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巴基斯坦人写的书，严肃发问：除了中美，其他国家还有科技创新吗？

如果问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科技创新发生在哪里，很多人的答案大概只有两个：美国和中国。

过去几年，从ChatGPT、英伟达、苹果、特斯拉，到华为、字节跳动、比亚迪，关于科技竞争的讨论很多都围绕着中美展开。仿佛未来科技的故事，只属于两个国家。

但如果把视线稍微放远一点，就会发现，世界科技版图远比想象中丰富。至少有十几个国家正在孕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公司，它们的产品每天都在影响全球数十亿人的生活。

全世界每4个智能手机用户中，就有一个在使用韩国三星；英国安谋公司（Arm）设计的芯片架构，被应用于90%以上的移动设备；总部位于瑞典的Spotify，是全球最受欢迎的音乐流媒体平台之一；半导体设备巨头阿斯麦（ASML）来自荷兰；《我的世界》《糖果传奇》《愤怒的小鸟》等广为人知的游戏，皆诞生于北欧的游戏工作室......

这些国家很少成为全球科技新闻的绝对主角，却早已深刻嵌入今天的产业体系。

《谁在定义未来？》一书所关注的，正是这样一张容易被忽略的地图。作者迈赫兰·古尔采访了全球近200位企业家、科学家、投资人和政府官员，没有急于为各国科技实力排出一个简单名次，而是试图回答：除了硅谷，除了中美，还有哪些地方正在参与定义未来？它们又为什么能够不断孕育新技术和新企业？

比起预测谁会取代硅谷，这本书更关心另一个问题：未来的科技，会不会越来越像一场由不同国家共同完成的接力赛？

《谁在定义未来？》

[巴基斯坦]迈赫兰·古尔 著

202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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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摘编自《谁在定义未来？》

英国：一场回归欧洲的“科技文艺复兴”

2010年秋天，DeepMind在伦敦罗素广场、伦敦数学学会旁一栋联排别墅顶层，一间只有10个人的小办公室里成立了。

彼时的伦敦，还不是一个能够孕育科技初创公司的地方，而仅仅6年后，DeepMind就凭借AlphaGo实现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巨大飞跃。DeepMind在业界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在它出现以前，伦敦至少已经半个世纪没有诞生任何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公司。DeepMind成立时，整个英国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科技公司仅有8家。

2014年，谷歌以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DeepMind时，这家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之外仍寂寂无名。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愿意为一家成立仅4年、实力尚未被市场验证的英国初创公司掏出一笔巨款，这对英国的硬科技领域来说是一种期盼已久的认可：这不仅是DeepMind的胜利，更是伦敦的双赢。

但也有人好奇，这对谷歌来说算一次胜利吗？当时DeepMind只有75名员工，没有任何产品，更没有任何营收，谷歌为一个看起来更像研究实验室而非公司的地方投入了9位数的巨款。但10年之后，当初围绕这笔交易的质疑彻底反转。人们不再追问谷歌是否买得太贵，而是开始怀疑：DeepMind是不是卖得太早、太便宜了？

2014年，谷歌的营收已经达到660亿美元。5亿美元对它而言并不算一笔特别昂贵的交易，却最终成为最有意义的收购之一。在英国科技圈，越来越多人把DeepMind看作被美国公司低价带走的“王冠上的明珠”。

好在，今天的伦敦已经不再是十多年前的模样。

当年，DeepMind几乎是英国唯一一家能够“开创新类别”的初创公司。如今，围绕它已经形成一批规模可观的新公司。Checkout.com、Revolut和Global Switch的估值都达到数百亿美元。按照科技经济规模、独角兽数量、初创企业估值和风险投资规模等指标，英国已经成为美国、中国之外最重要的科技经济体之一。

英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拥有强大的人才基础，大量毕业生来自帝国理工、伦敦大学、牛津和剑桥。围绕DeepMind等企业形成的生态，也在持续向外输送研究人员、工程师和创业者。

伦敦还有一项硅谷难以复制的优势：它不仅聚集科技公司，同时也是全球金融、传媒、法律、创意产业和政府机构的中心。初创公司可以在很小的地理范围内接触人才、客户、资本和政策制定者。

但欧洲的机会并不只是再造一个硅谷。

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20多年里，硅谷模式展现了强大的创造力，也暴露出监控与隐私、算法放大分歧、垄断、欺诈和有毒企业文化等问题。欧洲真正需要的，不是原封不动地复制这种模式，而是在科研、商业价值和公共利益之间寻找一条更可持续的道路。

全球科技竞赛常被描述成中美之间的双边对决，欧洲则被视为遥远的“陪跑者”。但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可能性：下一阶段的技术竞争，不仅是速度和规模的竞争，也是价值体系的竞争。

欧洲要做的，不只是追赶，而是尝试“推倒修道院”——打破由少数旧中心垄断资源、人才与话语权的秩序，迎来一场属于自己的科技“文艺复兴”。

韩国：从假发出口到第三代科技公司

与英国依靠大学和基础研究孕育技术不同，韩国走出的是另一条道路。

“财阀”一词由“财富”和“家族、集团”组成，是韩国特有的一种企业结构。这些庞大的家族企业往往同时涉足银行、房地产、交通、电子、酒店、医疗等多个互不相关的领域，并在政府补贴、贷款和税收优惠的支持下发展壮大。

韩国有40多个财阀，但经济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少数几家手中。前10家控制着超过四分之一的企业资产，前5家占据韩国股市总市值的一半以上。

不过，这些如今庞大得令人难以想象的企业，大多并非生来显赫。

很多韩国财阀出身平民，最初从纺织、胶合板，甚至假发等行业起家。20世纪60年代，假发曾是韩国第三大出口商品。韩国每赚取10美元外汇，就有1美元来自假发；当时美国市场大约三分之一的假发，都来自这个远东小国。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企业逐步进入制造业和重工业，最终转向电子、汽车、芯片、电池等高技术产业。

现代汽车最初只是一家小型建筑公司，如今已成为全球第三大汽车制造商。在美国电动汽车市场，它的销量仅次于特斯拉，高于福特和通用等老牌车企。

SK海力士则成为全球领先的高带宽内存芯片制造商，其产品是英伟达GPU的重要组件，而GPU又构成了大量人工智能应用的基础设施。

这些财阀曾经经营着看起来无足轻重的行业，如今却跻身于全球最大企业之列。韩国前十大财阀的收入总和超过1万亿美元，高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正是它们推动韩国从贫穷的农业国成长为发达工业经济体。

但财阀并不是韩国科技故事的全部。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财阀与员工之间“可以工作一辈子”的默契突然瓦解。数千名员工被裁，还有更多人主动离开。人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从传统大企业流出，其中一部分人开始创办下一代韩国公司。

金范洙和李海珍就是在三星结识的。他们后来分别创建Kakao和Naver：前者最初是一款通信软件，随后发展成覆盖社交、支付、出行和内容的综合平台；后者则成为韩国最重要的搜索引擎之一。两家公司都成长为数百亿美元规模的企业，两位白手起家的创始人也成为亿万富翁——这在长期由财阀主导的韩国极为罕见。

纵观历史，韩国的科技发展通常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三星、现代等大型财阀集团。它们从廉价仿制品和低附加值产品起步，最终进入全球高端制造。

第二个阶段是Naver和Kakao等大型互联网平台公司。它们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产品，并根据韩国相对封闭的国内市场进行调整，从而实现规模化。

如今，第三代公司正在出现。其中既有开发《绝地求生》的Krafton，也有Sendbird、Twelve Labs、Moloco、GenEdit和Lunit等在海外并不广为人知的企业。它们不再主要复制已有产品，也不完全依赖韩国市场，而是凭借真正的技术优势参与全球竞争，进入人工智能癌症筛查、基因疗法等前沿领域。

许多新一代韩国公司同时在韩国和美国开展业务。它们从成立之初就把自己视为跨国企业，而不是先在国内成功，再择机出海。

从假发到汽车，从汽车到半导体，再到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韩国的崛起不是一场突然发生的奇迹，而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产业升级和演变。

新加坡：政府如何从零打造一个创业生态

英国依靠科研，韩国依靠制造，而新加坡几乎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这个缺乏自然资源的小国，必须不断提高人口质量，并在必要时从海外吸引人才。正是这条政策主线，支撑新加坡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成长为人均财富位居世界前列的经济体。

新加坡把自己建设成通往亚洲的门户。这里使用英语，拥有可靠的法律体系，政治稳定，对腐败容忍度极低。希望进入亚洲市场的外国公司纷纷在此设立运营机构。

全球大量科技公司，包括亚马逊、谷歌、微软、Meta、阿里巴巴、腾讯和字节跳动，都在新加坡建立区域业务。这些公司的技术、资本和人才不断外溢，在周围孕育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初创公司生态圈。

许多公司聚集在纬壹科技城。这里也是冬海集团和谷歌亚太总部所在地，内部的启奥城、媒体城、启汇城等区域带有浓厚的未来感。Block71原本是一栋工厂大楼，如今成为新加坡创业圈的核心。《经济学人》曾把它称为世界上最密集的创业生态圈之一，也是观察政府支持创业力度的典型样本。

与很多地方不同，新加坡的创业生态并非在远离政府的过程中成长起来，而是由政府主动建设。

1999年，新加坡成立科技创业创新基金，投入10亿美元，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投资海外风险投资基金，并吸引它们在新加坡建立机构。通过接触顶级基金的运作方式，政府迅速积累风险投资经验。部分具有政府背景的风投基金，后来成为阿里巴巴、百度等公司的早期投资者。

这次较早入局，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风险投资领域的重要中心。虽然新加坡只有约500万人口，远少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但其管理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资产规模，却超过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总和。

新加坡之所以急于推动本土创业，也有现实原因。

它早期的经济增长主要由政府关联企业和跨国公司推动，本土私营经济相对薄弱。相比韩国的三星、中国的腾讯，新加坡几乎没有同等知名度的本土科技公司。科研论文和专利等成果，也主要由公立大学和外国公司贡献。

因此，新加坡政府试图用资金弥合这道缺口。

首次创业者每投入1美元，政府可以提供数倍资助；拥有样品的企业可以申请科技开发资金；具备市场能力的深科技公司，还可以获得政府与私人资本共同投资。税收优惠和较低的企业所得税，也进一步降低了创业成本。

新加坡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政府本身成为新技术的积极使用者。

在大多数国家，政府往往只是技术发展的旁观者，有时甚至是阻碍者；在新加坡，数字技术直接被用于交通、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智慧国”并非一个简单的科技产业计划，而是覆盖国家运行方式的整体战略。

不过，这种模式也很难复制。

新加坡既是城市，也是国家，只有一个中央政府，不需要面对联邦、州、区等多层级治理结构。它可以把货币、财政、贸易、外交和市政事务放在同一套战略中协调，而其他国家的城市通常无法拥有这样的权力。因此，新加坡不是一个可以照搬的智慧城市模板。它更像一个启发式案例：它证明政府可以成为技术的积极推动者。

不同的地区成为孕育新事物的沃土

不同的地区为何能成为孕育新事物的沃土？这个问题远比“自由与财富的关系”复杂，也很难用一种宏大的理论给出最终答案。正因如此，对具体案例的深入探究才格外重要，这也正是《谁在定义未来？》试图完成的工作。

通过剖析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发展样本，大致可以归纳出两类解释：一类是制度因素，另一类是文化因素。

制度解释侧重体制、规则和程序的差异，例如高等教育如何组织、科研如何获得激励、公司如何创立与融资；文化因素则进一步影响一个社会如何理解风险、失败、合作、权威与长期投入。

从更深层次来讲，有一个道理始终成立：技术并非孤立于环境而存在，所有技术都是环境的产物。它们由社会变革孕育而成，并在其中繁荣发展，技术与社会的变革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但这本书带来的启发，或许还不止于解释技术为什么诞生于某些地方。

我们对全球科技版图的认识，常常由新闻头条塑造。最受关注的国家、最具话题性的企业和最激烈的竞争，占据了大部分公共讨论，也在不知不觉间限定了人们理解科技发展的坐标。久而久之，我们容易把被广泛报道的部分，当作世界的全部；把少数成熟的路径，当作衡量所有国家的唯一标准。

《谁在定义未来？》所做的，正是把目光移向聚光灯之外。那里有一些尚未被充分讨论的国家、城市和公司：它们未必拥有最大的市场，也未必频繁出现在媒体头条，却在基础研究、精密制造、人工智能、公共治理和科技创业等领域，生长出属于自己的力量。

科技进步，不只是一场决定胜负的国家竞赛。不同地方的探索，共同构成了人类科技文明向前延伸的过程。英国如何连接科研与创业，韩国如何通过数十年的产业积累进入前沿领域，新加坡如何用政府力量组织资本、人才与技术；而在书中，瑞士、德国、加拿大等国家，也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它们有成功，也有局限，彼此之间无法简单复制，却都提供了一种理解科技发展的可能。

比较这些样本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当观察的对象不再只有少数科技中心，我们对“什么是创新”“什么样的环境能够孕育技术”“政府、市场与社会分别可以发挥什么作用”的理解，也会变得更加具体。

更多的参照系，并不会让答案变得更简单，却能让思维变得更开阔。我们可以从不同国家的经验中看到各自的长处，也看到每一种模式的边界；既不把某一种成功路径奉为圭臬，也不因为一个地方暂时没有诞生明星企业，就忽略它在科研、制造或制度探索中的价值。

或许，《谁在定义未来？》最大的意义，正是帮助我们重新打量世界：在新闻头条之外，还有哪些技术正在萌芽，哪些公司正在成长，哪些地方正在寻找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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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7.24

编辑：闪闪 | 审核：孙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