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十八军的未婚夫在甘孜挖野菜吃老鼠，她来寻他，等了半个月

我要去西藏：一路向西——向大西南雪域高原挺进

于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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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母亲于西藏昌都摄影

第四节、滞留甘孜

兵站的同志们说，出了康定到甘孜县面对的最难啃的“骨头”就是折多山。折多山最高峰海拔4962多米，垭口海拔4298，是康藏线上第一个要翻越的高山垭口，因此有

“康巴第一关”之称。折多山既是大渡河、雅砻江的分水岭，也是汉藏文化的分界线，翻过了折多山，就正式进入了康巴藏区。

图为父亲于凤山五十年代在川藏线上

当车轮碾过道路的蜿蜒曲折，折多山便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巍峨，撞入视野。这座横亘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康巴第一关”，像是大自然用巨斧劈开的屏障，将平原的温婉与高原的雄浑，硬生生划开了界限。

山脚下还是葱郁的河谷，林木在春风里舒展着嫩绿的枝桠，溪流唱着清脆的歌奔向远方。可越往上走，天地的色调便愈发冷峻。先是墨绿的针叶林渐次稀疏，取而代之的是暗褐色的低矮灌丛，它们像顽强的卫士，扎根在碎石坡上，抵御着山风的肆虐。再往上，连灌丛也难觅踪迹，只剩下裸露的岩石，被亿万年的风雪雕琢出嶙峋的棱角，有的如猛虎盘踞，有的似利剑出鞘，沉默地诉说着地质变迁的故事。

风是折多山的常客。它从青藏高原的腹地呼啸而来，带着雪粒的冰凉，钻进衣领，直透骨髓。站在海拔4298米的垭口，风卷起经幡猎猎作响，那五彩的布条在湛蓝的天空下翻飞，红的像火，白的似雪，绿的如草，黄的像金，蓝的若海——每一次飘动，都是一次虔诚的祈祷，为过往的行人，为脚下的山河。

最动人的，是折多山的云。它们不像平原的云那般慵懒，而是充满了野性的力量。有时是轻薄的絮状云，在山尖上缠绕，给冷峻的山峰系上一条柔软的白纱；有时是厚重的积雨云，如铅块般压在山巅，刹那间便遮天蔽日，让天地陷入昏黄。可只要风一吹，云层便会裂开缝隙，阳光像金色的瀑布倾泻而下，给连绵的山峦镀上一层耀眼的光芒。此时，远处的贡嘎雪山若隐若现，主峰的金字塔轮廓在云海中沉浮，圣洁而神秘。

雪后折多山，更是人间奇景。一场大雪过后，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纯净的白色。山峰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圆润了原本尖锐的棱角，像一个个巨大的奶油蛋糕；岩石上的积雪被风雕琢出各种形态，有的像蘑菇，有的像海螺，鬼斧神工。阳光洒下来，雪地反射出耀眼的光，晃得人睁不开眼，而蓝天则像被水洗过一般澄澈，蓝得深邃，蓝得纯粹，与白雪构成了最简洁也最震撼的色彩组合。

山路上，总能看到朝圣的信徒。他们身着厚重的藏袍，手持转经筒，三步一叩，五体投地，用身体丈量着通往信仰的道路。他们的额头沾满了尘土，眼神却无比坚定，每一次俯身，都是对自然的敬畏，每一次起身，都是对信仰的执着。在他们面前，折多山不再是难以逾越的天险，而是连接尘世与天国的桥梁。

折多山，是一首无言的诗，一幅立体的画。它用冷峻的外表包裹着炽热的灵魂，用严苛的考验，迎接每一个奔赴高原的旅人。当你历经艰险，站在垭口回望，那些盘旋的山路、呼啸的山风、圣洁的经幡，都将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记，告诉你：这世间所有的抵达，都值得风雨兼程。

出于对折多山的敬畏，母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了攀越折多山的险路。汽车吃力地在盘桓往复，曲折多变的山上向蜗牛一样爬行。母亲第一次体会到折多山的盘山公路确实是九曲十八弯，来回盘绕就象“多”字一样，拐了一个弯，又是一个弯。螺旋式逐渐逐渐上行，越往上攀爬，空气越稀薄，越缺氧，弯路绕得人头晕恶心，心烦意乱，心慌气短，呼吸急促。到了顶峰，环绕着，转着弯，螺旋式逐渐下行，有种失重的感觉。无论上行还是下行，始终不能往下看，一侧就是万丈深渊，沟壑众横，会惊出你一身冷汗。下行的同时，呼吸渐渐趋于平缓，心跳也趋于正常。难怪当地人有句话叫：“吓死人的二郎山，翻死人的折多山。”翻过了折多山，道路相对平缓许多了，不象二郎山那样凶险，不过盘山路还不少。

自从年初，甘孜地区由于全面推行民主改革，甘孜藏区反动上层不甘特权利益的失去，在国外反动势力、国民党残匪及西藏反动上层的挑唆下，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打乱了民主改革的进程。由于匪患时常发生，不太安全，司机驾驶舱备着武器；押运员手里也紧握着冲锋枪，时刻关注着前方和路两侧，以防土匪袭扰等不测事件发生。汽车一路前行，路过道孚县，又到了炉霍县。在炉霍县兵站部休息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汽车直奔甘孜而去。一路上道路虽不惊险，也未遇匪情，沿260多公里的盘山路，行驶了足足7个多小时。

好在一路并没有发生什么不测，半下午终于到达了驻扎在甘孜城的西藏军区成都至拉萨线办事处兵站部。兵站部军邮站也在这个大院。不多久，母亲未婚夫于凤山，即我的父亲从这里转业，被分派到了昌都分工委驻昌都机要交通站，任站长。

汽车进了大院，司机、母亲以及车后面的三位同志刚下车，母亲正要向他们致谢，感谢他们一路上的悉心照顾与关心。这时从办事处兵站出来几位同志，向母亲他们疾步走了过来。办事处副主任兼兵站站长赵焕然微笑着表示了对母亲的欢迎。提到于凤山，他爽朗地说道：“1949后半年，在二野军邮总局工作时，于凤山是押运组长，胆大。心细，吃苦耐劳，是个好同志。”那时赵焕然是父亲于凤山的直接上级。”

图为1955年父亲在甘孜军邮站任职期间到昌都出差留影

同时赵副主任还向母亲介绍了他旁边站着的两位干部。

原来这两位年轻干部从昌都机要交通站来执行任务的，前天刚到。一位看上去足有四十岁，名叫韩进选，四川人，押运组长，资格很老；另一位二十刚出头，名叫郑海超，云南人，是位押运员；这位韩组长非常热情，和郑同志一道领着母亲向住的地方走去。韩组长微笑着对母亲说：“我们于站长让我俩顺便把你接到昌都，不过，这几天甘孜前往昌都的路上出现了塌方，正在修路，路通了咱们就能出发。你在兵站部好好休息，我俩还要配合兵站部、军邮站完成一些上级交代的任务。”

事实上，前往昌都的路上不仅正在修路，暂时不能通车，更为严重的是这个阶段时常闹匪患，解放军正全力剿匪，以恢复正常秩序。

因为匪患时常发生，母亲不敢跨出兵站半步。她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房间里看看当地报纸，焦急不安地等待着有恢复通车的消息。

通过兵站同志及时告知和报纸上的报到，母亲了解到甘孜位于雅砻江上游，是康巴区重镇，入藏的东南门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作为康北交通枢纽，历来商贾云集，生意兴隆，堪为康北经贸中心。“甘孜”藏语为洁白美丽之意，堪称“雪域明珠”。

甘孜人杰地灵，千百年来，世代生息繁衍在这片土地上的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用他们惊人的智慧，超常的创造力谱写了灿烂辉煌、值得整个藏族人民骄傲和自豪的历史。古朴庄严的甘孜寺、大金寺等古刹名寺为甘孜这块灿烂的明珠更加增彩溢辉；五大教派齐全的藏传佛教、风格独特的寺庙建筑、民间建筑以及藏画、手工艺品、古朴风韵的民间舞蹈、文学艺术等，特别是名扬天下的甘孜踢踏为甘孜奠定了厚重的文化底蕴，甘孜不愧为“文化之都”。

当时甘孜城区常住人口不多，估计不超5000人。甘孜一带的藏民，住的是藏式堡房，平面呈方形。房子的结构一般都是两层或三层，底层圈牛羊、当库房，上层才住人。楼梯一般用一根粗树段，砍出若干级坎楞，做成独木梯，陡陡地斜支在墙上。从前康巴地区的部族、部落之间多争斗，民居内使用独木截成矩形的梯道上下往来。这种独木梯可以迅速撤除，以切断进入居室的通道，从而自卫防盗。

母亲从其未婚夫于凤山的信中了解到，于凤山他们北路先遣部队进入甘孜城，常住人口也就3700多人。他所在的北路先遣队一五四团在甘孜驻军5个多月，这段时光对于他来讲是最美好的一段岁月。虽然当时条件非常艰苦，粮食极度短缺，甚至一度到了挖野菜，吃地老鼠的地步，但大家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断克服各种困难，迎难而上。他们忍饥挨饿，浑身疲乏没劲，仍然照常学习，训练，修路，帮助藏民干活，到藏民群众家中搞宣传工作等。这种火热的革命生活和革命大熔炉锻炼了于凤山的意志品格，懂得了如何在逆境中克服困难，使他逐渐认识到了如何做一个合格的革命战士。

母亲在甘孜滞留了将近半个月，人生地不熟，为了安全起见，尽量待在兵站。实在闷得慌了，她就帮兵站食堂干些力所能及的的活。有时，也随着兵站工作人员到街上办事，帮着拎拎东西。通过这样的接触方式，母亲没少学东西，也对这个康巴重镇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成都、雅安、泸定桥、康定、甘孜，以及金沙江西岸岗托、昌都等川藏线上的这些地名给母亲留下了深刻影响，到如今只要提起这些地方，母亲都记忆犹新，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能够如数家珍地讲出当年的见闻。

这些地方曾经留下了母亲穿越川藏线、穿越大渡河，横渡金沙江的青春足迹和领略远方怒江、雅鲁藏布江的雄姿，这是属于她自己的峥嵘岁月和如歌年华。白居易的诗《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最能体现母亲晚年对以上这些地方的怀念之情。

（注：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于雁军：大同人。山西省知名红色文学作家，文学学士，高级教师，党员。五十年代初，父母先后进藏，于雁军从小对雪域高原怀有特殊的感情。在国家级媒体平台上发表过《我要去西藏》、《绽放吧，雪域高原上的格桑花》等20多篇系列纪实散文和报告文学。已出版三十万字纪实长篇小说《雪域曙光》，五十万字红色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滔滔桑干向东流》，有望年底出版。

作者：于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