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74年春末，台北士林官邸后院的桂花已经飘香。九十岁的杨森披着练功服，在竹影下慢吞吞地比划太极。身旁那个刚满十七岁的少女替他递茶，忽然低声问道：“老爷，十二人里，可有自愿？”老人手一抖，茶水洒在袖口，苍白的脸上掠过罕见的茫然。
这句话把他记忆深处的暗影悉数翻出。四十多年前，他在川东阆中古城纵马而过，遇见田衡秋的一幕，如昨日重现。那时的他三十来岁，枪在鞍上，兵在身后，想要什么似乎都能得到。田家拒亲不过三天，便在恐惧中松口。亲事办妥，他昂首而去，街头生意照旧，可田宅从此少了笑声。
再往前推，1913年的昆明郊外，正在修建小洋楼的青年军官杨森，接受了刘柱卿塞来的女儿刘谷芳。对方“识时务”，他也就笑纳。可惜情到浓时才发现，真心得来全凭机缘，并不在年轻与否。肺病带走了这个深得他意的小妾后，他却连棺木都草率处置。
被强势改变命运的女子太多，家谱一打开，姓名排得密密麻麻。谭正德是家中早入门的主妇，却被长期留在广安老宅；萧邦琼本是秘书之爱女，一场家宴后被“升格”，却在泸州船难中香消；曾桂枝、蔡文娜，一位是贫家学童一夜成妾，一位是校花惊鸿入笼，最终因“失节”遭极刑。名字不同，结局无二。
有意思的是，杨森并非不懂新思潮。他主政四川时引入西方学制，改革兵役，办大学、办实验中学，口头上年年高喊“民主”“自由”。然而一回到闺阁，还是清代祖宗的家法。他把府邸改建成“军事化家庭”：院落呈“九宫”格局，东厢住大姨，西厢待新人，夜里他拎着铜灯笼，按号位轮宿。
规矩多得吓人。晨五点起操，列队着军装跑步；早餐前背《大学》后两段；晚间必须书法或弹琴，不得打牌。谁敢迟到，皮鞭轻则三下重则十下。鞭痕好转不过来，接着上妆应酬大员。外人只见院内琴声和笑语，不知那笑里几分勉强。
杨森一度认为自己掌控一切。可歌楼再大，也困不住人心。汪德芳悄悄考取大学，在南京讲台上站得笔直。她把孩子改姓“汪”，无惧满城流言。杨森气得拍桌，却无可奈何。等到1949年冬，他带着金条与三房人匆忙飞抵台北，这位“逃兵省长”才惊觉，身边真正愿意陪他的人屈指可数。
岛上的日子并非想象中的逍遥。政局紧张，物价飞涨，旧部星散。杨森赖以炫耀的“大公馆”变成几处租来的洋楼。老年疾病缠身，他愈加需要年轻的笑脸。于是以“招秘书”为名，张灵凤走进视野。少女的家境清贫，想赚学费，却被灌下鸩酒般的承诺，翌日就改口称“十二姨”。
试想一下，一个尚在念高中的女孩，忽然要面对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旧军阀、两个早已半身不遂的老妾、满屋沉沉的铜佛像和药味。她不甘，却逃不掉。傍晚的长廊里，她忍不住抛出那句犹如匕首的追问，才有了杨森的愕然。
这惊愕背后，其实是无可辩驳的空白。十二名妻妾的来源，亲授转送、强占逼娶、恐吓胁迫，应有尽有。真正因爱相聚的，几乎没有。连最受宠的田衡秋，也是在无奈中学会“顺从后自救”。她替他打理产业、搜罗关系，功成名就后却被抛在台北巷口的小楼里，半身不遂，靠外援度日。
说到底，杨森与多数军阀一样，把荣耀、地盘、女人都视为战利品。43个子女散落海峡两岸，有的继承父业步入军界，有的隐姓埋名在街市做小买卖。有人自豪于将门之后，也有人讳谈家世。一位在重庆当老师的孙辈曾透露，童年里最怕的便是填表写祖父姓名，“怕人指指点点”。
陈年旧账，难有清算机会。杨森晚年照抄《金刚经》，自辩忏悔；佛号念得再勤，也让人想起被弃的病妻、被鞭的丫头、被胁的少女。离世前，他叫侍者备纸墨，写下四字：福、寿、德、善。字迹狂放，似要为自己封存一份历史评语，却难掩底色。
那句突如其来的质问，像一滴酒，激起回忆这坛浊浆最后的苦味。客厅木钟敲响九下，夜已深。杨森放下茶盏，踱回内室，沉默得像一座空壳。不远处，台北的霓虹灯闪烁，照不亮任何过往。
他从来不缺伴侣，但始终缺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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