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身人士养老的制度拼图：当信托管钱，谁来管人？

近期，一则90后单身人士将近9500万的数据登上热搜，与之而来的是，单身群体对独居老年生活的忧虑，成为频繁在社交媒体中讨论的话题。

据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的单身人口数量已达2.97亿，至2050年，临终无子女的老年人将达到7900万。与此同时，截至2025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失能失智老年人已达5300万。

如何拥有一个体面有尊严的晚年，是每个人都将面临的切身议题。这些年，特殊需要信托逐渐走进公众视野，成为为生活“托底”的一种特殊保障模式。不同于一般的信托模式，特殊需要信托主要面向失能失智老人、心智障碍者、残障人员等特殊需要人群，将合法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管理运用，资金主要用于为受益人提供日常需求、教育、医疗、康复、专业照料、养老、殡葬等相关专业服务。

当下，特殊需要信托在中国刚刚起步，在一场围绕“特殊需要信托”话题的线上研讨会中，多位与会人士提出，从现实操作层面看，“财产管理”相对容易，但面对个体生活的复杂性，当必须承担监护、照料、乃至医疗决策等重大责任，“特殊需要信托”不能仅仅狭隘理解为一种金融服务，它亟需家庭、社会组织、政府部门各方努力，完善各类制度设计，才能实现管人、管钱及监督服务等环节顺畅运转。

7月11日，浙江台州温岭市石塘镇东山村的党员志愿者来到东山村安置点，探望住在安置点的独居老人并给他们分发点心和饮用水。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年老失能，谁来担任监护人？

今年4月，家住上海黄浦区的81岁张先生与居委会、公证处签订意定监护协议，明确监护人在自己失能后负责家庭内部医疗、照护等决策，照料常住养老院的老伴及精神障碍患者儿子，他将资产注入信托账户，由信托公司按照《监护安排意愿清单》定向支付生活费、护理费等，实现“监护人管人、信托管钱、公证与居委会共同监察”的职能分工。

这是全国首例特殊家庭监护方案。自2023年，中国银保监会将特需信托列入资产服务信托，这一发源于美国的制度正式在中国落地，近年来，上海、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率先试水，“意定监护+特殊需要信托”正逐渐成为破解“特殊群体”无人照料和财产管理的保障模式。

从制度设计来看，特殊需要信托的原本目的是将“财产”转化为后续精细化的服务，但在中国，大量的信托公司不具备相关能力和资源网络，仅能担任财产管家，因此引入监护人制度，成为一线城市试点的首选。

建元信托养老服务信托业务部负责人左君超表示，从当下实践来看，信托公司基于免责的考虑，加之队伍专业性不足，尤其对于特殊家庭，如自闭症儿童、心智障碍人士家庭，在作为父母的委托人失能失智后，一旦无人再继续向信托公司发送指令，判断哪些是受益人需要的服务，信托公司主动提出有效决策较为困难，涉及医疗决策等重大问题，信托公司更无力承担临时监护人的责任。

受制于现实困境，具体个案中多采取“意定监护+特殊需要信托”的模式，即在法定监护人过世后，由意定监护人作为决策者，负责协调信托公司处理被监护人的各项事务。

但生活中谁来担任监护人，却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介绍，在中国，目前监护人主要为三类，一类由自然人担任，一类由社会机构或组织担任，还有一类由政府部门如居委会、村委会担任，即公职监护人。她认为，在“特殊需要信托”模式中，自然人作为监护人，背负过于沉重的责任，无法确保其始终作为理性人为被监护人争取最大利益；由社会机构担任监护人，则面临资质欠缺、服务标准、服务体系欠缺等问题，机构在作出针对被监护人的重大决策时也会担心正当性不足。从目前部分试点情况来看，公职监护人的实际案例中，基层也普遍反映心有余而力不足，具体相关责任划分仍待制度设计。

上海慧灵是一家长期服务智力障碍群体的公益组织，该理事长陈戎东认为，仅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分析，中国目前拥有监护牌照的社会组织数量稀缺，且对签订监护协议的收费较高，服务的可及性和可持续性仍有待评估。

左君超则提及了一项制度掣肘，根据民法典及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有财产的先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这些规定实际可能加重监护人负担，无形中提高了担任监护人的门槛。

北京朝阳区香河园街道蓝骑士驿站的配送员为一位独居老人送餐上门。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如何最大限度保障被监护人权益？

回到具体个案，在上海黄浦区全国首例特殊家庭监护方案中，81岁的张先生的监护方案确立了四级顺位，第一顺位是朋友王某，第二顺位是王某的儿子，第三顺位是社会组织，第四顺位是居委会，监护方案最终由公证处予以公证，这是意定监护制度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与会人士认为，在确定监护人之后，如何处理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张力和矛盾，如何识别受益人的真实需要，尊重其真实意愿和尊严，是要解决的另一个难题。

金锦萍认为，从原则上而言，即使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应充分尊重其自主意志，监护人应做支持性决定而非替代性决定，实际生活中，由授权约定的监护人来决定被监护人的生活甚至是生死，容易出现分歧、争议，因此建议委托人提前以遗嘱的形式，在能表达真实意愿的时候，做好充分的安排。

左君超也提及，在具体实践中，将根据长期尽调，最大程度反映委托人真实意愿，因此信托合同的制定周期往往会较长，多位与会人士也表示，为最大限度保障被监护人的权益，应给予特殊需要信托服务根据其长期需要实行动态调整的空间，给予监护人一定的自主权。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张先生的案例中，针对重大医疗决策，结合他的意愿，专门增设紧急医疗预嘱，并进行了公证。他还明确指定了首选的医院，列出了医院的先后顺序，同时规定监护人从信托中收益，监护时间越长，报酬越高。

“我们需要构建一种制度，对承担信任的监护人，确保对其行动产生驱动，同时又能免于道德风险，还能设立容错机制，否则可能会没有人愿意出来担任这样的角色。”金锦萍强调。

7月23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福缘养老院，工作人员帮助老人进行手部功能训练。 新华社发（梁子栋摄）

“不是花钱就能买到服务”

在具体个案中，“意定监护+特殊需要信托”的模式成为一种普遍尝试，但一个与会共识是，到了后端供给，中国当前能提供精细化服务的机构依然十分有限。

左君超表示，在信托合同生效后，一些信托公司需向照护机构或者服务机构付费，但监护人在寻找照护机构时，尤其是为残障人士，心智障碍患者等群体寻找提供服务的合适机构往往非常困难。

陈戎东也直言，对于一些特殊群体，能提供服务的社会机构仍然稀缺，“不是花钱就能买到服务”。他建议，应鼓励支持社会服务市场的发展，“当有大量可供选择的服务供应商出现，有多元丰富的供给，才能形成更牢固的社会安全网。”

值得关注的是，如何提供更丰富优质的服务供给，上海在养老服务信托中率先试破题，今年6月，上海银监局、上海市民政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市委金融办联合印发《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打造“意定监护+养老服务信托+养老服务机构”模式。上海市民政部门遴选优质养老服务机构，列出明确清单，老年人可通过养老服务信托选择相应的养老服务，由信托直接支付，从制度上实现监护人管人，信托管钱的目的。

左君超认为，这一尝试，值得特殊需要信托制度借鉴，未来能进一步覆盖心智障碍人群、残障人士等特殊需要人群。

多位与会人士强调，特殊需要信托不可狭隘理解为一款金融产品，而需要制度内外的共同构建。金锦萍提及，对于特殊需要人群而言，照护是系统性的社会问题，绝不可能靠私力救济就能解决，家庭、政府、社会组织需各自明确角色，承担责任，协同配合，才能最终有相对完善的照护机制。

在山东滨州市博兴县博华老年公寓，医护人员指导老人进行康复训练。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经济实力更弱的人群怎么办？

目前特殊需要信托尚未纳入信托法，但中国银保监会将其列入资产服务信托七大业务品种，被认为是官方鼓励其发展的积极信号。据《证券时报》2025年报道，中国开展特殊需要信托业务的信托公司已有20多家，产品超过100单。

从商业可持续性的角度而言，特殊需要信托虽普遍低于商业信托门槛，但也需要一定财力支持，其较高的收费及税费等门槛，也将更广大的不具备家庭经济实力的人群拒之门外，因而在中国的受众仍局限于高知和中产阶层。

从更广阔的制度层面而言，信托也依然缺乏明确的法定登记系统，受制于税制的影响。以北京通州区首单不动产信托案例为例，该案例中老人想把价值数百万的自住商品房转入信托，在受让环节，自然人转让给法人，其契税是个人持有的三倍；持有环节，因房子纳入信托公司名下，每年需额外缴纳房产税；未来处置时，房产需按企业所得税缴纳，增值部分达20%。三项相加，与个人直接持有房产相比，信托的额外总税负达数十万元，这直接消解了普通家庭的保障能力。

本次研讨会中，多位与会人士也反复强调，应考虑通过制度设计，将特殊需要信托变为更普适的公共服务产品。此外，还应持续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发挥其兜底作用。陈戎东提及，即使是设定照护计划，找寻监护机构，周期也相当漫长，收费较高，是否应考虑借鉴新加坡等国经验，由政府出资来提供一部分公共服务。

金锦萍则认为，特殊需要信托的目的，是为特殊需要的人群弥补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满足其基本需求之上的个性化需求服务，但当下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仍然欠缺，未来亦要考虑两者衔接，假设极端情况，信托的钱没了，人还在，也不应以曾拥有信托为名将其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蒋小天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