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路线无新意：伯纳姆号称转折点，却被曝全是布莱尔的翻版？

伯纳姆与工党：旧中间路线里没有新东西。新任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与媒体公开讲话时的表现，颇有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他常常急切、仓促地作出承诺，却又在极短时间内抽身、后退，或对其加以回避。这一特点，至少在当下，比其他特征更为突出。

它也与一种宽泛、近乎布道式、近乎麻醉性的语言密切相关：他不断向英国人许诺一种决定性的、质的改变，仿佛他并非出自一个曾多次执政、其领导人早已让英国人在经济、社会、国家治理和公共服务政策上经历过无数试验的政党。

最近、也最直接的例子，是伯纳姆在梅克菲尔德补选期间的表态。正是这场选举让他重返下议院，随后又入主首相府。竞选期间，他曾多次暗示一项对大多数英国人而言敏感而重要的问题，即税收起征门槛。

但在坐稳首相位置后，他却把解释这一诉求的任务交给身边人，由他们去修饰、拼接，甚至干脆否认，而自己则保留“仍在研究中”的余地。同时，他还这样责怪公众：“可笑的是，如今你甚至不能诚实回答一个问题，因为人们总会从中读出根本不存在的意思。”他还说：“在这个职位上，我希望诚实回答问题。这正是人们对政治以及以不同方式从政所能期待的最大信任，而我决心继续这样做。”

那么，人们完全可以追问：这种既谨慎回避、又不断警告、同时还反过来责备公众的“方式”，究竟要通向何处？就在被任命为首相数小时后，伯纳姆还曾向英国人宣称，他当选工党领袖是“40年来最有意义的转折时刻”，而他将领导的政府会“把我们带向一个更适宜生活的国家，让所有人和所有地方都比现在更好”。

如果把英国历史向后推回40年，伯纳姆所说的这个“转折点”，无非就是玛格丽特·撒切尔主导的时代。那个时期带来了深层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变化，表面上高举改革、发展和私有化，实质上却奉行一种野蛮的市场经济模式，并拆解教育、医疗和交通等公共服务体系。

如果换一种理解，把伯纳姆的暗示追溯到英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那么其中确有对其前任、前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选择的否定，甚至不乏猛烈意味。但这种说法也隐约流露出一种至今仍被遮掩的怀旧，即对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时期的怀念，以及对“新工党”那套哲学支柱的留恋。那套路线在口号上声称翻过了撒切尔主义的一页，但在实践中却保留、再生产甚至重新包装了其中一些核心要素。

由于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将是伯纳姆在国内面临的首要挑战之一，而且这项任务更像是走进一片雷区——这片雷区的历史同样超过40年，贯穿撒切尔主义，以及布莱尔、戈登·布朗和斯塔默时期的反复失措——因此，伯纳姆将采取何种政策，其实并不存在太多猜测和排列组合的空间。

而选民——作为街头民意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已对这份宣言作出过回应，并让两位签署者都遭遇沉重失败：在英国，保守党压过工党；在德国，施罗德所属政党的得票率比社会民主党上台时的那次议会选举低了10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除非伯纳姆能够证明自己确实处于一种相反状态，能够真正对应他所鼓吹的那个近乎幻想的“转折点”，否则很难设想工党会脱离它一步步滑入的中间定位。工党对这种定位的服从程度，早已体现在其领导层对一段短暂却富有创造力时期的强力扼杀上。那一时期，杰里米·科尔宾的路线以及真正更具工人色彩、在许多方面带有纠偏意义的党内派别一度上升。

只需简单回顾布莱尔本人当时发动的那场猛烈攻势即可。其间充斥着尖刻、讥讽、粗暴的说法，比如把科尔宾的政策称作“《爱丽丝梦游仙境》式的幻想”；又如“如果是你的心在驱使你投票给科尔宾，那就换一颗心”；再如“即便你们恨我，也请不要把工党带到悬崖边”；最后，他还把科尔宾掀起的浪潮视为一场泡沫。

事实上，“第三条道路”无论披上何种面具、采取何种粉饰方式，归根结底都不过是那条老旧的中间路线。它把自己安置在两个极端之间，声称能够在任何“左”和任何“右”之间达成某种调和，而这种调和本身就是虚假的。它既不具体区分对象，也无视社会、阶级和利益的差异，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皆是如此。

说到揭穿这一路线的幻象，理应把功劳归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他曾质问：“难道所谓第三条道路，是要占据正确与错误之间的中间位置吗？那么，第一条道路和第二条道路又是什么，第三条道路究竟要超越或摆脱它们什么？”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伊恩·麦克林则认为，所谓第三条道路，“实际上预设了发言者有自由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同时也有自由把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归入第一条道路或第二条道路”。

而在这条中间路线的核心位置上，正是伯纳姆对工党整体政策、尤其是斯塔默领导时期政策的立场，其中最新也最突出的，就是他对以色列针对加沙地带灭绝战争的态度。他并不否认存在“战争罪”，但即便如此，措辞依旧像往常一样含混而迂回；然而他看不见“种族灭绝”。要么在他看来，这种行为根本不是由占领国实施的；要么是因为承认这一点代价过高，而工党内部另一个雷区正笼罩其上：关于党内存在反犹主义的种种指控。

如果说，伯纳姆确实必须纠正斯塔默曾采取的一项在政治和道德上都极其低劣的立场——后者曾认可占领国有“权利”切断加沙地带居民的水、电和食物——那么另一方面，他既没有能力，也根本没有意愿，把现有路线推进到一次根本性的、甚至哪怕只是严肃的反思之中。因为那将触及一份漫长的政治遗产，而这份遗产的历史演变，甚至比占领国本身的历史还要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