先稳住，再查问。

他们先拦住了那个高个子。高个子已经把军装换成了蓝上衣，脸上带着点慌，嘴上还想装着正常。周化民开口问得很简单：“你在这医院里溜什么？” 高个子愣了一下，说自己在等姥姥看病。再问单位，又支支吾吾，说是“汽车制造厂的”。一听就不流畅，再一查工作证，掏出来的居然是一家保密厂的入厂通行证，上面写着：王宗玮，26岁，工人。

这时候，谁都不知道眼前这个人将要在十几天里掀起多少血案，但直觉告诉他们，这人不干净。于是就把他叫进门诊大楼外科诊室，继续盘问。

与此同时，吴永春心里还挂着另一个——那个矮个子。一高一矮一起进院子，只抓住一个，另一个显然不会老老实实站在原地等。他悄悄出了门诊楼，钻进院里一辆吉普车，躲在车里盯着整座院子。

结果没过多久，就看到一个军人骑着自行车在院子里兜圈子，不走正路，倒是左看右看，像是在找人。一开始吴永春还以为是本院的人，没在意，仔细一看却发现，这个人就是刚才那矮个子，只不过也换了上衣。

这种“换皮”的动作，配合刚才那明显说不清的回答，在一个老兵心里，就已经是红灯拉满。

他一把跳下车，冲上去就拦：“你干什么？”矮个子被吓了一跳，拼命挣扎乱喊。几个人赶过来帮忙，硬是把他拽进了门诊大楼。

外科诊室这边还在盘问高个子，那边矮个子被带进隔壁住院办公室，随身东西一倒——三条凤凰牌香烟、一千多块现金、三十包味精，还有锥子之类的作案工具，全撒在桌上。就算是过年，这一套东西也不像是来看病的。

矮个子一看东西全摊在桌上，整个人一下软了，像只被抹了脖子的鸡，嘴里含糊嚷着，身体抽搐着往前一倒，装疯也好，崩溃也好，反正是绷不住了。

就在这一会儿功夫，隔壁外科诊室突然传出一阵枪声——“砰砰”。这声响，几乎是把整个故事的轨迹，从医院门口的一个“可疑人员盘查”，推成了共和国刑侦史上最恶性的持枪杀人案之一。

02

那几声枪响，是怎么来的？

高个子王宗玮，被推回外科诊室继续盘问。他已经感到危险，心里知道事情朝失控的方向走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做了一个之后没法回头的选择——掏枪。

对于在场的几个人来说，他们其实还处在那种“盘问可疑人员”的工作状态，防备肯定是有，但可能没人会马上想到：“这人身上真有枪，而且真敢打。”可王宗玮早就不是普通的“小偷”心态，他早就跨过了那条线——偷枪、藏弹、带武器出入部队和地方，这些事不是一天养成的。

枪声一响，整个医院乱作一团。助理员卢文成听到动静，刚往外冲，就正面撞上王宗玮——手里握着“五四”式手枪，满脸杀气。还没等反应过来，枪就已经再次响起，卢文成当场倒下。

住院办公室里，教导员刘福山、医生孙维金看到有人倒下，下意识还想着是医务人员该干的事——先挡、先救、先报警。孙维金抓起电话往保卫部门报案，这个动作，在理智上是对的，但在这几秒钟里，也把自己暴露在枪口正前方。

王宗玮踹门而入，先朝孙维金开枪，孙倒地。刘福山眼睁睁看着战友倒下，整个人怒火上头，顺手抓起挂点滴的铁架子冲上去，想砸凶手。理论上讲，他没有武器优势，但在那种生死一瞬的场景里，谁还来得及算这些。只可惜，没等铁架子砸下去，王宗玮已经侧身开枪，刘福山中弹倒地，血流一地。

短短几分钟里，医院里平常工作的一群人，从车司机到医生，从教导员到助理员，一个个在这个毫无预警的血腥突发事件里倒下。所有人都只是在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盘问、制止、报警、阻拦。但对方的心理状态已经完全不是正常人的逻辑。

这一刻以后，王宗玮和王宗坊，就不再只是“偷盗犯”或者“持枪犯罪嫌疑人”，而是妥妥的“亡命之徒”——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杀了人，不是一次，而是接连几次。这个心理转折，直接决定了后面十几天的逃窜路线和每一次逢人就开枪的疯狂。

而就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吴永春和司机毕继兵，一直死死抓住那个矮个子王宗坊，把他当成“挡箭牌”。这个动作，说白了就是拿命耗——你有枪，我没枪，那我就用你兄弟挡在我和你中间，逼你不敢随便开枪。

这个僵持，本来是有机会多争取一点时间。但毕继兵终究还是年轻，听到枪声和喊叫，条件反射一样想去找武器反击。一撤身，整个人暴露出来，王宗玮毫不犹豫就是一阵连射，“砰砰砰”，几颗子弹送走了这个年轻的战士。

最后，房间里只剩下吴永春——一个人对两个持枪歹徒。

他身上也已经带伤，但意识很清楚，手死死扣着王宗坊，眼睛盯着王宗玮——他明白自己已经不是在“工作”，而是在用命拖住这两个人，好让后面的公安系统有机会锁定他们。

他猛地趁一个空档飞起一脚，踢中王宗玮的左胳膊，算是逼退了凶手一两步。但这一脚也意味着他必须离开原来的掩护位置，彻底暴露在枪口下。又是一声枪响，子弹穿过他的两腮，另一颗打进脖子。

正常人挨这种伤，肯定当场昏死过去。但他硬是用帽子堵住喉咙，拖着满身血，从门诊大楼爬出去，大声喊：“快抓凶手呀！”

很多年以后，很多人回忆当年这场案子，都会提到这个细节。一个人，喉咙中弹，嘴里都是血，还拖着一身伤喊“快抓凶手”。那是一种非常原始、非常本能的责任感——不是英雄叙事里的大词，就是一个干保卫工作的人，在最后一口气里，仍然记得最重要的是赶紧让有枪有权的部门知道：“出事了！”

枪声停了以后，医院里留下的是四具尸体和三名重伤者：周化民、刘福山、孙维金、毕继兵牺牲，卢文成、吴永春、李作舟身负枪伤。现场留下了十三枚“五四”式手枪弹壳。

对公安系统来说，这已经是极少见的恶性案件。但对“二王”来说，这只是他们逃亡路上第一场彻底撕破脸的暴力。接下来，他们会在列车上、衡阳街头、武汉郊外、淮阴马路，以及江西广昌的山区里，一次又一次地把枪举向普通人。

03

你要追问一句：这两个人，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他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恶魔，也是从一个普通家庭里长大的——父母都是七二四厂中学的老师，按说都是“人民教师”，每天讲的是正经课本，要求学生的是守纪律、讲文明。但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却是另一套玩法：护短、溺爱、纵容。

老二王宗坊，从小就是典型的“问题少年”。小学时就混在扒手堆里，在闹市里掏包，也开始了撬门砸锁的小偷生涯。老三王宗玮品质也差不多，十七岁就跟着二哥一起行窃。只是他伪装能力强一点，两次王宗坊被收容审查，王宗玮都躲了过去。

父母知道孩子有问题吗？当然知道。那几年，王宗坊偷盗被查，母亲居然能扔下讲台和学生，亲自带着这个已经被公安锁定的儿子北逃，躲到亲戚家去。你说这是母爱也行，但从社会秩序的角度看，就是明目张胆地给犯罪加码。

最后的结果也写在档案里：王宗坊判刑三年，母亲这个“人民教师”也因为包庇罪犯被拘留处理。

但家庭环境的惯性是很强的。哪怕这样，父母对两个儿子的纵容仍然没有彻底收手。于是，这兄弟俩的犯罪轨迹开始迈向另一个级别——从偷钱偷东西，升级到偷枪偷子弹。

1976年初冬，他们居然敢溜进沈阳大北监狱某驻军值班室，盗走三支手枪，带回家私藏，想着哪天能搞到子弹就用。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把他们从“小偷”推向“潜在持枪犯罪者”。

1978年，王宗玮混进解放军，在部队待了三年多。也许在外面他还被一些人当成“篮球队健将”，但他心里惦记的是另一件事——偷偷把部队里的子弹弄出来。

1978年6月，他给王宗坊写信，说自己已经弄到一百发7.26子弹。你看这句话，就知道他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在部队里寻找机会。管理上稍微有点漏洞，他就往外偷。

1980年，他复员回沈阳，行李里除了衣服，还有偷带出来的五颗手榴弹和大批子弹。那年他被分配到七二四厂当工人，表面再一次回到“普通工人”的生活，实际上已经是一个随时可以动用武器的潜在暴力犯。

两年后，王宗坊刑满出来，两兄弟重新搭伙。不同的是，这次他们不是随便偷点东西，而是提前研究目标，准备化妆的衣服和工具，随身带着枪，用武器作为逃脱的保障。那种心态，其实已经不再是“走投无路才拿枪”，而是“先有枪，再决定怎么用”。

大年三十那天，在军医院开枪杀人以后，他们回到家里，王宗玮直接跟母亲说：“我和宗坊出事了，快找衣服，晚了，公安局就来抓了！”母亲看到他兜里插着枪，还从抽屉里拿出一块手表塞给他。甚至把写有在香港和美国亲属地址的信封，当成护身符一样让他带上。

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画面：一个母亲拿着“海外亲属地址”，好像觉得只要出了国或者有点关系，就能给儿子多一条路。她不是不知道儿子杀了人，她只是选择在这条路上继续往前推，而不是拉住。

“二王”前脚刚慌慌张张离开家，公安人员后脚就赶到。父母在门口一口咬死：“两个儿子早上出门就没回来过。”人为制造时间差，故意拖延，为的是让两个已经持枪杀人的儿子多跑一点路。

这一切都写进了案卷里。很多年以后还有人感叹，这个案子里不止有凶犯的问题，还有家庭教育的极端失败——一个家庭，连续几十次在孩子犯罪的关键节点上选择了包庇、纵容、甚至协助逃逸，最后只能在儿子被击毙、自己被判刑的结局里，一起承担后果。

04

医院的枪声过后，“二王”开始了他们十几天的全国逃窜路线。沈阳站、湘江边、衡阳街头、武汉郊外、淮阴马路、江西广昌县的山林……一条狭长而曲折的线，在公安部的地图上一点一点画出来。

这条线背后，有几件事值得仔细看看。

第一件，是京广线上的那次跳车。

案发第三天，二月十五日晚，京广47次特快列车开到湖南境内。很多旅客已经睡着了，列车员趁着车厢安静检查行李，主要是查有没有危险品。一个不起眼的翻包动作，摸到了像枪一样硬的东西——确实是一支“五四”式手枪。

一声“这是谁的包”，车厢里的旅客刚抬头，还没反应，坐窗边的那个大个子已经站了起来，右手悄悄往裤兜伸，嘴里回答：“是我们的。”

乘警让他出示持枪证，他答不上来。下一秒，枪口直接对准乘警，“砰”，乘警中弹。车厢瞬间乱成一团。小个子趁乱抢过刚被查出的那支手枪，两人一起往车门跑。

车门锁着，他们对着门锁胡乱开枪，想打开，没成功。列车仍在高速行驶。正常人这时候要么投降，要么躲在车厢里想办法延缓时间。但在这两个人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动作——逃。

有人误拉了紧急制动闸，列车速度马上降下来，这对持枪凶犯来说就是机会。他们砸碎车门玻璃，钻洞跳下，在西里坪附近落地，连脚印都被突来的雨水掩盖了。

这次跳车，有几个后续：

列车紧急停车十五分钟，搜到他们留在行李架上的大旅行包，里面很多东西都是沈阳产的，还找到两枚弹壳和染着血的玻璃片。公安部刑侦局对弹壳和血迹做了技术检验，确认这两个人就是沈阳军医院案犯——“二王”。这一步非常关键，从技术上锁定了他们南逃的方向。

紧接着，全国范围的追捕命令发出。湖南省布置堵截，铁道部要求严查每一列车。湘江两岸，一场现代意义上的“大搜山”悄悄展开。

第二件，是衡阳冶金机械厂那条血路。

两天后，二月十七日，农历正月初五。衡阳冶金机械厂保卫干事伍国英和丈夫去看新分的住房。值班员打开门，屋里坐着两个男青年在吃东西。被问“干什么”，小个子说他们刚下车，在这儿休息。

这句话，配合他们那股陌生的沈阳口音，让伍国英意识到：有问题。前几天厂里刚传达了“二王”南逃的消息，她很快联想到，嘴里不说，眼睛死死盯着两人的动作。只见大个子抬手吃蛋糕时，裤兜里露出枪把。

她找个借口下楼，飞快给保卫处打电话。

这边电话还没打完，那边“二王”已经意识到情况不妙，收拾东西下楼。楼门口停着一辆五羊牌自行车，他们推起就骑。看房的退休老工人武振云接到报告赶来，一把拽住车，喝道：“不准走！”

王宗坊拽不动车，干脆把车往老武身上一推，恶声说：“不要了，我们后会有期！”然后转身就跑。老武不怕枪、不怕骂，一边追一边喊：“抓小偷！”

这一追，追进小巷。王宗坊回头就是一枪，老武没被吓住继续追，王宗玮再开两枪。这三枪，从某种意义上，是这座城市的警钟——街上、工厂里、巷口里，所有人这才意识到，通缉令上的人已经拎着枪跑到自己家门口来了。

后面的场面更是令人压抑。冶金机械厂民兵蒋光煦和李爱贫迎面堵截，蒋光煦中枪；“二王”窜出巷子，抢工人张业良妻子李瑞玲的自行车；张业良怒火攻心冲上去，被王宗坊一枪打死；李瑞玲眼睁睁看着丈夫倒在血泊里，自己胳膊和下巴被打穿，但死死抢住王宗坊的黑提包，抢下了里面的手榴弹和三十多发子弹。

有人牺牲，有人重伤，有人用自己的血换来了之后更多人的生路。你要说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其实都没受过什么“反恐培训”，也不是特种兵。只是普通的工人、民兵、老工人、保卫干事，在面对持枪杀人犯的时候，没有选择躲在后面，而是条件反射一样往前冲。

第三件，是武汉的那次正面交锋。

时间已经到了三月中下旬。经过湖南、湖北境内的一轮轮搜索，“二王”行踪一度中断。直到武汉市第四医院一间理疗室里，一个实习女医生摸黑开门，被人从背后捂嘴，用枪柄砸头，留下指纹和血迹。

公安部工作组一检测，确认为王宗坊。这一下，线索从“可能在某一带”变成了“就在武汉”。

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岱山检查站的民警李信岩和民兵熊继国拦下一辆没牌照的自行车。盘问几句，对方回答前后不一，露出马脚。带进屋里审查，一摸兜，摸到硬邦邦的枪。站长王云掏出自己的枪对准他，一把夺枪，几个人一起按倒捆绑。

王宗坊在地上嗷嗷乱叫，另一边，王宗玮悄悄躲在对面厕所里，把子弹上膛，冲门而出，朝屋里的几个人连开数枪。王云、李信岩和一位工人当场牺牲，熊继国负伤倒地。“二王”二话不说，夺枪继续逃。

这次，他们抢了一位工人詹小建的自行车，枪杀了他，又冲进长江航运局科研所大院。从布局看，这院子几乎是死路——四面高墙，没什么好逃的。他们居然趴在墙下的流水洞里，硬是扒开泥土钻出去，再混进围观人群，从公安干警的包围缝隙中溜走。

这一连串动作，很残酷地说明一点：这两个人的心态早就完全处在“亡命之徒模式”。无论是厂区、小巷、医院、检查站、科研院，都不再是真实的空间，而只是“掩体”和“出口”。

从此以后，“二王”几个月没有再露面。但没人敢说他们已经收手。当时公安部的态度很明确——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两个人不抓到，不只是一个案子没破，而是对整个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

第五件，是最后一战——江西广昌。

8月底，江苏淮阴有两名女会计上街送两万多营业款，被一个小个子抢包，一个大个子在五十米外骑车接应，两人的配合干净利落。公安局只找到丢下的自行车，但技术检验后确认——又是“二王”。

半个月后，江西广昌县，一条乡间公路上，两辆自行车一前一后骑着。民政局工作人员刘建平敏感地发现，两个人假装陌生人，却有明显的配合迹象，又听出他们带沈阳口音，马上报警。

县派出所所长邹志雄、刑警刘细鹏和水电局司机陈步山开着面包车追上，在小港养路段设伏拦截。一声“停车检查”，小个子吓得人仰车翻，大个子脱口而出一句“完了！完了！”——那一刻，他可能隐隐知道这一路狂奔要收尾了。

双方随即开火。因为两边都是树，公安人员火力受到限制，“二王”借着路边面包车作掩护，钻进山林，光脚逃窜。包里有八千块钱、两支枪，其中一支是岱山检查站王云的枪。再次技术比对，锁定：就是“二王”。

广昌县的追捕很快从“县级行动”升级到“省级围歼”。

小通讯员李周田带着一种“我一定要追到他”的劲头，用两小时翻山越岭，在山坡上发现他们的身影，丢下工作证当路标，让后续队伍按线搜。县委书记、县长把办公地点搬到公安局，调集旰江林场民兵和武警，在山里形成一圈又一圈包围圈。

这种围山战术不是电视剧里那种浪漫化的“搜山”，而是实打实的人排人、人对人，在茅草和竹林里一寸一寸扫。几天没发现，被包围的人可能已经饿得皮包骨、脚底被竹子扎烂，但仍然不肯投降。

最终，在尖锋公社观前大队的一个杀猪夜里，一个年轻姑娘凭着对陌生人的敏感，把半夜经过家门口的两个身影记在心里，告诉了家人和民兵，信息沿着大队、公社一路传到县指挥部。公安、武警、民兵带着警犬，从清晨搜到傍晚。

南坑山的茅草里，武警战士黄力生脚下踹到一个人，还没看清是谁，身后战友喊“有人！”草丛里飞出子弹，甘象清中弹倒地。郑万寿回枪，草丛里有人绝望地喊：“我不行了……”

三条警犬扑上去，一口一个拉扯，拖出了奄奄一息的王宗玮。另一边，通讯参谋吴增兴举着报话机往山下报告，却在几秒钟之内被躲在附近的王宗坊连射五枪打倒。他用最后的力气还击四枪，然后倒在血泊里。

这一刻，武警战士再也压不住怒火，两三支枪同时开火，弹雨倾泻，把藏在草丛里的王宗坊当场击毙。

两具尸体抬下山，蓬头垢面，脚板扎烂，腿上绑着公文包，里面有一万三千块钱。他们一路抢来的钱，最后也没机会花。枪打完了，脚跑烂了，吃了几个月的山里野菜和冷水，最后还是没逃出这片山。

那一天之后，公安部地图上那条断断续续的红线终于画了个句号。十恶不赦的“二王”，从沈阳军医院里第一声枪响开始，一路向南，留下大大小小三十多条人命，最后死在江西的小山沟里。

案子公开报道后，全国各地的人看着报纸上那一行行细节，心情是复杂的：愤怒、心疼、后怕，也有一种沉甸甸的现实感——原来在一个大家觉得“太平”的年代里，仍然可能突然冒出这样两个亡命之徒，把枪口对准任何一个普通人。

最后，还有一个收尾细节：在人们庆幸“二王”终于被击毙”的同时，他们的父亲王家林因为包庇罪犯，被法院判了七年。

这七年，不只是给一个具体的人定罪，更是在给社会传递一个信息——任何人，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岗位，只要你在犯罪链条上选择站在罪犯那边，给他递枪递钱递路，最后都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整个“二王案”，从头到尾看下来，你会发现，它绝不是简单的“两个坏人带着枪四处杀人”这么一句话能概括的。里面有家庭教育的失衡，有单位管理的漏洞，有普通人身上最本能的勇敢，也有那种只有在极端事件里才会被逼出来的集体反应能力。

也许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个故事最大的意义不在于“惊险”，而在于提醒——任何一个社会，不管看上去多平静，都必须守好那几条底线：枪支弹药的管理、家庭教育的边界、对犯罪的零纵容，以及在面对极端危险的时候，那些人下意识往前迈出的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