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一九九五年的冬天，冷得格外早，也格外透骨。那年我十二岁，弟弟小石头才五岁。腊月初八那天，天阴沉沉的，没有下雪，刮着干冷的西北风。父母借了邻居的拖拉机去镇上卖家里攒下的几筐红薯，想换点钱给我们添置过年的新衣。可是，那天傍晚，拖拉机在回村的盘山土路上翻了。
得到消息时，天已经黑透了。我牵着弟弟的手跑到村口，只看到几个人打着手电筒，抬着两块门板，门板上盖着破旧的军大衣。我没有哭出声，只是浑身发抖，死死地捂住弟弟的眼睛。弟弟还在挣扎，嘴里嘟囔着：“姐，爹娘买糖葫芦回来了吗？”那一刻，天塌了，砸在十二岁的我单薄的肩膀上。
葬礼是村里人帮忙操办的，那是九十年代中期的北方农村，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父母下葬后的那天下午，我家那间漏风的土坯房里挤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旱烟的味道和令人窒息的沉默。
坐在炕头的是我的大伯和二舅。按照农村的老规矩，父母不在了，孩子自然是要由亲戚收养的。
大伯深吸了一口烟，把烟袋锅在炕沿上磕了磕，干咳了两声说：“草儿，石头，不是大伯心狠。你们大娘刚进门，肚子里有了动静，家里那几亩薄地，连我们自己都快糊弄不饱了。再添两张嘴，这日子就真过不下去了。”
二舅低着头，搓着满是裂口的手，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你姥姥常年瘫在床上吃药，你二妗子是个啥脾气你们也知道。我要是把你们领回去，家里非翻了天不可。”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弟弟紧紧地抱着我的大腿，躲在我身后，怯生生地看着这些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我没有说话，也没有哭。十二岁的我已经懂得察言观色，我知道穷人的难处，也看懂了他们眼底的退缩和嫌弃。
大伯站起身，叹了口气：“这房子你们姐弟俩先住着，粮食缸里还有点棒子面，对付着过完这个冬吧。等开春了，草儿你也大了，去南方找个厂子打工，石头就跟着你……”
大伯和二舅起身往外走，屋里的亲戚也陆陆续续散了。看着空荡荡的屋子，我转身去灶台前生火。水还没烧开，门帘被掀开了。
进来的是村长赵大伯，他快六十岁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袖口磨破了边。他手里端着两个热腾腾的粗粮馒头，走到灶台前，一把塞进我手里。
“别烧了，收拾收拾，跟我回家。”赵大伯的声音不大，但在空旷的屋子里嗡嗡作响。
我愣住了，眼泪终于没忍住，吧嗒吧嗒地掉在手里的馒头上。“赵伯伯，大伯说让我们自己过……”
“放屁！”赵大伯猛地拔高了音量，眼珠子瞪得通红，“十二岁带个五岁的，怎么过？这大寒冬的，冻不死也得饿死！他们不养，我养！”
他没再多说什么，一把抱起还在发懵的小石头，腾出另一只手牵起我。那天晚上的雪终于下起来了，踩在脚下咯吱咯吱作响。赵大伯的手很大，掌心全是粗糙的老茧，却有着让人心安的温度。
赵大伯家里也不富裕，三个儿女虽然都成家了，但他和赵大娘还要帮着照看两个孙子。那天晚上，赵大娘看到我们姐弟俩，没多问一句，转身去厨房下了两碗热汤面，卧了两个荷包蛋。看着石头狼吞虎咽的样子，赵大娘背过身去抹眼泪。
第二天一大早，村里的大喇叭响了。赵大伯的声音在飘着雪花的村庄上空回荡：“各家各户当家的，吃完早饭到大队部开个会，有紧要事。”
我躲在赵大伯家的门后，心里七上八下的。我知道收养我们不是小事，赵大伯那一晚和赵大娘在里屋商量了大半夜。赵大伯每个月就那么点补贴，凭什么要替别人家养孩子？我甚至做好了打算，如果村民们反对，我就带着石头去镇上要饭，绝不连累赵大伯。
十点多，大队部挤满了人。我悄悄跑到大队部窗外，踩着半块砖头往里看。屋里全是人，哈气在玻璃上结了一层白霜。
赵大伯站在最前面，手里拿着他那根旱烟袋。“人都到齐了，我就直说了。老李两口子走了，扔下俩没成年的娃。老李家的亲戚有难处，不管了。但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俩娃没活路。我老赵把话撂这儿，草儿和石头，我领回去了。”
底下嗡嗡地议论开了。有人叹气，有人摇头。
“老赵，你那是啥家庭条件？你家老大盖房欠的饥荒还没还清呢，你拿啥养俩半大孩子？”说话的是村里的记工员刘叔。
赵大伯磕了磕烟袋：“我少抽两口烟，老婆子少扯二尺布，总能挤出他俩的口粮。”
这时候，坐在前排的李大妈站了起来。“老赵，你这话我不爱听。合着咱村就你一个好人？老李生前帮我家修过漏雨的房顶，这情我记着呢。俩娃，你一个人养吃力，我们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