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帅飞：再忆红军强渡大渡河的生死时刻》、人民网《“强渡大渡河” 他是第一船掌舵船工》、《强渡大渡河背后的船工义举》、《石棉县志（1911—1990）・人物篇》、《安顺场船工史料汇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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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春，大凉山深处，解放军剿匪部队正在收拢俘虏。
人群里有个独眼老头，身上裹着破烂的察尔瓦，脸上刀刻一般的皱纹叠着说不清来历的伤疤，两腮凹陷，浑身透着被生活碾压过的痕迹。
战士们把他和一群匪众推进审讯室。
他沉默着，不辩解，也不哭嚎，眼神深沉而平静，与旁边那些蛮横叫嚣的土匪截然不同。
直到审讯员耐着性子开口问他姓名，他才缓缓抬起头，声音沙哑，清清楚楚说出三个字：帅仕高。
这三个字像一块石头丢进了平静的水面，炸出了巨大的涟漪......
【一】绝地天险：大渡河前的困局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已行进将近八个月。
这八个月，是一部不断压缩的计数表。
从江西出发时的八万余人，到这时已锐减至不足三万。
每一次宿营，都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继续行军；
每一次转移，都意味着与追兵之间的又一轮生死竞速。
翻越山岭、跋涉泥泞、缺衣少粮，这支部队用脚板丈量了中国西南大地上最艰险的那段路，每一步都踩在悬崖边缘。
渡过金沙江之后，蒋介石意识到红军正向北突围，立刻在贵阳紧急部署，将原本散布各省的重兵重新整合，从南面和东面再度形成合围之势。
与此同时，大渡河以北的四川军阀刘文辉部，早已在渡口一线布下碉堡阵地，枪口对着南岸。
两路封堵，将红军死死钳住。
蒋介石给各部发出的电报，措辞极为自信。
他要在大渡河南岸，将这支部队一举全歼，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这个比喻不是随口说的。
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4万余人马，由云南入川，抵达紫打地（今四川省石棉县安顺场）一带。
大渡河横亘眼前，渡口无船，后有清军紧追。
石达开在河边困守了整整一个多月，粮草断绝，援兵不至，最终全军覆没，翼王本人被押至成都凌迟处死。
同一条河，同一片险地，蒋介石将同样的剧情按在了红军身上。
大渡河是岷江最大支流，两岸峭壁耸立，水面宽逾三百米，底部暗礁密布，水流斜向湍急，漩涡连绵不绝。
5月正值汛期，上游降雨量陡增，河水流速较平时翻倍，浪头高耸，翻滚作响，即便是晴天白日，老练的船工驾船也可能翻覆，遑论夜间强渡。
当地船工有一句口口相传的话："5月涨水不渡船。"
不是迷信，是用一条条人命攒出来的经验。
就在这样一条河面前，红军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困境。
国民党川康军阀刘文辉奉蒋介石之命，早已将大渡河沿岸南岸所有渡河船只收缴一空，全部转移至北岸或直接销毁，同时将沿河粮食搬运一空，沿岸房屋能烧的烧，能拆的拆，彻底实行"坚壁清野"。
红军抵达大渡河南岸之时，放眼望去，渡口空寂，南岸已无任何可用之船，对岸是刘文辉第二十四军的碉堡阵地，枪炮森然，严阵以待。
南面，是蒋介石中央军薛岳、周浑元部的几十万追兵，正在一步步压缩包围圈。
北面，是险恶的大渡河。左边没有路，右边没有船。
这支疲惫之师被逼到了历史的一个死角里。
1935年5月24日傍晚，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率领红一师红一团，经过80多公里的紧急急行军——途中借道彝海，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结义，冒雨翻山——赶到距安顺场仅5公里的马鞍山。
当晚，团长杨得志率第一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夜间突然发起攻击，经过不到30分钟的激战，击溃川军两个连，占领安顺场渡口。
夺下安顺场，迈出了第一步。
但摆在眼前的问题依然如山：没有船，过不了河；没有熟悉这段水文的船工，有船也枉然。
二连指挥员黄守义带战士沿河摸索，在大渡河下游距安顺场约200米处，发现了守敌营长赖执中留下来准备自己逃跑用的那条小船——赖执中临走前烧了街上的渡船，却偷偷留了一条备用，并派一个班看守。
战士们用机枪向空中打了一排子弹，随即跳入河中，将船夺了过来。
整条河，就这么一只船。
有了船，还需要人。
这条翘首木船，外地人根本不敢开。
大渡河5月汛期，水流走向极为复杂，暗礁随处可见，稍有不慎就会触礁倾覆。
这条河，只有从小长在岸边、熟悉每一处水情礁石的本地船工，才能驾驭。
在这紧要关头，一个名字被当地老乡说了出来：帅仕高。
【二】一撑篙杆，惊天一渡
帅仕高，生于1911年，四川省石棉县安顺场镇人，当地人叫他"帅老幺"，排行最小。
自幼跟着父亲在大渡河上学撑船，十来岁便已独立驾船，至20岁出头，已是安顺场渡口一带公认的"船老大"。
他熟悉大渡河每一段水情，知道哪里有暗礁、哪里有漩涡、5月涨水时走哪条线路最安全、靠岸时船头应该往哪个方向侧。
这些经验，不是书本能给的，是他从童年起一次次在河上摸爬滚打才有的。
1935年5月24日深夜，安顺场的细雨还没停。
帅仕高透过门缝，看到了连夜占领安顺场的这支部队：衣衫破烂，打着补丁，穿着草鞋，有些年纪看起来很小的战士，甚至没有枪杆子高。
红军敲门，向他表明身份，说明来意，没有任何强迫，只是据实相告：部队需要过河，希望他能帮忙。
帅仕高在门里听了一阵，迟疑之后，把门打开了。
他在大渡河边长大，见过国民党军队过境时烧杀抢掠，粮食说拿就拿，牲口说牵就牵。
眼前这支部队，一人一夜宿在街边，没有踢开过一扇门，没有动过他家的任何东西。
这对帅仕高来说，是比任何语言都更有说服力的实证。
他当晚请红军战士进屋避雨，连夜帮忙联络其他船工，约好次日凌晨出发。
与帅仕高一同参与首渡的船工，还有张子云、王有刚、郑本利三人，共计4名船工，为这次强渡掌舵摆渡。
1935年5月25日清晨7时，强渡大渡河正式开始。
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南岸前沿阵地，直接指挥渡河作战。
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从第二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由连长熊尚林担任队长。
17名勇士每人携带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颗手榴弹，以及部分作业工具。
船推下河，帅仕高抓起篙杆，站到船头。
那一刻，南岸的红军战士们全都屏住了呼吸，望向那条小船渐渐没入晨雾之中。
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渡河。
炮兵连长赵章成手边只有3发炮弹，既无炮架，又无瞄准镜，完全靠目测经验计算弹道。
他沉着开炮，连续两发命中对岸碉堡，摧毁了川军两处主要火力点，北岸的密集射击瞬间被压制。
但这种压制只是暂时的。
当小船划入河道中央，敌人重新组织火力，枪声炮声从对岸碉堡内喷涌而出。
子弹在船帮上打出一排水花，炮弹在船侧不远处的河面炸开，掀起巨大水柱，船体剧烈摇晃。
帅仕高手中的篙杆紧握不放，腰身微沉，把持住船身，继续向前推进。
船到河中段，被急流斜推向一处礁石——那块礁石叫"尖石包"，突出水面，四周全是漩涡，船若撞上去，船毁人亡。
帅仕高和另一名船工几乎同时判断出危险，毫不迟疑地跳下船，在湍急的河水中，用肩膀和身体顶住船身，把船从礁石边强行推开，其他船工用船篙死死把住船体，整只船在人力的推顶之下，重新回到河道中线。
靠近北岸时，川军从岸上冲下来反扑，情势万分危急。
南岸的杨得志再次命令赵章成开炮，两发炮弹正中川军队伍，敌人当场溃散。
17名勇士飞身跳上北岸，甩出手榴弹，端起冲锋枪，向敌人发起猛攻，迅速占领了北岸渡口工事。
从推船下水，到控制对岸渡口，整个渡河过程不过数十分钟，但这数十分钟，足以改变中央红军的命运。
首渡成功之后，后续工作随即展开。
红军在北岸搜寻到另外3只破损的渡船，组织修复，同时由帅仕高牵头，在安顺场周边继续召集船工。
消息在渡口沿岸散开，更多船工陆续赶来，有的是被帅仕高亲自登门请来的，有的是听说红军纪律严明，自己走来的。
最终，参与此次大规模摆渡的船工总计达到77名。
此后7天7夜，这77名船工四班倒，换人不换船，日夜不停歇，将7000余名红军战士一批批送过了大渡河。
7天，7000人，一条河，77名船工。
渡口沿岸，大渡河水声震天，帅仕高的手掌已经磨出了血泡，破了又结，结了又破，他从未要求停下来休息。
红军炊事员用部队自带的口粮为船工们做白米饭，帅仕高后来回忆，那几天是他当时吃得最饱的几天——一碗接一碗，整整吃了三大碗，"那时候平常吃不上白米饭"。
红军北上之时，彭德怀亲自托人打听，记下了"帅老幺"这个名字，并将8块大洋交给帅仕高，作为对船工们参与摆渡的酬谢。
【三】一夜逃命，17年杳无音讯
红军北上，大渡河渡口重新寂静下来。
但帅仕高不知道，属于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蒋介石在接到大渡河防线被突破的消息后，恼羞成怒。
他一面宣布给负责大渡河防务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剿赤不力，予以重处"，一面严令刘文辉彻查帮助红军渡河的所有相关人员。
那个留下渡船、导致防线出现漏洞的安顺场守军营长赖执中，被立即枪决。
消息传回安顺场，帅仕高正在渡口边忙着。
一个好心的亲戚跑过来拉住他，低声说了两句话。
帅仕高抬起头，看了看对岸的方向，脚下没有停顿，把手里的活交给旁边的人，转身走了。
他没有回家。
他不敢回。
他知道，抓捕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他。
他托人辗转把消息带给其他几个帮过红军的船工，让大家各自逃命，然后自己消失在了安顺场的街道尽头。
他想追赶红军，想跟着北上，但红军走得太快，大山深处道路不通，他追不上。
敌人随后大规模清查安顺场。
帅仕高跑了，他们就把帅仕高的父亲抓了进去，在监狱里关押了整整3个月，受尽折磨。
出狱之后，老人身体一蹶不振，几年后带着对儿子的无限牵挂，离开了人世。
帅仕高的母亲不久后也相继去世。
他的兄姐则顶着"通匪"的罪名，在极度惶恐中艰难度日，不知何时会再遭横祸。
帅仕高什么都不知道。
他在逃命，他在躲藏。
起初，他辗转在大渡河沿岸的山沟里打短工，不停迁移，不停换地方。
时间长了，他开始向深山走，越走越远，最终走入了当时被外界称为"化外之地"的大凉山深处——那是彝族聚居的山地腹心，汉人轻易不敢进，进去了也难出来。
帅仕高进入大凉山之后，被一户彝族地主家收留，当了奴隶。
大凉山的彝族社会，在1950年代民主改革之前，完整保存着一套古老的奴隶制度。
这套制度严格按照血缘关系将人分为五个等级：兹莫（土司）、诺合（黑彝）、曲诺（白彝）、阿加（安家奴）和呷西（家内奴）。
其中诺合是最主要的统治等级，约占总户数的6.9%，却统治着大凉山90%的地区。
被抓来或被买来的汉人，被称为"娃子"或"汉奴"，地位连同牲畜并列，主人可以随意买卖、转让，甚至处死。
帅仕高在这套制度里，连最低的等级都算不上。
帅士高刚到村寨的时候，还不知道这里的规矩，他天真的以为自己只是来打工的，干完活就能拿钱离开这里。
可第二天，他就发现情况不对了。
他被安置在草料间里，睡稻草堆，吃残羹剩饭，从天亮干到天黑。
他试图逃过，逃跑的代价是被打断腿或更严重的惩罚，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有伤，根本跑不远。
据多份史料记录，他曾数次尝试，均被抓回，每一次都换来更严苛的对待。
长期睡在潮湿的地面上，加之伤病侵袭，他的右眼视力日渐恶化，最终几近失明。
就这样，在大凉山深处的某个彝族部落里，帅仕高一躲，就是17年，被迫成了一名奴隶。
这17年，安顺场没有他的消息。
他的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是死是活。
刘伯承和彭德怀，两位当年在安顺场指挥渡河的元帅，也在寻找他。
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多当年帮助过红军的船工陆续回到了家乡，分到了土地和房子，逐渐安定下来。
唯独帅仕高，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彻底杳无音讯。
1952年，这件事终于有了转机——但方式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四】一个独眼老人，说出了那三个字
1952年，大凉山剿匪正处于最艰难的阶段。
西康军区副政委鲁瑞林率部深入大凉山，执行剿匪平叛任务。
大凉山地形复杂，山高林密，部分国民党残余势力与当地旧式武装相互勾连，形成大大小小的土匪据点。
剿匪部队每肃清一处，就做一次宣传工作，尽力把群众发动起来。
但彝族聚居地区有一个极大的困难：语言不通。
解放军指挥员绝大多数不懂彝语，审讯俘虏时根本无从开口，宣传政策时也举步维艰。
这一天，部队清剿了大凉山深处的一个据点，押解了一批俘虏。
人群里，有个独眼的老头，披着破烂察尔瓦，头发蓬乱，脸上刀刻一样的皱纹里嵌着说不清来历的风霜，两腮凹陷，浑身透着被岁月碾压过的沉重。
他跟着那群俘虏站在那里，沉默，不辩解，也不叫嚷。
旁边几个真正的土匪还在蛮横喧嚷，他却像是早就从世界上断掉了什么联结，静静地站着，目光落在不知什么地方。
指挥员正为语言不通发愁，这个独眼老头突然开了口：他说自己既会汉话，也会彝语，可以帮忙做翻译。
这一句话，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引了过来。
他果然能说，也能听，帮着翻译了一阵，配合得出乎意料地顺畅。
事情结束之后，指挥员开始例行询问他的姓名和来历。
他沉默了片刻，缓缓抬起头，用沙哑的声音说出了三个字——帅仕高。
这三个字落地的那一刻，在场参加过长征的老兵，全都愣住了。
消息立刻上报。
鲁瑞林反复核对手头的长征史料，对那段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的历史记录，逐条比照。
帅仕高就站在那里，一五一十讲述17年前的事：1935年5月24日深夜，红军敲门，他开了门；
5月25日清晨，他撑起篙杆，驾船冲进了大渡河的枪林弹雨；
此后7天7夜，他和77名船工把7000多名红军战士一批批送过了河……
没有任何一处细节对不上。
当帅仕高说完，鲁瑞林久久没有说话。
而当确认消息的电报从大凉山深处发出、送达上级，彭德怀看到那个名字的那一刻，他的反应，让旁边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个发现，远比任何人预料的都要沉重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