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去武汉，黄鹤楼下碰见个姑娘卖光盘 我嘴欠：光盘要，人也想要

楔子

后来我总想起那个下午，汉阳门码头轮渡的汽笛声闷闷的，像谁在江底敲一面破鼓。阳光把黄鹤楼的琉璃瓦晒得发烫，我站在台阶下抽烟，看见她蹲在梧桐树荫里，面前摊着一块褪色的蓝布，光盘码得整整齐齐。江风吹过来的时候，她伸手按住被掀起的塑料膜，指甲盖是干干净净的粉。

“光盘要，人也想要。”

话说出口我就后悔了。她抬起头看我，眼睛很亮，亮得像江面碎掉的太阳。我以为她会骂人，但她没有，只是安安静静地盯了我两秒钟，然后把一张光盘塞进我手里，封面是手写的钢笔字，墨水洇开了，像一朵云。

那年我二十八，在武汉待了三年，卖过保险，送过外卖，最后在一家广告公司给地产项目写文案。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直到遇见她。

01

我叫江远，老家在襄阳下面的一个小县城，父亲是镇上中学的语文老师，母亲在供销社卖了半辈子布。我这个人没什么大出息，从小到大成绩中不溜，长相中不溜，性格也中不溜，唯一拿得出手的本事就是嘴皮子利索，可惜这本事用到正地方叫口才好，用到歪地方就叫嘴欠。我父亲对此评价得很精准，他说我这张嘴迟早要惹事。

这话在二〇〇九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应验了。

那阵子我刚跳槽到江汉路附近的一家广告公司，说是广告公司，其实拢共就五个人，老板姓周，是个四十多岁的秃顶胖子，成天叼着烟给我们画大饼，说年底一人发两万奖金。我信了他三个月，到第四个月的时候连工资都开始拖了，每天上班就是坐在格子间里对着电脑发呆，偶尔写两句楼盘文案，什么“坐拥一线江景，尊享人生巅峰”，写完了自己都觉得恶心。

那天是周四，周老板派我去武昌谈一个客户，说是谈，其实就是去送份方案，人家连面都没见我，前台收了材料就把我打发了。我从写字楼出来的时候才下午三点多，太阳还老高，我寻思回公司也没什么事，不如到处逛逛。沿着民主路往江边走，走着走着就到了黄鹤楼底下。

我对黄鹤楼没什么特别的感情，来了三年也就陪老家的亲戚上去过一次，门票贵得要死，上去之后除了人挤人就是看长江，跟底下看也没什么两样。但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秋天的太阳太好，也可能是江风吹得人舒服，我就沿着台阶慢慢往上走，走到售票处门口又舍不得掏那几十块钱，就靠在栏杆上抽烟。

就是这时候看见她的。

梧桐树底下蹲着个姑娘，看着比我小几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藏蓝色外套，头发扎成低马尾，额前掉下来几缕碎发，被江风吹得一飘一飘的。她面前铺了块蓝布，上面码着几十张光盘，旁边还立了块硬纸板，写着“原创音乐，二十元一张”。

二十块钱一张光盘，在那个年代不算便宜。街头卖碟的我见多了，一般都是十块钱三张的盗版电影，或者那种车载的士高合集，封面印得花花绿绿的。但她这些光盘不一样，每一张的封面都是白底，上面用钢笔手写着歌名，字迹清秀但有力，一看就是练过的。

我蹲下来翻了翻，光盘盒子是透明的，里面塞着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歌单，也是手写的。歌名大多没见过，有几首的名字还挺有意思，什么《江边便利店》《轮渡时刻表》《武昌南站最后一班车》。

“都是你自己写的？”我抬头问她。

她点了点头，没说话。

“能放来听听吗？”

她犹豫了一下，从脚边一个旧帆布包里掏出一台便携CD机，银灰色的，边角都磨掉漆了。她插上耳机递给我，我接过来戴上，按下播放键。

耳机里传来吉他的声音，指法不算特别娴熟，但和弦编得很好听，干净、简单，像江面上掠过的风。然后她的声音出来了，很轻，像怕吵到谁似的，唱的是：“长江大桥上走的人那么多，没有一个人回头看我。”

我愣了好一会儿。

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就是那句歌词突然就砸在胸口上了。我在武汉待了三年，长江大桥来来回回走了不知道多少趟，每次都是匆匆忙忙的，从来没想过桥上走着的人心里都在想什么。可她这一唱，我就觉得自己好像也是那桥上的人，走啊走的，也没人回头看我。

一首歌放完，我把耳机摘下来，问她叫什么名字。

“叶知秋。”她说。

“真名？”

“嗯。”

“好名字，”我说，“一叶知秋。”

她笑了一下，很淡的那种，嘴角微微往上翘了翘就收回去了，好像笑这件事对她来说是件奢侈品。

我又翻了几张光盘，每张封面上的字都写得认真，歌单上的曲目也都不一样，算下来她至少写了三四十首歌。我说你都录下来了？她说在朋友的工作室里录的，设备不太好，但能听。

我挑了一张，掏出二十块钱递给她。她接过钱，从口袋里摸出一个装零钱的小布袋子，拉链拉开，里面零零碎碎的纸币硬币，她把那张二十块钱仔细折好塞进去，又从里面摸出一枚一块钱硬币递给我。

“不用找了，”我说，“你这光盘值二十。”

她摇摇头，执意把那枚硬币塞到我手里。硬币被她攥得温热，上面还带着她掌心的温度。我低头看了看手心那枚硬币，又看了看她，那句浑话就不知道怎么从嘴里溜出来了。

“光盘要，人也想要。”

话一出口，空气就凝固了那么一两秒。我心里“咯噔”一下，完了，老毛病又犯了。以前在老家就这样，跟姑娘说话不过脑子，想到什么说什么，被人骂过不止一回。我等着她翻脸，甚至已经在脑子里组织道歉的话了。

但她没翻脸。

她抬起头来看我，那双眼睛是真的亮，不是那种水汪汪的亮，是一种很干净的、像江水被太阳晒透了的那种亮。她不说话，就那么盯着我看了大概有两秒钟，然后从布上拿起另一张光盘，塞到我手里。

“这张送你，”她说，“听了再说。”

我低头一看，这张光盘的封面写着两个字——《知秋》。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她录的第一张专辑，也是唯一一张用自己名字命名的。她写了十首歌，从作词作曲到编曲全是自己一个人，唯一帮她的是汉口一个开录音棚的朋友，设备简陋得可怜，混音混得一塌糊涂，但她的声音从那些粗糙的音轨里透出来，像灰扑扑的麻袋里漏出的光。

我把那张光盘揣进包里，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走下台阶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她还蹲在树荫底下，低着头在整理被风吹乱的光盘。江风把她的碎发吹起来，她伸手别到耳后，动作很慢，像在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天晚上回到出租屋，我把光盘塞进电脑里，从头听到尾。听到第三首歌的时候我点了一根烟，听到第七首的时候那根烟烧到了手指头我才发现。十首歌听完，我坐在床沿上发了很久的呆，窗外的京广线火车轰隆隆地开过去，整栋楼都在微微地震。

我想起她蹲在树荫底下的样子，想起她掏零钱时那个旧布袋子，想起她别头发的慢动作，想起她那双亮得不像话的眼睛。

然后我做了一个连自己都觉得可笑的决定——我要再去找她。

02

周末我又去了黄鹤楼。

这次我起了个大早，赶在游客还没上来的时候就到了。梧桐树还在，树荫还在，但她不在。我在那棵树下站了将近两个小时，抽掉了半包烟，看着卖地图的大妈、卖糖画的老头、举着小旗子的导游领着一队一队的游客从我面前走过去，就是没看见那个藏蓝色的身影。

快中午的时候我坐不住了，跑去问旁边卖饮料的大姐。大姐说她偶尔来，没有准日子，有时候一连来好几天，有时候半个月见不着人影。我问大姐知不知道她住哪儿，大姐打量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警惕，说你问这个搞么事。

我说我是她歌迷，想买她的光盘。

大姐“哦”了一声，表情缓和了些，说她好像住汉阳那边，具体哪儿也不知道，平时话不多，跟谁都不怎么打交道。

我道了谢，买了一瓶矿泉水，站在树荫底下又等了一个钟头。太阳越来越晒，梧桐树的叶子纹丝不动，热得人发昏。最后我实在扛不住了，把那瓶水喝完，走了。

接下来一个星期，我每天下班都往黄鹤楼跑。从江汉路坐公交过江，在阅马场下车，沿着台阶走上去，在那棵梧桐树下站一会儿，然后走下来。公司的同事问我最近怎么了，一下班就跑得没影，我说锻炼身体，他们笑我是不是在追哪个姑娘。我没接话，但心里知道他们猜对了。

第八天，她终于出现了。

那天下了点小雨，我撑着伞走过去，远远就看见那件藏蓝色的外套蹲在树下，蓝布上盖了一层塑料膜。雨水顺着梧桐叶滴下来，啪嗒啪嗒打在塑料膜上，她缩着肩膀，把帆布包抱在怀里，像是在护着什么。

我走过去，把伞撑到她头顶。

她抬起头，看见是我，愣了一瞬。

“是你。”她说。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语气平平淡淡的，好像我的出现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我来买光盘，”我说，“上次那张听完了，还想再买几张。”

“下雨天你还来。”

“下雨天你也来了。”

她不说话了，低下头去整理被雨水打湿的蓝布边缘。我在她旁边蹲下来，把伞往她那边偏了偏，自己的半边肩膀淋在雨里。

“你上次说……那句话，”她突然开口，声音很轻，“是开玩笑的吧。”

我知道她说的是哪句话，脸上有点发烫。“不是，”我说，“但确实没经大脑，对不起。”

她又沉默了，手指拨弄着光盘盒子的一角，来来回回地摩挲着，好像在犹豫什么。雨声淅淅沥沥的，打在树叶上，打在塑料膜上，打在我的伞面上，像某种不确定的节奏。

“光盘要，人也想要，”她重复了一遍我的话，然后很轻很轻地笑了一下，笑声还没出来就消散在雨里了，“这句话写进歌里还挺好的。”

“那你写。”

她抬起头看我，那双眼睛里有雨水映的光，也有别的什么东西，一闪一闪的，像江面上忽明忽暗的航标灯。

“你叫什么？”她问。

“江远。”

“江水的江？远方的远？”

“对。”

“那你家在江边？”

“不，我家在襄阳，山里头的。”

“那你怎么跑来武汉了。”

“混口饭吃，”我说，“你呢，武汉本地人？”

她摇摇头，“宜昌的。”

宜昌，长江边上的城市，往上走就是三峡。我说我去过宜昌，坐船经过的，没下船。她说那不算去过。

我们就这么蹲在树荫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雨一直下着，不大不小，刚好够把人困在一个地方。她说话慢吞吞的，每句话之间都要停顿一小会儿，像是在斟酌用词，又像是在犹豫该不该说出口。

她告诉我她是宜昌秭归人，就是屈原的老家，家里还有一个奶奶，父母早些年走了，走的不是同一个时间，但说起来也算不上多久的事。她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来武汉打工，在餐馆端过盘子，在超市当过收银员，后来在一个地下通道里唱歌被一个开录音棚的人听见了，那人说可以帮她录歌。

“就是汉口那个朋友，”她说，“姓钟，叫钟磊，人挺好的，收我半价。”

我问她光盘卖得怎么样，她抿了抿嘴，说不好卖，有时候一天能卖出去两三张，有时候一张都卖不出去。游客来黄鹤楼是看风景的，不是来买光盘的，而且她的歌没什么名气，人家凭什么花二十块钱买一个陌生人的原创音乐。

“那你为什么非要在这里卖？”我问。

她想了想，说：“因为这里看得见长江。”

这个回答让我愣了好一会儿。看得见长江，就这么简单。我想起她歌里唱的“长江大桥上走的人那么多，没有一个人回头看我”，突然觉得她选这个地方不是随便选的，每一首歌都是对着这条江写的，卖光盘只是顺便的事，她是在这里守着什么东西。

雨渐渐小了，梧桐树叶不再滴水，太阳从云缝里漏出来，光线斜斜地打在她的侧脸上。她眯了眯眼睛，睫毛上还挂着细小的水珠。

我买了两张光盘，这次她没找我零钱，大概是觉得已经算是认识的人了，不用那么客气。我把光盘塞进包里，站起来准备走，想了想又蹲了回去。

“我明天还来，”我说，“你明天在不在？”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瞬间的慌乱，像是被什么东西突然撞了一下。然后她垂下眼睛，点了点头。

“在，”她说，“不出意外的话都在。”

后来我才明白“不出意外的话”这句话有多重。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心情，我没能在那时候懂。我只觉得这个姑娘好奇怪，说话吞吞吐吐的，情绪忽明忽暗，像江面上的雾，看着近，伸手一捞什么都没有。

03

接下来一个月，我几乎天天往黄鹤楼跑。

有时候是中午趁午休时间坐四十分钟公交过去，蹲在树底下跟她聊十分钟再赶回来，下午上班的时候满头大汗，周老板看见了直皱眉。有时候是下了班去，陪她收摊，帮她把光盘和蓝布装进那个帆布包里，然后一起走下台阶，走到阅马场公交站，各自坐不同的车回家。

我慢慢摸清了她的规律：天气好的时候她一般上午十点左右到，下午四点多收摊；天气不好的时候来得晚走得早；下雨天有时候不来，但如果来了就会待一整天，因为下雨天游客少，她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树底下写歌。

她有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封皮是牛皮纸的，边角都磨毛了。没事的时候她就掏出那个本子在上面写写画画，有时候写的是歌词，有时候是简谱，有时候就是一些零碎的句子。我偷偷瞄过几眼，看到过一行字：“江水流过去的时候什么都没说，但我觉得它在跟我告别。”

我没有问她写的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有些秘密写在纸上，有些秘密藏在心里，不该问的就别问，这点分寸我还是懂的。

但她主动告诉了我一些事。

有一次收摊之后我请她去户部巷吃热干面，她犹豫了很久才答应。我们坐在一家老字号的面馆里，头顶的电扇嗡嗡地转，芝麻酱的香味弥漫在空气里。她吃面很慢，一根一根地夹，像是在数有多少根。

“我爸妈是在长江里出的事，”她突然说，语气平静得不像在说自己的事，“九八年，发大水那年。”

我筷子停在半空，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爸是跑船的，运沙的船。那年夏天水特别大，他本来不该出船的，但老板催得紧，说这批沙不运过去工期就耽误了。我妈那天非要跟着去，说下雨天不放心他一个人。我那年十岁，被寄在奶奶家，走的时候我妈跟我说回来给我带武汉的热干面。”

她低头看着碗里的面，筷子在碗沿上轻轻敲了两下。

“后来面没吃到，人也没回来。”

面馆里人声嘈杂，但我觉得那些声音都离得很远，只有她的声音很近，近得像贴在我耳朵边上说的。

“所以你来武汉了。”我说。

“嗯，”她把一根面条夹起来又放回去，“来吃热干面。”

她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弯了一下，但我看得出来那不是笑，是一种比笑沉重得多的东西。十岁的孩子等父母回来等来的是一句“出事了”，那种感觉我想象不出来，也不敢想象。

吃完饭我送她去公交站。她住在汉阳七里庙那一带，一个老小区的隔断间，一个月两百块钱房租，厨房和卫生间是公用的。她说条件不好，但便宜，而且从窗户能看到长江的一个角。

“一个角就够了，”她说，“总比看不到好。”

那天晚上回到出租屋，我把她所有的光盘翻出来又听了一遍。这回我听出了一些之前没注意到的细节。她的歌里反复出现江水、轮渡、码头、大桥这些意象，几乎每一首都跟长江有关。有一首歌叫《上游》，歌词写的是：“你去了上游，我在下游等，水流了十年，你还没来。”

我算了一下，九八年到二〇〇九年，十一年。

这个姑娘把她所有说不出口的东西都写进了歌里，然后坐在黄鹤楼底下，对着长江，一首一首地唱给陌生人听。愿意停下来听的人不多，买光盘的人更少，但她好像并不在意，她只是需要一个方式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晒晒太阳，免得在心里发霉。

我就是那个碰巧停下来的人。

十一月初，武汉的天气开始转凉，江风变得又硬又冷，梧桐树叶落了一地。叶知秋穿了一件旧棉袄出现在黄鹤楼下，棉袄是暗红色的，袖口磨得发白，看起来像是穿了有些年头了。

那天她状态不太好，脸色发白，嘴唇也没什么血色。我问她是不是病了，她说没事，就是晚上没睡好。我没多想，照常蹲在树底下跟她聊天，说公司的破事，说周老板又拖工资了，说昨天写的文案被客户打回来改了八遍。

她听得很认真，偶尔插一两句话，说的都是一些很朴素的道理。比如“工作不好找就先干着，别着急”“老板拖工资你就去要，别不好意思”。这些话从她嘴里说出来有种特别的分量，好像她经历过比这难得多的东西，所以这些在我看来天大的烦恼，在她眼里不过是寻常日子的一部分。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她开始收摊，我帮她叠蓝布，手指碰到她的手指，冰凉的。我吓了一跳，一把抓住她的手，那温度不像是在外面吹了一天江风的人该有的，凉得不正常。

“你的手怎么这么冰？”我说。

她把手机抽了回去，动作很快，像是在躲什么。“没事，我体质就这样，冬天手脚凉。”

“这才十一月，哪算冬天。”

“对我来说算。”

她背起帆布包就要走，我追上去拦住她。“你是不是生病了？要不我陪你去医院看看。”

“不用。”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生硬，像是被我碰到了什么不该碰的地方。

我站在那里，手伸在半空，不知道该收回来还是继续伸着。她大概也意识到自己的反应有点过度了，深吸了一口气，语气缓和下来。

“真的没事，江远，”她说，“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

这句话在当时听来只是一句普通的推脱，但后来我想起来的时候，总觉得她那句“我自己清楚”里藏着太多东西。她清楚什么？清楚自己的病？清楚自己还能撑多久？还是清楚有些事告诉我也没用？

我没再追问，目送她走下台阶，暗红色的棉袄在灰扑扑的街景里渐渐变小，最后消失在公交站的人群里。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她冰凉的手指和那句“我自己清楚”。我给她发了一条短信，问她到家了没有，过了很久她才回了一个字：“嗯。”

我看着那个“嗯”字看了很久，总觉得哪里不对，但又说不上来。最后我把手机往枕头底下一塞，逼着自己睡了。明天还要上班，明天还要写那些狗屁不通的楼盘文案，明天还要去黄鹤楼找她。

明天她一定还会在那里，蹲在梧桐树下，面前摊着那张褪色的蓝布。

我是这么以为的。

04

十一月七号，立冬。

我记这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天周老板终于发了工资，虽然是上个月的，虽然只发了一半，但好歹是见了钱。我揣着那沓不算厚的钞票，第一反应不是去交房租，而是去黄鹤楼找叶知秋，请她吃一顿好的。

那天天气不错，立冬的太阳暖洋洋的，梧桐树叶子落了大半，剩下的挂在枝头黄得透亮。我走到那棵树下的时候，整个人愣住了。

树下空荡荡的，没有人，没有蓝布，没有光盘。

我以为她只是来晚了，就靠在栏杆上等。等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太阳从头顶挪到了西边，江面上起了风，冷得我直缩脖子，她还是没出现。

我拿出手机给她打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又打了一遍，还是没人接。发短信过去，没回。

我找到旁边卖饮料的大姐，大姐说她今天没来，昨天也没来，前天好像也没来。我问大姐上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大姐想了想说大概是三四天前吧。

三四天前，就是我抓住她冰凉手指的那天。

我突然就慌了。那种慌是很奇怪的，说不上来具体在慌什么，就是心里头有个地方猛地悬空了，像坐电梯时那种失重感。我在黄鹤楼的台阶上坐了很久，一遍一遍打她的电话，每一遍都是“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那个机械的女声听到后来我差点把手机摔了。

天彻底黑下来之后我决定去汉阳找她。我只知道她住在七里庙那一带，具体哪栋楼哪个单元一概不知。我坐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公交过了江，在七里庙那一站下来，站在路边看着密密麻麻的老居民楼，突然觉得自己的行为蠢透了。

这么多楼，这么多窗户，我上哪儿找她去？

我沿着七里庙的巷子一条一条地走，看着那些亮着灯的窗户，心想她会不会就在其中某一扇后面。她说过她的窗户能看到长江的一个角，但这个信息在这里根本没用——七里庙离江边不算远，能看到长江一角的楼至少有几十栋。

走到快十点钟，脚底板磨出了泡，嗓子被冷风灌得发干，我放弃了。坐在马路牙子上抽了一根烟，看着来来往往的车灯在夜色里拉成一道道光的尾巴，心里头那团慌慢慢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空。

我在想，我到底在慌什么。我跟叶知秋认识才一个多月，说过的话加起来可能还没有我跟同事一天说得多。她对我来说算什么？一个卖光盘的姑娘？一个会写歌的陌生人？一个让我心疼但又说不清为什么心疼的存在？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想失去她。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什么叫“失去”？你压根就没“拥有”过，谈什么失去。可那个词就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像是在我脑子里蛰伏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时机跳出来。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我每天都去黄鹤楼，每天都打她的电话，每天都发短信。电话永远是无人接听，短信永远石沉大海。到了第五天，她的电话关机了。

我跑去汉口找那个叫钟磊的录音棚老板。我只知道他叫钟磊，在汉口开录音棚，别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在网上搜了半天，搜到一个“磊声音乐工作室”的地址，在江汉路附近的一条巷子里。我找过去，是一家半地下室的门面，卷帘门拉下来一半，里面亮着灯。

我弯腰钻进去，看见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戴着耳机坐在调音台前面，留着长发扎成马尾，穿一件脏兮兮的卫衣。

“钟磊？”我问。

他摘下耳机看了我一眼，“你哪位？”

我说我是叶知秋的朋友，来找她，她好几天没出现了，电话也关机。钟磊的表情变了一下，不是惊讶，更像是一种“果然来了”的沉重。他放下耳机，站起来给我倒了杯水，让我坐下。

“你是江远吧？”他说。

“你怎么知道？”

“知秋提过你，”他说，“说有个男的天天去黄鹤楼找她买光盘。”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她提过我，她跟别人提过我。

“她怎么了？”我问，“出什么事了？”

钟磊沉默了一会儿，走到调音台旁边翻了翻，找出一张光盘递给我。封面还是白底手写钢笔字，写着两个字——《立冬》。

“她四天前给我的，”钟磊说，“让我转交给你，说如果你来找我，就把这个给你。”

我接过光盘，手指有点发抖。“她人呢？”

“回宜昌了，”钟磊说，“具体什么情况我不方便多说，你得去问她本人。我只能告诉你，她身体不太好，之前就有过，这次可能是又犯了。她走的时候情绪挺稳定的，让你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我差点笑出来，那种很苦的笑，“她手机关机，人消失了好几天，然后你告诉我不用担心？”

钟磊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过来人的疲惫和同情。他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

“有些事她不跟你说，不是不信任你，”他说，“是怕你承受不了。你要真想找她，就去秭归，她奶奶家在那边，具体哪个村子我记不清了，好像叫什么……茅坪？”

我拿着那张光盘走出录音棚，站在巷子里，头顶是十一月灰蒙蒙的天。江汉路步行街的人声从不远处传过来，热闹得很，跟我此刻的心情是两个世界。

回到出租屋，我把《立冬》塞进电脑。只有一首歌，时长五分二十三秒，吉他前奏响了很久她才开口。

“立冬了，江边的风变冷了／我数了数日子，好像比想象中过得快／你问我冷不冷，我说不冷／其实我很冷，但我不想让你知道。”

我闭上眼睛，后脑勺抵着墙壁。京广线的火车又开过去了，整栋楼都在震，但我觉得那震动好像是从我身体里传出来的。

“我要去上游了，你在下游好好的／不用来找我，江水会替我告诉你／那些没说完的话，都写进歌里了／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

歌放完，房间里安静了很久，然后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粗重、急促，像是刚刚跑完一千米。我睁开眼，窗外的夜色浓得像墨，长江在那个方向我看不见，但我知道它在那里，静静地流着，什么都不说。

我拿起手机，翻到叶知秋的号码，又拨了一遍。依然是关机。

我把手机扔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灯座的位置一直延伸到墙角，每天睡前我都能看到它。以前没觉得它有什么特别，但今天晚上那条裂缝看起来格外刺眼，像是专门来提醒我——有些东西裂开了就是裂开了，再怎么盯着看也合不回去。

可我不是一个容易放弃的人。我这个人从小到大没什么大出息，也没什么大本事，但有一个毛病特别突出——轴。认准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我爸说这叫倔，我妈说这叫犟，我朋友说这叫死脑筋，我觉得都一个意思。

叶知秋让我不要去找她，我偏要去。

05

十一月中旬，我跟周老板请了三天假。周老板不太乐意，说最近项目紧，我说不批我也要走，他骂了我两句最后还是批了。我回出租屋收拾了两件换洗衣服，把叶知秋的光盘全部塞进包里，坐上了去宜昌的火车。

绿皮车，汉口到宜昌，四个多小时。车厢里人不多，我靠窗坐着，看着窗外的田野和村庄飞速后退，脑子里反反复复想着到了宜昌之后该怎么办。我知道的信息太少了——她叫叶知秋，秭归人，父母在九八年洪水里出了事，跟奶奶住，可能在茅坪一带。就这些，连个具体的村名都没有。

秭归是宜昌下辖的一个县，在长江边上，三峡库区。我从来没去过那里，连具体在什么方位都搞不太清楚。但我记得她歌里唱过“上游”，秭归就在武汉的上游，长江从那里流过来，经过宜昌、荆州、岳阳，最后到武汉。

四个多小时之后火车到了宜昌站。我下了车，站在站前广场上，看着这座完全陌生的城市。宜昌比武汉小得多，空气里有股江水特有的腥味，混着远处飘来的橘香。后来我才知道秭归产橘子，这个季节正是脐橙上市的时候。

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五十块钱一晚，房间小得转不开身，但好歹有张床。放下行李我就去了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明天一早去秭归的车票。

那天晚上我在宜昌的江边走了很久。宜昌的长江跟武汉的不一样，江面窄一些，水流急一些，两岸的山压得很近，像是要把江水挤扁似的。我站在江堤上，看着黑黢黢的江水从脚下流过，心想叶知秋小的时候是不是也站在这个位置看过长江。她的父母就是从这条江上走的，一去不返。她后来写的那些歌，每一首都跟这条江有关。江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思念，是怨恨，还是某种无法割舍的联结？

我不知道，但我隐隐约约觉得，要理解她，就得先理解这条江。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去秭归的大巴。车沿着长江往上游开，一边是山，一边是水，路窄弯多，司机开得很猛，每次转弯我都觉得半个车身悬在江面上。车里坐了二十来个人，大多是本地人，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说着我听不太懂的秭归话。

一个多小时后到了秭归县城。县城不大，建在江边的山坡上，房子层层叠叠地往上摞，从远处看像是梯田上长出来的积木。我下了车，站在县城的街头，茫然四顾。

茅坪。我只知道这个地方。

我找了一个跑摩的的大哥，问他茅坪怎么走。大哥叼着烟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茅坪大了，你要去哪个茅坪。我愣住了，这才知道秭归很多地方都叫茅坪，有茅坪镇，有茅坪村，还有好几个叫茅坪的小地名。

我说我要找一个叫叶知秋的姑娘，会写歌唱歌的，跟奶奶住在一起。大哥摇摇头说不认识。

我又问了几个路人，有人说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但不知道具体住哪儿；有人直接摇头说不认识。我在县城里转了一下午，问了几十个人，一无所获。

傍晚的时候我坐在江边的台阶上，看着夕阳把江面染成橘红色。江对岸的山黑黢黢的，轮廓分明，像用刀刻出来的。我掏出烟点了一根，吸了两口又掐了。叶知秋不喜欢烟味，有一次我在她旁边抽烟，她皱了皱鼻子，没说什幺，但往后挪了半步。从那以后我在她面前就不怎么抽了。

天快黑的时候，一个在江边洗衣服的大妈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在找人。我说是，找一个叫叶知秋的姑娘。大妈想了想，说好像茅坪那边有个姓叶的老太太，孙女在外面打工，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我一下子来了精神，问具体在茅坪哪里。大妈说她也不太清楚，让我去茅坪街上问问。

我谢过大妈，搭了一辆顺路的三轮车往茅坪去。到了茅坪街上天已经全黑了，路灯稀疏，两边的店铺大多关了门，只有一家杂货店还亮着灯。我走进去，老板娘正坐在柜台后面看电视，看见我进来，用秭归话问我要买什么。

我说我不买东西，想打听个人。老板娘的表情立刻冷淡了几分，但还算客气，说打听谁。

“叶知秋，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跟奶奶住一起，她奶奶姓叶。”

老板娘愣了一下，放下手里的瓜子，认真看了我两眼。“你是她什么人？”

我说是朋友，从武汉来的。

老板娘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像是想说什么又不太确定该不该说。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往外面看了看，然后回过头来压低声音对我说：“你往上面走，走到头左拐，有一棵大槐树，槐树旁边那栋两层的老房子就是。门口有个石墩子。”

我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道了谢转身就走。老板娘在后面喊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大概是让我好好说话别吓着人家之类的。

沿着青石板路往上走，两边的房子越来越老，灯光越来越稀。走到头左拐，果然看见一棵大槐树，树干粗得要两个人才能合抱，光秃秃的枝丫在路灯下投下古怪的影子。槐树旁边是一栋两层的砖木结构老房子，外墙的石灰掉了大半，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门口有个石墩子，石墩子上坐着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佝偻着背，借着门口昏黄的灯光在剥玉米。她的手指关节粗大，动作却很利落，金黄色的玉米粒哗啦啦地掉进脚边的竹筐里。

我走过去，喊了一声：“奶奶。”

老太太抬起头，眯着眼睛看我。她的眼睛跟叶知秋很像，亮，但不是那种年轻的亮，是被岁月磨过之后剩下的那一点光。

“你找哪个？”老太太的声音沙哑但清晰。

“我找叶知秋，”我说，“我是她朋友，从武汉来的。”

老太太的手停了下来，一颗玉米卡在她指间，半天没动。她盯着我看了很久，久到我开始心虚。然后她叹了口气，把玉米放下，撑着膝盖慢慢站起来。

“进来吧，”她说，“秋秋在楼上。”

秋秋。原来她家里人叫她秋秋。

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06

叶知秋瘦了很多。

这是她下楼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她穿着一件肥大的旧毛衣，领口松垮垮的，锁骨凸出来，像两道浅浅的山脊。头发没有扎，散在肩膀上，衬得脸更小了。她看见我的那一瞬间，表情是僵住的，像是被什么东西迎面砸了一下，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你怎么来了。”她说。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跟她第一次在黄鹤楼下见到我时一样的语气。

“你不接电话。”我说。

“我手机坏了。”

“坏了可以修，修不好可以换，关机这么多天算怎么回事。”

她不说话了，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老房子的一楼是个堂屋，昏黄的灯泡吊在房梁上，光线暗得让人发困。墙角堆着几筐脐橙，空气里弥漫着橘子皮的味道。

老太太——叶知秋的奶奶——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水，然后搬了把竹椅坐到门口继续剥玉米去了，把堂屋留给我们。这个老太太话不多，但很通透，大概一眼就看出来我们之间有话要说。

“坐吧，”叶知秋指了指旁边的长条凳，“家里简陋，别嫌弃。”

我坐下来，她也坐下来，隔着大概一米的距离。堂屋里很安静，能听见外面玉米粒落进竹筐的声响，一下一下的，像某种缓慢的节拍器。

“你到底怎么了，”我说，“为什么突然跑回来。”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打算回答了。然后她站起来，走到墙角的一个矮柜前，拉开抽屉翻了翻，拿出一样东西递给我。

是一个病历本，封皮磨得起了毛边。

我接过来翻开，第一页是宜昌市中心医院的抬头，诊断意见那一栏写着一行字，医生的字一如既往地难认，但我还是认出了几个关键词——“再生障碍性贫血”。

我的手抖了一下。

“你上次说我手凉，”叶知秋重新坐回条凳上，声音很平，“那个不是因为天冷，是因为供血不足。这个病简单说就是骨髓不造血了，要定期去医院输血才能维持。我在武汉的时候半个月去一次协和，但上个月查出来指标又掉了，医生建议我住院治疗，我舍不得钱，就回来了，秭归的医院便宜些。”

我拿着那个病历本，翻了一页又一页，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次检查的结果、每次输血的记录，从二〇〇七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两年多，她一个人扛着这个病，在武汉卖光盘、写歌、唱歌，蹲在黄鹤楼底下对着长江发呆。我认识她一个多月，从来没听她提过一个字。

“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说，声音有点哑。

“告诉你有什么用，”她说，“你是我什么人呢。”

这句话像一把钝刀子，不锋利，但扎得深。是啊，我是她什么人？一个认识一个多月、天天去她摊前蹲着的男的，她凭什么要把这种事情告诉我？

可我还是觉得疼。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我把病历本合上，放回桌子上，“就在家待着？”

“奶奶给我找了个老中医，说用中药调，边调边去县医院输血，先稳一阵子再说。”她顿了顿，“钟磊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去找他了。”

“嗯。”

“他跟我说你可能要来秭归。”

“所以你在等我？”

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她微微别过去的脸和耳根那一抹不太明显的红告诉了我答案。她等过我，也许不是在等我这个人，至少也在等我的一个反应、一个态度。

“你坐那么远的车过来，累不累。”她突然换了个话题。

“不累。”

“吃饭了没。”

“吃了。”话音刚落肚子就叫了一声，响亮得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叶知秋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次是真的笑了，不是嘴角翘一翘就收回去的那种，是笑出了声的，眼睛弯成两道月牙。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这样笑。

“我去给你下碗面。”她站起来往厨房走。

“不用麻烦——”

“不麻烦，”她回头看了我一眼，“就当还你那碗热干面。”

她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我站在堂屋里看墙上挂着的照片。有一张黑白的，一对年轻男女抱着一个婴儿站在江边，背后是一艘运沙船。女人笑得很开心，男人倒是一脸严肃，但眼睛里透着藏不住的笑意。叶知秋长得像她妈妈，尤其是那双眼睛，亮得惊人。

还有一张彩色的，大概是叶知秋七八岁的时候，扎着两个羊角辫，站在一棵橘子树下，手里捧着一个硕大的脐橙，笑得露出豁了的门牙。照片的边角已经泛黄了，但被仔细地装在相框里，擦得干干净净。

“那是我八岁那年，”叶知秋端着两碗面从厨房出来，“我爸种的橘子树第一年结果，他摘了最大的那个给我。”

她把面放在桌上，一碗推到我面前。面条是挂面，加了鸡蛋和青菜，汤底清清爽爽的，上面飘着几滴香油。我吃了一口，味道意外的很好。

“好吃吗？”她坐在对面，双手托腮看着我。

“好吃。”

“我奶奶教的，她说女孩子不会做饭嫁不出去。”

“那你奶奶看走眼了，你不仅会做饭，还做得挺好。”

她又笑了一下，这次是那种淡淡的、收敛的笑，像她在黄鹤楼下时那样。但我不觉得失落，因为我知道了她还有另一种笑，那种笑出声的、眼睛弯成月牙的笑，只要见过一次，就够记一辈子了。

吃完面我把碗拿去厨房洗了，她拦了两下没拦住，就靠在门框上看我洗碗。厨房的灯比堂屋的还暗，水龙头出水断断续续的，洗洁精是散装的那种，装在矿泉水瓶子里。

“你打算待多久。”她问。

“请了三天假，后天回去。”

“哦。”

这一个“哦”字说得轻飘飘的，但我听出了里面压着的重量。我关了水龙头，转过身看她。厨房很小，我们之间只隔着一步的距离。

“叶知秋，”我喊她的全名，“我跟你说个事。”

“嗯。”

“我明天不想走。”

“你不是请了三天假吗。”

“我可以再请。”

“你不上班了？”

“工作可以再找。”

她的眼神变了，从平静变得有些慌乱，像是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她往后退了半步，肩膀撞到了门框。

“江远，”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严肃，“你别这样。”

“我哪样了。”

“你别因为可怜我——”

“我不是可怜你。”我打断她，这句话说得很快很急，像是怕晚一秒就说不出口了。“我要是可怜你，我不会坐四个小时火车又转大巴又转三轮车跑到这个犄角旮旯来找你。我要是可怜你，我在黄鹤楼底下买一张光盘就够了，不会天天去。你还不明白吗？”

她没说话，靠在门框上，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发白。外面的玉米粒还在哗啦啦地响，老太太大概是剥累了，停下来歇了一会儿，然后又开始剥。

“我的病可能会死。”她突然说，声音很轻很轻，像是怕被门外的人听到。

“我知道。”

“你不知道，”她摇了摇头，“医生说我这个类型不太好治，长期靠输血维持的话也就几年，要根治得做骨髓移植，但配型很难找到合适的，而且费用——”

“那就找，”我说，“找到为止。”

“你说得容易。”

“我说了就不是容易的事，”我往前走了一步，“但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就放弃吧。”

她抬起眼睛看我，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但里面有了一层薄薄的水光。她很快低下头去，用手背擦了擦眼角，动作很快，像是在掩饰什么。

“我困了，”她说，“楼上有间空房，以前我爸妈住的，被子在柜子里你自己拿。我要睡了。”

说完她就转身往楼上走，步子很快，踩得木楼梯嘎吱嘎吱响。我站在厨房门口，听着她的脚步声消失在二楼走廊的尽头，然后是关门的声音，很轻，但在这栋安静的老房子里听得很清楚。

我回到堂屋，老太太已经收工了，正把剥好的玉米端进屋里。她看了我一眼，那目光很复杂，说不上是审视还是慈祥，也许两者都有。

“秋秋这个病，得了有两年多了，”老太太坐下来，把玉米筐放在脚边，“她爸妈走了之后，就剩我跟她两个人。她从小懂事，有什么苦都往肚子里咽，不跟我说，怕我担心。”

“奶奶，她这个病到底怎么样？”

老太太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县医院的医生说，最好去大医院做骨髓移植。但那个要钱，还要合适的配型，我们家这个条件你也看到了……”

“她父母那边的亲戚呢？”

“她爸是独子，她妈那边倒是有个妹妹，在广东打工，联系不上了。就算联系上，也不一定配得上。”

我看着墙角那几筐脐橙，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来的时候在县城里看到很多收脐橙的货车，秭归这个季节正是脐橙上市的时候。我转头问老太太那些橘子是谁家的。

“我家的，”老太太说，“后山上有几十棵橘子树，每年这个时候摘了卖，能卖点钱。今年秋秋回来得巧，正好赶上收橘子，她非要去帮忙，我说你身体不好别去，她不听。”

我“嗯”了一声，没再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睡在叶知秋父母的房间里。房间很久没人住了，但收拾得很干净，床单被套都是新换的，还能闻到樟脑丸的味道。墙上挂着一张结婚照，年轻的叶知秋父母并肩站着，背后的长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和远处隐约的江涛声，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反复出现的是叶知秋靠在厨房门框上的样子，和她说“我的病可能会死”时的语气——那种平静到让人心疼的语气，像是在陈述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那一夜，长江的水声从山脚传上来，断断续续的，像一首没有写完的歌。

07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

天还没完全亮透，窗外的山笼在一层薄雾里，鸡叫声从远处传来，一声接一声的。我下楼的时候老太太已经在厨房里忙活了，灶台上煮着一锅稀饭，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

“奶奶，叶知秋呢？”

“上山了，”老太太头也不回地说，“去橘园了。”

“这么早？”

“摘橘子要趁早，太阳出来了热。她那个身体，不能晒太久。”

我问了橘园的大概位置，洗了把脸就出了门。沿着青石板路一直往上走，出了村口就变成了土路，两边是层层叠叠的梯田，田埂上长满了枯黄的狗尾巴草。走了大概二十分钟，远远看见山坡上一片橘林，墨绿的叶子间挂满了金黄色的果子，在晨光里亮得晃眼。

叶知秋站在一棵橘子树下，踮着脚尖去够高处的果子。她穿着一件旧格子衬衫，袖子卷到手肘，露出细细的手腕。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斑驳地落在她身上，像碎金子。

“我来。”我走过去，伸手把她够不着的那根枝条拉下来，她愣了一下，然后利索地把上面的橘子摘下来放进竹筐里。

“你怎么起这么早，”她说，“不多睡会儿。”

“睡不着，认床。”

“瞎说，你家不是在襄阳吗，跟秭归也就隔了几座山，气候一样，有什么好认的。”

“你怎么知道隔了几座山。”

“地理课学的，”她弯腰把地上的竹筐往旁边挪了挪，“大巴山脉嘛，襄阳在东北边，秭归在西南边，中间隔着荆山。”

“你地理学得还挺好。”

“就地理好点，数学一塌糊涂，高考数学才考了四十多分。”她直起腰，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脸上沾了一道泥印子，自己没发现。

我伸手替她擦了。手指碰到她脸颊的时候，她整个人僵了一下，但没有躲开。晨光打在她的侧脸上，皮肤薄得几乎透明，能隐约看到细细的青色血管。她的睫毛很长，垂下去的时候在眼睑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你脸上有泥。”我说。

“哦。”她的声音变得很小。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不约而同地转过身去继续摘橘子，好像刚才那一瞬间的触碰只是一场幻觉。但我知道不是，她也知道不是。

橘园不大，大概几十棵树，老太太一个人打理了很多年。叶知秋说这些树是她爸年轻时候种的，二十多年了，每年秋天结果，产量不算高，但果子的品质很好，皮薄汁多，甜度高。往年都是奶奶一个人摘了卖给县里的收购商，今年她回来正好赶上了。

“这些橘子能卖多少钱？”我问。

“看行情，好的时候一块二一斤，不好的时候七八毛。总共也就两三千斤吧，刨去成本，能赚一千多块钱。”

一千多块钱。她在武汉卖光盘，一张二十块，一天能卖两三张就算不错了，一个月下来也就千把块钱。除去房租吃饭，剩不下什么。而这个病，光是定期输血的费用，一个月就要好几百，更不用说那些昂贵的检查和药物。

“你在武汉的时候，医药费怎么解决的？”我边摘橘子边问。

“攒的，还有钟磊帮了我不少，他那个录音棚其实也不赚钱，但他每次都说‘不急，等你有钱了再还’。”

“你欠他多少？”

她沉默了一下，“三千多吧。”

三千多。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只是一顿饭钱，但对她来说是一笔需要攒很久的债。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她在黄鹤楼底下风雨无阻地出摊，理解了为什么她舍不得去医院住院，理解了为什么她的手总是那么凉。

“钟磊是你什么人？”我问。这个问题在我心里憋了很久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问。

“朋友，”她说，“就是我爸以前那条船上的徒弟，后来船出事了他就没跑船了，上岸学了录音，在汉口开了那个棚子。”

“所以他认识你很久了。”

“嗯，从小就认识，他管我爸叫师父。”

我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有一点酸，但更多的是感激。在她一个人在武汉扛着病、扛着生活的时候，至少还有个人在帮她。

“你别多想，”叶知秋大概是看穿了我的表情，嘴角微微翘了翘，“他结婚了，老婆是我小学同学。”

“我没多想。”我说，但脸还是不争气地烫了一下。

她没再说什么，继续摘橘子，但嘴角那抹笑意一直没消。

太阳渐渐升高了，橘园里的温度升得很快。我看了看叶知秋的脸色，比刚才又白了一些，嘴唇的颜色也淡了。我说差不多了回去吧，太阳太晒了。她犹豫了一下，看了看还剩半筐没装满的橘子，最后点了点头。

我们一人背着一筐橘子往回走。下山的路比上山好走，但竹筐沉，勒得肩膀生疼。叶知秋走在前面，步子不快但很稳，像是走惯了山路的人。她的背影很瘦，格子衬衫被汗浸湿了贴在背上，能隐约看到肩胛骨的形状。

走到村口的大槐树下，她突然停了下来。

“江远，你明天真的要回去？”她没有回头，背对着我说话。

“嗯，假就请了三天。”

“好。”

沉默了几秒钟，她转过身来，阳光从她背后照过来，给她整个人镶了一道金边。她逆着光，脸上的表情看不太清楚，但我听到她说：“那今天陪我去个地方吧。”

“去哪儿？”

“江边，”她说，“我带你看样东西。”

中午吃完饭，她带我沿着村子后面的小路往江边走。这条路很窄，两边是半人高的茅草，有些地方几乎被杂草盖住了，看得出来走的人不多。走了大概二十多分钟，穿出一片小树林，长江突然就出现在了眼前。

这段江面比我想象中要宽，水流也比武汉段急得多。两岸的山崖陡峭，把江水夹在中间，水色是深绿的，翻着白色的浪花。岸边是一片鹅卵石滩，大大小小的石头被江水冲刷得圆润光滑，踩上去哗啦哗啦地响。

叶知秋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拍了拍旁边的位置示意我也坐。我挨着她坐下，石头被太阳晒得温热，隔着裤子都能感觉到。

“小时候我爸经常带我来这里，”她看着江面，目光变得很远，“他说这段江叫兵书宝剑峡，上面那个是牛肝马肺峡，再往上是西陵峡。三峡里面秭归这一段最险，以前跑船的都说‘到了秭归，命在江里’。”

“所以你爸出事就在这一段？”

“不，”她摇了摇头，“是在武汉那边，汉南那一段。那年水太大，到处都是洪峰，他们的船装满了沙，吃水太深，一个浪打过来就翻了。后来打捞上来的时候，两个人还抱在一起。”

她这话说得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害怕。十一年了，一个十岁的孩子变成了二十一岁的大人，那场洪水在她心里冲出的沟壑已经被时间填平了表面，但底下的伤口从来没有真正愈合过。

“我每年都会来江边坐一会儿，”她说，“以前是在宜昌的江边，后来去了武汉就坐在武昌江滩。这次回来，发现还是这里的江最好看。”

“因为离家近？”

“因为这是上游，”她捡起一颗鹅卵石，在手里颠了颠，“武汉在下游。我爸出事的时候，救援队说遗体往下游漂了好远才找到。所以我总觉得，在武汉坐在江边，离他们反而近一些。”

我沉默了。她说的话里有太多我接不住的东西，那些东西太重了，重到任何安慰的话都显得轻飘飘的。

她把那颗鹅卵石扔进江里，“扑通”一声，水花溅起来又落下去，涟漪很快被水流冲散了。

“江远，你知道我为什么在黄鹤楼底下卖光盘吗？”

“因为看得见长江。”

“对，但不只是这样，”她转过头看着我，“黄鹤楼那么高，站在底下往江上看，整个武汉长江段都能看到，从上游到下游，从天兴洲到白沙洲。我在那里坐着，觉得这条江从头到尾都在我眼睛里，包括我爸我妈最后在的那个地方。”

江风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伸手别到耳后，还是那个慢吞吞的动作，跟我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模一样。

“你这人挺怪的，”我说，“卖光盘就卖光盘，还搞这么多心思。”

她笑了，是那种笑出声的笑。“你不也怪，买个光盘还天天来，害得我以为遇到了什么执着的歌迷。”

“我本来就是执着的歌迷。”

“那你最喜欢哪首歌？”

“《江边便利店》。”

“为什么？”

“因为那首歌里唱了一句‘便利店的关东煮煮了一整天，我在等你下班’，”我看着她，“我从来没在便利店等过人，但听你唱完我就觉得我等过。”

她不笑了，看着我，目光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融化。

“你这人，”她说，“怎么老是说这种让人接不住的话。”

“因为我嘴欠，你不是早知道了吗。”

她转过头去继续看江，但我看见她的嘴角是翘着的，耳根有一点红。

那天下午我们在江边坐了很久，说了很多话。她告诉我她小时候的梦想是当歌手，不是那种大红大紫的明星，就是能写自己的歌唱给别人听的那种。她说她在武汉的地下通道里唱过，被城管赶过好几次，最惨的一次是在街道口，吉他盒子刚打开就被没收了。她说后来遇到了钟磊，才有了录音的机会，第一张光盘录出来的时候她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觉得人生终于有了一点像样的东西。

“但是现在看来，好像也没什么用，”她笑了笑，有点苦，“写了那么多歌，也没几个人听。”

“有人听，”我说，“我听了。”

“就你一个。”

“一个好歌迷顶一百个。”

她又笑了，这次是真的开心的那种。“你可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

夕阳开始往下沉了，江面被染成了橘红色，跟远处山上的橘林是一个颜色。我们站起来往回走，鹅卵石在脚下哗啦哗啦地响。走到小树林边的时候，叶知秋突然停住了。

“江远，”她说，“明天你回武汉，能不能帮我做件事？”

“你说。”

“帮我给钟磊带个东西。”

“什么东西？”

“一张光盘，”她说，“昨天晚上录的，他那个棚子里的设备比我这里好，让他帮我混一下。”

“没问题。”

“还有，”她犹豫了一下，“你能不能别再来秭归了。”

我愣住了。“为什么？”

“不为什么，”她不看我的眼睛，盯着脚边的鹅卵石，“你在武汉好好上班，别老惦记这边。我的病我自己会想办法，你不用操心。”

“叶知秋——”

“你听我说完，”她打断我，声音有点急，“你才认识我多久，一个多月。你根本不了解我，我这个人有很多毛病，脾气也不好，有时候一整天不想说话，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哭。而且我这个病，说实话我自己都不知道能撑多久。你把时间花在我身上，不值当。”

“值不值当我自己说了算。”我说。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

“天生的，改不了。”

她深吸了一口气，胸口起伏了一下，像在压制什么情绪。“那你至少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好好上班，别辞职，别做傻事，”她抬起眼睛看着我，目光很认真，“你要是因为我丢了工作，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被夕阳染成琥珀色的眼睛，里面装着太多我读不懂的东西。但有一件事我看懂了——她不是不想让我来，她是怕我来了就真的走不了了。她在给我留退路，也在给自己留退路。

“行，我答应你。”我说。

她松了一口气，肩膀微微往下沉了沉，像是卸掉了一副很重的担子。

那天晚上回到老房子，老太太做了一桌子菜，有秭归特色的榨广椒炒腊肉、清炒南瓜藤、酸豆角。叶知秋吃得很慢，饭量很小，小半碗米饭吃了半天还剩一半。老太太不停给她夹菜，嘴里念叨着“多吃点，太瘦了”。她乖乖地吃，但每吃一口都要嚼很久，像是在用全身的力气来完成这个动作。

吃完饭我在厨房帮老太太洗碗，老太太突然说了一句：“小伙子，你是个好人。”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接。

“秋秋这个孩子命苦，”老太太一边擦碗一边说，“从小就没了爹妈，跟我这个老婆子相依为命。她那个病，我不太懂，医生说了很多我也听不明白，但我知道不好治。你要是真喜欢她，就别嫌她拖累你。”

“奶奶，我不嫌。”我说。

老太太看了我一眼，那目光跟叶知秋看人的方式一模一样——亮、直、不躲闪。她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回宜昌的大巴。叶知秋送我到村口，站在大槐树下，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藏蓝色外套，头发扎成低马尾，跟我第一次在黄鹤楼下见到她时一模一样。

她把一张光盘塞到我手里，封面写着三个字——《归州词》。

“帮我带给钟磊，”她说，“让他混完发给我。”

“好。”

“路上小心。”

“好。”

她站在那里，风吹着她的碎发，她没有伸手去别，就让它飘着。大巴开出村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原地，越来越小，最后拐过一个弯就不见了。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光盘，封面上的钢笔字歪歪扭扭的，不像以前那么工整，大概是昨晚连夜写的，写到最后手没力气了。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小字，字迹更轻，不仔细看几乎看不清。

“写给你的，别给别人听。”

我把光盘塞进包里的夹层，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山和江。大巴沿着来时的路往回开，山还是那些山，江还是那条江，但我觉得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来的时候我是一腔孤勇，回去的时候心里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

08

回到武汉之后，我第一时间去了钟磊的录音棚。

还是那条巷子，还是那扇半开的卷帘门。钟磊正蹲在地上焊一根线，看见我进来，摘下护目镜，脸上露出一个“果然如此”的表情。

“找到她了？”

“找到了。”我把《归州词》的光盘递给他，“她让我把这个给你，让你帮忙混一下。”

钟磊接过光盘，翻过来看了看背面那行小字，笑了一下。那笑里有欣慰，也有一丝说不清的复杂情绪。

“她之前那张《立冬》你听了吗？”他问。

“听了。”

“那张是她走之前连夜录的，状态很差，录到一半嘴唇都白了。我说歇会儿，她不听，非要一口气录完。后来我偷偷给她加了点EQ，把声音里的抖给遮了遮。”

我的心揪了一下。那个人，永远在逞强。

“《归州词》是她回秭归之后录的？”钟磊把光盘塞进电脑，戴上监听耳机。

“嗯，应该是前天晚上。”

他点了播放，耳机里传来声音，我听不到，只能看他脸上的表情。他的眉头先是皱着的，然后慢慢舒展开，最后闭上了眼睛。听完一遍，他又倒回去听了第二遍，然后摘下耳机，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怎么样？”我问。

“你自己听。”他把耳机递给我。

我戴上耳机，他重新点了播放。开头是一段吉他，指法比之前的歌都复杂一些，和弦里带着某种古典的韵味。然后叶知秋的声音出来了，比以往任何一首歌都要轻，轻到像是在耳边说悄悄话。

“橘子红了，江水流了／你从下游来，逆着水来找我／我说别来了，路太远了／你说没关系，你会坐船／／槐树下的石墩子上，奶奶剥了一下午的玉米／我在橘园里摘了一筐又一筐／隔壁的小孩问我等谁／我说等一个从黄鹤楼来的人。”

我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

歌不长，三分多钟，听完之后我坐在调音台前面，半天说不出话。钟磊递给我一根烟，我接过来点上了，吸了一口才想起来我已经很久不在别人面前抽烟了。

“这姑娘，”钟磊自己也点了一根，“写歌是真的有天赋。可惜了。”

“什么叫可惜了。”我转头看他。

“我说她的身体，”钟磊弹了弹烟灰，“要是没这个病，她肯定能走出来。她的东西跟市面上那些不一样，有根，是扎在土里长出来的。现在搞原创的人多，但能写出这种质感的，凤毛麟角。”

“她现在也在写。”

“我知道，”钟磊看了我一眼，“但她写歌不是为了出名，是为了活命。”

这句话让我愣了很久。后来我反复琢磨，才慢慢理解他的意思——对叶知秋来说，写歌不是通往某个目标的手段，写歌本身就是她的活法。那些歌是她从身体里掏出来的，掏出来一首，她就轻松一点，就像输血一样，她是用歌在给自己续命。

“她欠你的钱，我来还。”我说。

钟磊愣了一下，然后摆摆手。“不用，我又不缺那点钱。”

“她说欠你三千多。”

“三千多算什么，”钟磊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她爸当年救过我的命。有一年跑船，我在甲板上滑了一跤，脑袋冲着船舷就去了，是她爸一把拽住我。那条船上的船舷是铁的，磕上去不死也残。我欠她爸一条命，三千块钱算个屁。”

我看着钟磊那张被生活磨得有些粗糙的脸，突然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很老派的东西。那种东西在现代社会里越来越少了，它不讲等价交换，不讲投资回报，只讲一个“欠”字和一个“还”字。

“不过，”钟磊话锋一转，“你要是真想帮她，倒是有个事可以做。”

“什么事？”

“帮她找配型，”钟磊说，“骨髓移植需要配型，血缘亲属配上的概率最高，但她父母不在了，奶奶年纪大了不合适。她妈那边有个妹妹，早年在广东打工，后来失联了。如果能找到她小姨，说不定配得上。”

“你有她小姨的信息吗？”

“不多，”钟磊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旧电话本，翻了半天找到一页，“她叫郑桂香，是叶知秋妈妈的妹妹，年纪大概四十五六岁。最后一次联系是〇六年，在东莞一个电子厂打工，后来就断了。我托人打听过，没消息。”

我把那个名字和最后已知的信息记在了手机备忘录里。线索很少，但总比没有强。

从钟磊的录音棚出来，天已经黑了。江汉路的霓虹灯亮成一片，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我站在人群里，突然觉得这种热闹跟我隔了一层什么东西，看得见，摸不着。

回到出租屋，我给周老板打了个电话，说回来了，明天上班。周老板在电话那头骂骂咧咧地说你再不回来就别回来了，我说行。挂了电话，我打开电脑，把叶知秋的所有光盘按发行顺序排好，开始一首一首地听。

听到《归州词》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这首歌的最后十秒钟，有一段很轻很轻的哼唱，没有歌词，就是一个简单的旋律，用鼻音哼出来的。我把音量调到最大，反复听了三遍，突然反应过来——这个旋律是《立冬》的前奏，反过来的。

她把两首歌连在了一起。一首是告别，一首是重逢。

这姑娘的心思，比她写的歌词还深。

接下来的日子，我一边上班一边开始找人。我给东莞的电子厂打电话，一家一家地问，问有没有一个叫郑桂香的湖北籍女工。大多数工厂的答复都差不多——“查不到”“人太多记不住”“我们这里员工流动很大”。有一家工厂的人事倒是很热心，帮我翻了二〇〇六年到二〇〇八年的花名册，翻了半个多小时，最后还是没找到。

我甚至在几个寻人网站上都发了帖子，附上了我知道的所有信息。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在深圳见过一个叫郑桂香的，我花了五十块钱买了他的“详细线索”，结果是假的，对方是个骗子。

十二月初，武汉彻底冷下来了。江风裹着湿气往骨头缝里钻，梧桐树全秃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叶知秋的电话还是经常打不通，她说是山里信号不好，时有时无的。每次通上话，她都说自己挺好的，中药在喝，指标稳住了，让我别担心。

我问她《归州词》混好了没有，她说钟磊发给她了，她很满意。我说我听到了，很好听。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听的是我在橘园里录的那个版本还是钟磊混好的版本。

“钟磊混好的。”我说。

“那不算，”她说，“混过的加了东西，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原来的版本最后有一段哼唱，我哼的是《立冬》的前奏，你听出来了吗？”

“听出来了。”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几秒，然后她的声音变得很轻很柔：“那你不许给别人听，就你自己听。”

“好。”

这个“好”字说出口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接住了一件很珍贵的东西，轻飘飘的，但分量重得压在心上。

十二月中旬，事情突然有了转机。

我一个大学同学在深圳工作，我把郑桂香的事跟他提了一嘴，他说他有个老乡在东莞虎门那边开劳务中介，对那一带的湖北籍打工者比较熟。他帮我把信息转了过去，过了大概一个星期，那个开中介的老乡回话了——说是虎门龙眼工业区有一家服装厂，里面有个叫郑桂香的湖北秭归人，年纪跟描述的对得上。

我收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公司加班写文案，看到短信的一瞬间手抖得连鼠标都握不住。我立刻打了电话过去确认，对方说那个郑桂香二〇〇六年到二〇〇八年在东莞电子厂干过，后来跳槽去了虎门的服装厂，一直干到现在。

我问到了服装厂的电话，打过去，转了三道弯才找到车间主管。主管说确实有个叫郑桂香的，四十六岁，秭归人，问我是她什么人。我说是她侄女的朋友，有急事找她。主管让我等着，过了大概十分钟，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带着浓重的秭归口音。

“喂？哪个找我？”

“阿姨您好，我叫江远，是叶知秋的朋友。”

电话那头的呼吸声突然停了。过了好几秒，那个声音才重新响起，明显颤抖了。

“秋秋？她怎么了？”

我把叶知秋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再生障碍性贫血，需要骨髓移植，如果能配型的话希望会大很多。我说得很克制，尽量不吓到她，但郑桂香听完之后还是哭了。她抽泣着说这么多年一直没联系家里，姐姐姐夫出事之后她就去了广东，越走越远，越走越不敢回头。

“我对不起秋秋，”她哭着说，“姐姐走了，我应该把她接到身边来的，但我那时候年轻，什么都不懂，只想着自己过好日子。后来想联系又觉得没脸，一拖就拖了这么多年。”

我说现在联系也不晚，问她愿不愿意回来做配型。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说月底发了工资就买票回来。

挂了电话，我坐在格子间里，看着电脑屏幕上写到一半的楼盘文案，突然觉得那些辞藻华丽的东西假得要命。什么“尊享人生”，什么“传世府邸”，都抵不上电话那头一个女人哭着说“我对不起秋秋”来得真实。

我拿起手机想打给叶知秋，想了想又放下了。这件事先别告诉她，万一配不上呢？万一郑桂香又失联了呢？我不能给她一个希望再亲手掐灭。

但有一件事我可以做——回秭归。

09

十二月下旬的一个周末，我又坐上了去秭归的大巴。

这次熟门熟路了，从宜昌转车，沿着长江往上走，到秭归县城再搭三轮去茅坪。到的时候是下午，太阳斜斜地挂在山脊上，把整片橘林染成金色。村口的大槐树还是那棵大槐树，石墩子上空空的，老太太今天没在上面剥玉米。

我走到老房子门口，门虚掩着，里面传来说话声。我正要敲门，门突然从里面推开了，叶知秋端着一盆水站在门口，差点泼我一身。

她看见我，盆晃了一下，水洒出来溅湿了她的裤脚。

“你怎么又来了。”她说，但语气跟上次不一样，没有惊讶，没有抗拒，更像是在说“我就知道你会来”。

“周末闲着没事。”我说。

“武汉到秭归四个多小时，你管这叫闲着没事？”

“对我来说算闲着。”

她白了我一眼，端着水盆走到院子里泼掉，转身靠在门框上，双手抱在胸前打量我。她穿着一件厚厚的棉袄，裹得像个粽子，脸色比上个月好了一些，嘴唇也有了一点血色。

“奶奶呢？”我往屋里张望。

“去隔壁打麻将了，”她说，“周末是她的固定麻将局，雷打不动。”

“你奶奶打麻将？”

“没想到吧，七十多岁的人了，耳聪目明，打麻将从来不错牌，村里年轻人都打不过她。”

我笑了，跟着她进了堂屋。屋里比上次来的时候暖和，角落里生了一个煤炉，炉子上坐着一壶水，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墙上多了一些新东西——一张放大的照片，是她和老太太在橘园里的合影，两个人笑得都很灿烂。

“这次待多久？”她给我倒了杯热水。

“明天下午走。”

“就一天？”

“够了。”

她没再说什么，在煤炉旁边坐下来，双手捧着杯子暖手。我也坐下来，炉火的光映在她脸上，忽明忽暗的。

“你药喝了吗？”我问。

“喝了，苦得要命。”她皱了皱鼻子，“奶奶说苦才有效，我觉得她就是想让我吃苦。”

“老人家都这么说。”

“你知道那个药里有什么吗？黄连、黄芩、黄柏，三黄齐全了，再加上当归、地黄、白芍，熬出来那个味道，喝一口想吐，喝两口怀疑人生。”

“你居然还认得药材？”

“喝多了就认得了，”她掰着手指头数，“老中医开的方子我都能背下来了，黄芪三十克，当归十五克，白芍十二克——”

“行了行了，别背了，”我打断她，“再说下去我嘴里都苦了。”

她笑了一下，低头喝水。热气从杯口升起来，模糊了她的脸。

那天下午我们没去橘园，也没去江边，就坐在堂屋里聊天。煤炉的火一直燃着，水壶咕嘟咕嘟地响，偶尔有邻居家的狗叫两声，偶尔有麻将声从隔壁传过来。这种安静让我觉得恍惚——好像时间在这个山村里走得特别慢，慢到你可以听到每一秒的脚步声。

她告诉我她的中药疗程是三个月，老中医说三个月之后看效果，如果指标能稳住就不用频繁输血了。她说她现在半个月去一趟县医院，坐一个小时的车，输完血再坐一个小时回来。她说护士都认识她了，每次去都会给她留靠窗的床位，因为知道她喜欢看窗外。

“窗户外面有什么？”我问。

“山，”她说，“还有江的一个小角。秭归县医院建在半山腰上，从三楼窗户能看到长江。”

“又是长江。”

“嗯，”她笑了笑，“我这辈子大概是离不开这条江了。”

傍晚老太太回来了，果然赢了三块钱，高兴得合不拢嘴。她看见我，一点都不意外，只是说了句“来了啊”，就去厨房做饭了。好像我的出现已经变成了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晚饭吃的是酸菜鱼，鱼是老太太早上去集市上买的草鱼，酸菜是自己腌的。叶知秋吃了大半碗饭，比上次来的时候多了一些。老太太很高兴，不停地往她碗里夹鱼肉。

吃完饭叶知秋说想出去走走，我跟着她出了门。十二月的山村夜晚冷得刺骨，呼出的气都是白的。她裹着棉袄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月光把青石板路照得发白。

走了大概十分钟，她在一个小山坡上停下来。这里地势高，能看到山下的长江。月色下的江面是一条银灰色的带子，静静地卧在峡谷里，美得不太真实。

“我小时候经常来这里，”她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那时候觉得长江好大，大得没有边。后来去武汉，发现它更大。再后来发现，不管它多大，我爸我妈都在里面。”

我挨着她坐下来，肩膀挨着肩膀。隔着厚厚的棉袄，我其实感觉不到她的体温，但就是觉得挨在一起很踏实。

“江远，”她突然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没在黄鹤楼底下遇见我，你现在会在干什么？”

我想了想，说：“大概还在写那些狗屁楼盘文案吧。”

“那样是不是更轻松？”

“可能吧，”我诚实地说，“但不会更开心。”

她转过头看我，月光照在她脸上，那双眼睛亮得不像话，比月色还亮，比江水还亮。

“如果我治不好呢。”她问。

这句话她说得很轻，轻到像是在问自己。但在这安静的冬夜里，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那我就陪你到治不好为止。”我说。

她看了我很久，然后低下头，肩膀微微颤动。我以为她在哭，但她抬起头的时候，脸上是带着笑的，月光下那个笑容美得让我忘记了呼吸。

“你知道吗，”她说，“我以前觉得自己特别倒霉。爸妈没了，身体坏了，写歌没人听，卖光盘卖不出去。但后来我想明白了，老天爷可能是把所有的运气都攒在了一件事上。”

“什么事？”

她站起来，拍了拍棉袄上的土，没有回答我。往山下走的时候，她突然停下来回头看我，月光把她的轮廓勾勒得格外清晰。

“回武汉去吧，”她说，“我会好的。”

十月，叶知秋的药喝到了第三个月，但指标没有稳住，反而又往下掉了一些。老中医说，中药调理是慢功夫，但她的骨髓功能下降得比预想的快，得做更积极的干预。县医院的医生建议她去武汉的大医院做全面检查，看看有没有条件做移植。

她来武汉的那天是十二月三十一号。我请了半天假去宜昌接她，她一出站我就看见了她。气色比在山里时又差了些，但人还是精神的，远远地冲我挥手。她提着一个旧旅行包，肩上是那个帆布袋，里面大概还是光盘和笔记本。

“我先去医院，同济血液科，约好了的。”她说。

陪她做完检查出来，天已经黑了。她的主治医生姓方，四十多岁的女人，说话慢条斯理的，但每句话都很实在。她说骨髓移植是唯一可能根治的手段，但要等配型，而且移植本身风险不小。她问叶知秋有没有兄弟姐妹，她说没有。问父母，说不在了。方医生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会帮你找，同时你自己也想想有没有其他亲属。

站在医院门口，江城的跨年气氛已经很浓了，街上到处是卖气球的、卖荧光棒的，年轻人大声说笑着往江滩方向走。叶知秋站在那里，仰头看医院的灯牌，红光照在她脸上，神情很安静。

“你说，我小姨到底在哪里？”她突然问。钟磊显然跟她提过一些旧事。

“我找到她了。”我说。这个好消息我藏了太久，此刻再也藏不住了。

她猛地转过头来看我，路灯的光落在她眼睛里，碎成无数闪烁的亮点。她张了张嘴，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但眼泪先掉下来了。一颗一颗的，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滑，她也不擦，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

“在东莞虎门，”我说，“我给她打过电话，她答应回来。”

她往前走了半步，脑门抵在我的胸口上，闷闷地哭出了声。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有人回头看我们，但我不在乎。我伸手拍了拍她的后背，隔着棉袄，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抖。

那天晚上我们哪都没去，就坐在医院旁边的一家二十四小时豆浆店里。江汉路的钟声敲响十二点的时候，她抬起头来，隔着玻璃看窗外的烟花炸开。

“二〇一〇年了。”她说。

“新年快乐。”

她转过头来，眼睛里还有没干的泪痕，但笑得很真。“新年快乐，江远。”

11

郑桂香在正月初七到了武汉，我把她约到汉口火车站旁的快餐店里，先没让叶知秋来。

她四十六岁，看着比实际年龄老，头发白了不少，手很粗糙，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染料痕迹。她一坐下就掏出两千块钱推到我面前，“这是给秋秋的。”

“您自己给她，”我把钱推回去，“她就在隔壁。我只问您一句，配型您愿意做吗？”

她的眼眶红了，“做。只要能配上，要我的命都行。”

我带郑桂香去见叶知秋。推开那扇玻璃门的瞬间，叶知秋站起来，跟她的姨妈隔着两三米的距离对视。郑桂香的嘴唇哆嗦了半天，叫了一声“秋秋”，整个人就蹲了下去，捂着脸失声痛哭。叶知秋走过去，跪在她旁边，伸手抱住了她。

血缘是很奇怪的东西。不管隔了多少年，不管中间有多少亏欠和遗憾，当两个人抱在一起的时候，所有的时间好像都消失了。郑桂香哭得撕心裂肺，一遍一遍地说对不起，叶知秋拍着她的后背，轻轻地说没事。

配型结果三个星期后出来了。方医生看着报告说，半相合，可以做，有风险但希望很大。定下来四月做移植，叶知秋要提前进仓。那段时间我几乎住在了医院，白天上班，晚上就来。钟磊也常来，一来就跟叶知秋讨论音乐，说等她好了，要把所有的歌重新录一遍，好好做。叶知秋笑着说那你可得给我打折。钟磊说不打折，免费。

三月中旬，武汉的樱花开得最盛的时候，叶知秋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她说想出去看看花，就一个小时。我跟方医生磨了半天，她同意了，让务必小心。

我骑车载着她去东湖樱园。她戴着口罩和帽子，裹得严严实实，坐在后座上，手轻轻环着我的腰。樱花确实开疯了，到处都是粉白色的云。她仰着头看，花瓣落下来，落在她的帽檐上，落在她的睫毛上。她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说真好闻。

我们坐在湖边的长椅上，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很轻，轻到几乎没有重量。

“江远，如果我好了，我们去哪里？”

“你想去哪里？”

“我想去很多地方，”她说，“去北京，去上海，去成都，去所有我没去过的地方。然后在每一个地方的江边唱一首歌。”

“好，我陪你去。”

“如果我不好呢？”

我看着湖面上漂着的花瓣，阳光把它们照得透亮。“没有那个如果。”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弯成两道很好看的弧线。她没有再追问，重新把头靠回我的肩膀上，轻轻哼起了一段旋律。是《归州词》的最后那段哼唱，也是《立冬》的前奏，首尾相连，像一个完整的圆。

12

四月二号，进仓前的最后一个下午，方医生找叶知秋做术前谈话，她让我陪着。方医生很坦诚，说半相合移植有风险，可能会有排异反应，过程会很痛苦。叶知秋听完，很平静地问了一句：“成功的话，我能活多久？”

方医生说：“可能很久。”

她笑了，转过头看我。“很久就够了。”

进仓那天，我、钟磊、郑桂香都在。她换上了无菌衣，头发已经剃掉了，戴着一顶浅蓝色的帽子。临进门前，她突然跑回来，从帆布袋里翻出一张光盘塞到我手里。封面上的钢笔字有点歪，但每一笔都很认真，写着三个字——《春分》。

“新写的，”她说，“只有一首。等我出来再听。”

她进了那道门。门关上之后，走廊里很安静，日光灯嗡嗡地响着。郑桂香坐在长椅上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我握着那张光盘，翻过来，背面照例有一行小字。

这次的笔迹比以前都稳，像是写了很久，改了很多遍才落笔的。

“立冬之后是小寒，小寒之后是大寒，大寒之后是立春。春天来了，我就回来。”

走廊尽头有一扇窗，窗外的梧桐树开始发芽了，嫩绿嫩绿的，在四月的光里微微颤动。我站在窗前，把光盘贴在胸口的位置，等了很久。

江流宛转，她终究会顺流而下，回到黄鹤楼下的梧桐荫里。

那是她答应过我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