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我爸在家里排行老二，爷爷奶奶走得早，我爸为了供大伯去城里念中专，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去工地上搬砖和泥。大伯脑子活络，毕业后在城里倒腾建材，后来拉起了一支包工队，渐渐成了镇上有名的有钱人。而我爸，干了一辈子苦力，落下了一身的病，直到查出肝癌晚期，连几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我爸住院那半年，大伯总共就来看过一次，站在病房门口，嫌弃地捂着鼻子，丢下两百块钱买水果的钱，连句宽慰的话都没说就匆匆走了。倒是堂哥林浩，瞒着大伯偷偷跑来医院好几次，每次都硬塞给我几百块钱，红着眼眶让我别跟大伯计较。
我爸走后没多久，我和晓雅结了婚。因为给爸治病欠了一屁股债，我们的婚礼办得极其寒酸。没有车队，没有豪华酒店，只是在村里的老宅院子里搭了个防雨布的棚子，请村里的厨子做了十几桌大锅菜。晓雅是个好姑娘，她什么都没要，只穿着一件网上买的红色大衣，就这么跟了我。
那天中午，村里的亲戚街坊都来得差不多了，大伯那辆黑色的轿车才缓缓开进村道，停在院子外头。
大伯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皮鞋擦得锃亮，腋下夹着个皮包。他一下车，原本喧闹的院子立刻安静了不少。村里人都知道大伯有钱，也都知道大伯向来看不上我们家。
大伯慢悠悠地踱步到院子门口的礼账桌前。记账的是村里德高望重的二爷爷，他见大伯来了，赶紧研了研墨，拿起毛笔准备记账。
大伯拉开皮包的拉链，手在里面摸索了半天，然后抽出了手。他没有拿厚厚的红包，而是用两根手指夹着一张皱巴巴的二十元纸币，随手扔在了礼账桌上。
那张轻飘飘的纸币落下的声音，在那一刻，却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我的脸上。
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二爷爷举着毛笔，悬在半空中，写也不是，不写也不是。在农村，就算是关系最远的邻居，随礼也得是一百起步，亲大伯随礼二十块，这已经不是抠门了，这是赤裸裸的羞辱。
“大侄子这酒席办得跟吃大锅饭似的，也就值这个价了。”大伯环顾了一圈简陋的院子，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听见，“再说了，你爸生前借我的钱都没还清，我今天能来，已经是顾念血脉亲情了，穷人就别讲究什么排场了。”
我的血液瞬间涌上了头顶，双拳死死地捏在一起，指甲几乎嵌进肉里。我猛地往前迈了一步，眼前的视线都被怒火烧得模糊了。
就在这时，晓雅从背后紧紧抓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心里全是冷汗，眼眶通红，却拼命冲我摇头。那天是我们的好日子，如果我们当场跟大伯翻脸，不仅婚礼会成一场闹剧，我爸在天之灵也会不得安宁。
我硬生生地把喉咙里的血腥味咽了下去。我走上前，拿起桌上那张二十块钱，用手将它一点点抚平，然后抬起头，看着大伯的眼睛，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大伯说得对，穷人没资格讲排场。这二十块钱，我收下了，谢谢大伯来喝喜酒。”
大伯冷哼了一声，连席都没入，转身就上了他的轿车，扬长而去。
那天晚上，送走所有的宾客后，我妈在空荡荡的院子里捂着脸嚎啕大哭。我没有哭。我找出一个旧相框，把那张二十块钱平平整整地夹了进去，放在了我们卧室的床头柜上。
从那天起，这二十块钱成了我生活里最刺眼的存在。
婚后的那三年，我和晓雅像两头不知疲倦的牛，拼了命地干活。为了还债，也为了争那一口硬气，我们借钱买了一辆二手的农用三轮车，开始做蔬菜批发生意。
每天凌晨两点，当整个镇子还在沉睡时，我们就已经爬起来去几十公里外的批发市场进货。冬天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冻得人手脚麻木。
有一次下大雪，三轮车在上坡的时候打滑，怎么也上不去。我和晓雅在冰天雪地里推着车，她脚下一滑摔在泥水里，半天没爬起来。
我赶紧跑过去扶她，看到她冻得通红、满是冻疮的手，我实在忍不住了，蹲在雪地里崩溃大哭。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受这种罪。
晓雅靠在我肩膀上，拍着我的后背说：“沈哥，想想床头那二十块钱，咱们就算跪着，也得把这日子过出个人样来。”
是啊，我不能倒下。一旦倒下，在大伯眼里，我永远就是那个只配拿二十块钱打发的穷光蛋。
那三年里，我们起早贪黑，从推着三轮车卖菜，到盘下了一个固定的摊位，再到后来租下门面做起了农副产品经销。我们讲诚信，吃苦耐劳，渐渐地在镇上站稳了脚跟。不仅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还在镇上买了一套按揭的商品房，换了一辆十几万的越野车。
就在我们的日子蒸蒸日上的时候，大伯家的光景却每况愈下。
这两年房地产不景气，大伯的包工队接不到活，还被人拖欠了巨额的工程款。为了填窟窿，他卖掉了城里的好几套房子，甚至连那辆宝贝轿车也抵押了出去。更糟糕的是，大伯以前有钱的时候眼高于顶，得罪了太多亲戚朋友。现在他落难了，非但没人愿意伸手拉他一把，甚至连平时走动的亲戚都渐渐断了联系。
一个月前，堂哥林浩打电话给我，说他要结婚了。
林浩在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局促，带着掩饰不住的愧疚：“沈明，我要结婚了。我知道我爸以前做的事对不起你和嫂子，我没脸开口请你。但我心里一直拿你自家人，我不求你来随礼，只求你结婚那天能来喝杯喜酒，兄弟我心里就踏实了。”
听着林浩真诚的话语，我心里五味杂陈。林浩是个厚道人，当年我爸病重，大伯冷眼旁观，是他悄悄塞给我救命钱；我结婚那天，大伯当众羞辱我，事后也是他偷偷跑来我家，红着眼眶替他爸给我道歉。
“浩子，你这是什么话。”我握着电话，语气平静，“你是你，大伯是大伯。你结婚，做哥哥的怎么可能不到场。你放心，那天我一定早点去帮忙。”
林浩结婚那天，天气很好。我和晓雅开着车，早早地回到了村里大伯家的院子。
大伯为了充面子，硬撑着在村里摆了三十桌流水席，但院子里的气氛却显得十分冷清。以前大伯风光的时候，家里办个芝麻大的事，提前三天就有无数人来帮忙。现在呢，院子里只有零星几个本家亲戚在慢吞吞地择菜洗碗。
大伯穿着一件有些显旧的西装，头发白了大半，佝偻着背，在院子里焦头烂额地指挥着。借来的桌椅不够，请来的帮忙的人也来得稀稀拉拉，整个场面乱作一团。
看到我的车停在院门外，大伯愣住了。他可能以为我根本不会来，又或者以为我那天是来看他笑话的。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防备，有尴尬，也有那么一丝无地自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
我没有理会他复杂的目光。我打开后备箱，搬出提前买好的两箱好烟和几箱高档白酒，直接走进了院子。
“大娘，这鱼我来杀吧。”我脱下外套，卷起袖子，径直走到水井旁，拿起菜刀就开始熟练地处理活鱼。
晓雅也没有闲着，她系上围裙，麻利地帮着整理桌椅，分发糖果。我们就像最普通的本家亲戚一样，干着最脏最累的活，没有嘲讽，没有冷眼，甚至没有多看大伯一眼。
大伯站在不远处，呆呆地看着我们在院子里忙碌的背影。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我们身上，那目光里少了以往的高高在上，多了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楚。
临近中午，宾客们陆陆续续地到了。虽然人不如大伯预期的多，但勉强也坐满了院子。这时候，到了最关键的环节——上礼账。
依然是村里的二爷爷坐在那张旧方桌前。大伯站在桌旁，不停地抽着烟，脸色有些发白。他心里清楚，今天他能收多少礼，不仅关系到这顿酒席能不能回本，更关系到他在这十里八乡最后的一点脸面。
前面几个亲戚随的礼都不多，两百、三百，最高的一个也才五百。大伯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夹着烟的手都有些微微发抖。
我和晓雅洗干净了手，并肩走到了礼账桌前。原本嘈杂的院子，在那一刻突然安静了下来。
不少乡亲都停下了筷子，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了我们。三年前那场二十块钱的闹剧，村里人至今记忆犹新。到了大伯家办事，大家都想看看，当年受尽屈辱的林家老二的儿子，今天会怎么回敬他的亲大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