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文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瞿秋白烈士被害问题调查报告》《中共党史人物传》《项英传》《亲历者忆瞿秋白被俘就义真相》《陈铁健：多余的话与瞿秋白的心路历程》《张亮》《项英》《中共平反瞿秋白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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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晴空万里。
早上九点刚过，从长汀中山公园通往罗汉岭的那段路上，一位中年男子走得昂首挺胸，神态从容。
他先是用俄语高唱《国际歌》，唱完又改用中文再唱了一遍，声音在山间回荡，清澈得让押送他的士兵都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走到罗汉岭脚下，有一片草坡，阳光打下来，青草葱葱。
男子停下步子，回头扫了一眼四周，然后席地而坐，盘起腿，挺直脊背，向旁边的士兵微微点头，淡然开口说出人生最后一句话："此地甚好，开枪吧。"
枪声响了。这个人，死在自己挑选的那片草地上，年仅三十六岁。
他叫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
1927年八七会议后，他接替陈独秀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是继陈独秀之后党的第二任最高领导人。
他死得从容，死得体面，死得令在场的敌人都哑口无言。
然而这一声枪响，却是此后二十余年间，无数人命运的起点。
一个跟他一同被俘的女人，因为"出卖他"的罪名，在狱中苦熬了整整二十四年，申诉了无数次，没有一次得到回音。
另一个与他同行的女人，本应在战火中幸存，却消失得无声无息，连一块墓碑都没有。
而那个传说中的枪，那把据说"怒杀叛徒之妻"的枪，究竟有没有扣下扳机？
直到1979年，有人在一堆尘封多年的旧档案里，翻出了一张发黄的旧报纸。
纸张已经脆得一碰就碎，但上面那行铅字，却把压了四十四年的真相，一个字一个字地推了出来……
[一]【一支走不快的突围小队】
要说清楚这桩往事，得先把时间拨回到1935年2月初。
那个时候，中央苏区的形势已经危如累卵。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部队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离开了苦心经营多年的根据地。
留在苏区的，是大约一万六千余名机关人员和游击力量。
而敌军此刻正从四面八方向苏区腹地推进，一个县城接着一个县城地沦陷，留守的人们，前无去路，后无退路。
中央分局做了一个决定：把几名年老体弱、无法参加游击战的重要干部，设法护送出去。
目的地是香港，或者上海，先隐蔽起来，待时机合适，再开展地下工作。
被点名转移的，一共五个人。
第一个，是瞿秋白。
他患肺结核多年，到了1935年初，病情已经相当严重，走路都气喘，更不用说翻山越岭打游击了。
第二个，是何叔衡。
当年已经五十九岁，是中共最早的五十三名党员之一，也是中共"一大"代表。年纪摆在那里，行动已然迟缓，实在不适合在山里打转。
第三个，是邓子恢。
他的任务稍有不同，是去永定县接手当地游击工作，属于"顺路"一起走的一段。
还有两个女同志，一个是张亮，项英的妻子，当时已有六个月的身孕，肚子里揣着孩子，长途跋涉对她来说是非常大的考验；另一个是周月林，梁柏台的妻子，时任中央政府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团十七名成员中唯一的女性，在苏区颇有地位与声望。
这五个人凑在一起——病的病，老的老，孕的孕，真正身强力壮、跑得动的，也就邓子恢一个。
1935年2月11日，这支队伍从江西会昌县小密村出发，几十名武装护送人员随行，全员扮成香菇商人及其家属的模样，向福建方向转移。
此后辗转前行，在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的安排下，在长汀四都镇汤屋又停留了两晚，接受了进一步的护送安排。
万永诚出了一个办法：让瞿秋白等人假扮成被红军俘虏的普通商人，护送的警卫则换上国民党军服，以"押送"的名义带着他们穿越封锁线，向永定县境继续推进。
这个方案，是一个应急之策，不是万全之计。
2月24日清晨，队伍东渡汀江，抵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一带。
那天下着雨，大家都走得疲惫，便找了几户老乡的房子歇脚，烧火烘衣，煮了些稀饭充饥。
谁也没想到，就是这灶膛里冒出来的那缕炊烟，把敌人引了过来。
驻扎在水口一带的国民党保安十四团二营，发现了山上的异动。
一场激战就此爆发，打了约一个时辰，护送的队员被打散，整个队伍顿时乱了阵脚。
何叔衡在混战中滚下山崖，当场壮烈牺牲。邓子恢熟悉闽西地形，趁乱突出了包围圈。
瞿秋白、张亮、周月林三人，躲进了山脚下的树丛和草丛里，却没能逃过搜山的敌人，被一并抓获，押往敌营。
就在那片草丛里，三个人抢着商量好了各自的口供。
瞿秋白化名林琪祥，自称是上海来的医生，被红军强征，做了一段时间军医。
张亮化名周莲玉，自称是香菇商行的老板娘，被红军裹挟而来。
周月林化名陈秀英，自称是红军医院的护士，大部队撤走、医院解散后正准备回闽西老家。
三个人把口供捋了又捋，细节对齐，语气练熟，然后静静等待第二天的审讯。
第二天上午，敌营部对三人展开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审问。
三个人按着事先商量好的口径，一字不差地应对，没有露出破绽。
敌方见审不出什么东西，便将他们作一般俘虏处置，暂时羁押，并未引起特别重视。
瞿秋白在羁押期间，以"林琪祥"的名字，悄悄写了一封信寄往上海，托弟弟周建人转交给鲁迅和妻子杨之华，请他们想办法设法保释。
与此同时，鲁迅已经通过旁的渠道得知了消息，和杨之华一起四处奔走，托人张罗保释的事宜——筹措铺保、打通关系，一切都在悄悄推进。
事情似乎正在往好的方向走。
只是谁也不知道，在这段表面平静的时间里，命运的齿轮已经悄悄转向了另一个方向。
[二]【那张尚未落定的保释单】
被捕之后的日子，瞿秋白以"林琪祥"的身份在敌营部的关押所里撑着。
他的肺病本来就重，被俘时又在山里颠沛了大半夜，加上审讯时要强撑精神，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敌方见他气色不好，偶尔也给些药物，算是一种"人道"的姿态——毕竟谁都想多留着这个人，看看他究竟是大鱼还是小鱼。
而张亮和周月林，境遇稍有不同。
上杭县城有一个姓赵的糖果店老板，新近丧偶，看中了张亮这个人，不嫌她怀着身孕，托人说项，花钱将张亮保释了出来。
周月林也碰上了一个机会——有个李营长的堂弟媳妇将要临产，身边缺个懂医护的人，周月林因为自称曾给红军当过护士，便被借保出狱，去照料那家产妇。
两个人就这样先后离开了关押所，各自东躲西藏地在上杭一带熬日子，心里等着找到组织，等着鲁迅和杨之华那边的保释有了结果。
但没等到。
两个月后，张亮和周月林被重新抓回了上杭监狱。抓回来的原因，是敌人在这段时间里，已经起了疑心。
一个自称是医生的人，随身带着不少现金，还有一把手枪，气度不凡，谈吐不俗——这些细节，让敌方的疑虑越来越深。
加上种种侧面的消息在流传，审讯的人开始重新把目光锁定在"林琪祥"身上。
就在这个时候，鲁迅那边已经张罗好了铺保手续，租好了一套公寓等瞿秋白出狱来住；杨之华也托到了一个牧师，正准备最后一步。只差几天，保释也许就能成。
但消息传到上海，已经来不及了。
杨之华看到报纸那一刻，脱口而出："秋白不能活了。"
[三]【枪响之前的四个月】
身份暴露之后，瞿秋白被从上杭转押至长汀，关入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部的一间厢房。
蒋介石对这个人显然有所顾忌，没有立刻下令处决。
此后近两个月，国民党方面轮番派人，或以软语劝降，或以高官厚禄相诱，试图让瞿秋白开口声明反共，甚至只需要一个态度的表示就够。
蒋介石在得知瞿秋白被俘后，亲自召集高层会议商量处置之策。会上，有人主张杀，有人反对。
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说，瞿秋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不应该杀；戴季陶则力主立刻处决，他说中国青年，死在瞿秋白思想下的，不止几千几万，这样的人不杀，要杀谁。
最终，倾向于先劝降的意见占了上风。
劝降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国民党中统局训练科科长王杰夫，专程从南京赶到长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前后做了整整六天工作，换来的是瞿秋白的一句正告："人爱自己的历史，如同鸟爱它的翅膀，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劝降无效，蒋介石6月2日给蒋鼎文发去密令：就地处决"瞿匪秋白"。
宋希濂接令后，留了几天，又安排了最后一批说客。依然没用。
6月17日，宋希濂派参谋长去瞿秋白住处，传达最终决定：次日上午执行。
瞿秋白面色如常，当晚写完了最后的文字，然后安睡。
第二天，6月18日上午，宋希濂为表示对这位曾经的老师的最后一点尊重，在执行前安排了一桌酒席，置于长汀中山公园的凉亭前。
瞿秋白独自坐下，把几碟小菜、一壶酒，从容吃完，神色与往日无异，谈笑自若。
酒毕，起身，出公园，沿路高唱《国际歌》，从中山公园走到两里外的罗汉岭。
到了那片草坡，停下，席地而坐，环顾四周，微笑点头，说了那句后来被无数人记录下来的话："此地甚好！"
随即高呼口号，然后命令士兵开枪。
瞿秋白就义的消息传出去之后，整个党内陷入巨大的悲痛与震动之中，也随之带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绕不开的问题——他是怎么暴露的？是谁出卖了他？
答案没有现成的。有的只是一个最直接的线索：跟他一起被俘、又一起活着出来的，是两个女人——张亮和周月林。
她们，成了这个问题最顺理成章的答案。
[四]【那个背了一辈子黑锅的女人】
从1935年到1938年，张亮和周月林在龙岩监狱里待了整整三年。
国民党以"共匪坚定分子"的罪名，对两人各判处十年徒刑。
就是在那间阴暗的牢房里，张亮生下了和项英的儿子，取名项学成。
周月林则充当了整个分娩过程里唯一的助手，两个女人相互扶持，把这个孩子平安带到了世上。
1938年5月，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局面形成，闽西局势有所松动。
周月林丈夫的旧日故交陈士明，此时在龙岩国民党党部担任要职，他借着两党合作的时机，托人打通关系，将张亮和周月林一并保释出狱。
出来之后，两人分道而行。
周月林想找组织，辗转到了武汉，却发现过去的关系全断了，认识的人不是牺牲了，就是杳无音讯。
走投无路，她回到了上海，回到那条她年少时熟悉的黄浦江边，才知道父母早已不在人世。
那一年她才三十二岁，已经精疲力竭，迫于生计，嫁给了一个贫穷的船工，就此过上了普通人的日子。
张亮的路，走得更艰难。
她出狱的时候，兜里没什么钱，带着一个才三岁的孩子，身上穿的还是进监狱时那套旧衣裳。
她要找的人，是自己的丈夫项英——此时的项英，已经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是新四军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正驻扎在皖南。
从闽西到皖南，那是几百里路。张亮带着孩子，靠双脚一步一步走，一路打听，一路寻找。
她瘦成了皮包骨头，脸色蜡黄，原本白白胖胖的一个人，走到项英面前时，简直认不出原来的模样。
然而，她迎接到的，不是丈夫的怀抱。
而是一双冷得像陌生人的眼睛，和一句开门见山的质问。
这一问，问出了张亮三年的委屈，也问出了她此后所有的噩运。
此后的事情，在流传了几十年的各种说法里，越传越烈——有人说，项英不由分说，当场拔枪，一枪击毙了自己的妻子。
这个说法，在此后数十年间，被反复讲述，越传越像真的，甚至出现在了一些正式出版物上。
而另一边，关于周月林的故事，也在悄悄走向一个更沉重的方向。
1955年，是瞿秋白就义二十周年。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上书中央，要求追查出卖瞿秋白的叛徒，为丈夫讨一个公道。
有关部门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调查。
张亮，在外界的口中，早已"死于项英枪下"，成了铁案一桩。所以调查的目光，自然就集中到了还活着的周月林身上。
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命令，将周月林逮捕。
那天，周月林正在家里。公安人员出现在门口，她没有反抗，也没有慌乱，只是说了一句：我没有出卖瞿秋白。
没有人相信她。
调查、侦办、审讯，足足拖了十年。
1965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正式刑事判决：判处周月林十二年有期徒刑。
刑满后，因"罪行重大"，她依然未能获释，被继续关押在狱中。
1969年，她又被转押至山西榆次女子监狱，继续接受劳动改造。
二十四年，就这么一天一天地熬着。
她一直在申诉。一次又一次地写材料，一次又一次地等待回复。没有一次得到回音。
周月林心里清楚，她没有出卖瞿秋白。那场被俘，她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说了什么、没说什么。
她经历了敌人的审讯、严刑，从来没有开口透露一字党的机密。
她也记得，当时张亮同样守口如瓶，靠着一个"商行老板娘"的身份撑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盘问。她们两个人，都不是叛徒。
但谁听呢。
1979年，她已经七十三岁了，头发全白了，身体越来越差，眼睛也花了。
就是这一年，她再次提笔，写下了人生中又一份申诉书，寄出去，等着，和过去每一次一样，等着那个也许永远不会来的回音。
只是这一次，有些不同。
这一次，有关部门认真对待了这份申诉。他们决定，对瞿秋白一案进行重新核查。
就在这个时候，一份被埋在故纸堆里的旧材料，被人翻了出来，放在了办案人员的案头上。
那是一张发黄的旧报纸，纸张已经脆了，上面的铅字却还清晰可辨——当工作人员看到那个标题的那一刻，整间屋子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那几个字，安安静静地印在那里，却像一把锥子，直直扎进了所有人心里——而那份沉甸甸的答案，那个足以推翻所有"定论"的真相，也终于在这一刻，从四十四年的黑暗里，开始缓缓浮出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