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右翼阵营内讧，泰勒一边骂一边抄政策，联盟党还能翻身吗

联盟党与一国党的关系究竟该如何界定？是激烈对手，还是在右翼政治事业上并肩作战的同路人，亦敌亦友？要给出准确描述并不容易。它们在政策和各自对澳大利亚的愿景上，究竟存在根本分歧，还是重合之处远多于差异？

安格斯·泰勒本月在悉尼研究所发表了一场重要演讲，严厉抨击一国党。此前5个月里，他一直小心回避对一国党及宝琳·汉森作出负面评价，如今却转而警告称，如果让一国党接近权力核心，国家将承受“无尽的痛苦”。他说，一国党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因为这个政党不过是“一缕烟雾”。

他这样的表态，究竟出于坚定信念，还是出于无奈？毕竟，汉森并不是什么新出现的人物，她的世界观和政策主张也并非直到现在才为人所知。若泰勒在2月出任领导人时就如此强硬明确，他如今的立场会更有说服力。

但事实是，他起初在移民问题上呼应汉森，也否认气候变化是一个严重问题。后来，他又承诺，要剥夺居住在澳大利亚的非公民获得福利和国家残障保险计划的资格。对于与一国党交换偏好票安排，他同样并不在意。新近出任联邦自由党主席的托尼·阿博特，以及被视为自由党精神领袖的约翰·霍华德，也持类似态度。

一国党的支持率上升，给泰勒和他的政党带来了不少风险。如果一国党如今真的如此不可接受，那么这对维多利亚州的杰丝·威尔逊及其领导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意味着什么？距离维州选举还有4个月，但一国党的民调表现不错。根据选票流向，威尔逊很可能不得不与一国党达成某种安排。

如果通过偏好票交易帮助一国党赢得席位，而泰勒又称其比工党更糟，这显然前后不一。若再进一步，正式与一国党达成执政协议，依靠其支持甚至让其参与执政，按照泰勒自己的标准，问题只会更严重。

联盟党和一国党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深信澳大利亚最大的问题是阿尔巴尼斯政府。对于任何在野党来说，这并不令人意外。但在当下，这种判断有着特殊含义。世界各地许多类似政府都陷于某种低增长、高通胀困局，难以摆脱；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正在推动一场新的产业革命，而美国总统又给贸易与安全架构带来严重冲击。

应当肯定的是，泰勒兑现了提出政策主张的承诺。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在税收、移民、监管和能源等领域提出立场。但这些主张并没有承认，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可能具有系统性甚至根本性。它们也没有试图理解这样一种可能：数十年前建立的经济模式，或许已经失去效用。

这正是自由党的关键问题。正如南澳州选举结果和全国民调所显示的那样，自由党已被挤到工党和一国党之后，位列第三。联盟党和一国党似乎都被一种对旧日澳大利亚的眷恋所驱动。

政治上持续的成功，不可能靠盯着过去获得，而必须来自面向未来并拥抱未来。这需要新的理念，也需要承认一种责任：如实看待当代世界。阿尔巴尼斯政府似乎终于开始显露出一些这样的意识。

任何一种经济模式，无论多么成功，都不可能永远持续。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式的需求刺激模式在民主国家普遍实行，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后迅速让位于劳动力和资本市场放松管制以及私有化。后一套模式曾长期奏效，但正如激烈竞争最终可能让胜出者走向垄断一样，它不可避免地也造成了扭曲。

在澳大利亚，照护经济是一个迅速扩张的领域，且大体已经私有化，但与成本和服务表现相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养老护理和儿童照护行业的从业者，需要国家补贴工资，因为他们所在企业无力或不愿支付足够薪酬。这种状况本身就是失灵的。

房地产价格也出现了严重扭曲。住房原本主要是一种价格相对可承受的社会产品，如今却被转变为可交易、可囤积的金融资产。教育领域同样如此。本周获悉，过去30年里，政府以“选择”为名，用纳税人资金持续补贴非公立学校扩张，结果学费不断上涨，越来越多家长不得不请年迈的父母帮忙支付费用。把一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压到两代人身上，终究是不可持续的。这些都是重大的政策挑战。

到目前为止，泰勒给出的政策药方是：大幅削减移民，取消所有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重新更多依赖化石燃料，在整个经济中进一步放松监管，终止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削减支出，并向企业和工薪阶层提供更大规模的减税。周三，他把这些内容整合进一份名为《我们的计划》的文件。

这不过是旧酒装新瓶。其中可以听到12年前新当选的阿博特政府首份预算案的回声。那份预算建立在一种预期之上：只要击败陆克文政府，让国家“去工党化”，一切就会恢复正常运转。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份预算最终遭遇失败。

联盟党后来通过更换领导人又赢得了两个任期，但大体上只是让国家和经济体系勉强维持运转。这种乏善可陈的执政表现，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自2022年选举以来，联盟党的支持率持续流失，起初流向工党，近来则更多流向一国党。随着泰勒重新调整路线，联盟党如今同时与这两个政党展开正面交锋。这或许会成就他，也可能毁掉他。

作者：肖恩·卡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