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小喇叭的故事

小喇叭，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农村里最为普遍的小物件，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小喇叭约一尺见方，刷成红色黄色的都有，中间是圆形镂空，带有五角星图案，少数小喇叭下面还印一行字：毛主席万岁！属于典型的时代物件。小喇叭挂在墙上，上面一根铅条线连着屋檐下通往每家每户的主线，下面一根同样是铅条的地线直通地面，插进土里。每天早中晚三次，《东方红》音乐一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便可以通过这只小喇叭了解到外面的“动静”了。
我和小喇叭的故事，大体上有三个，个个精彩，不信你往下看。
故事一：偷听被罚
小喇叭是主动把声音送到千家万户的，干嘛要偷听呢？你听我慢慢说，急了说不明白，更听不明白。
那时候的农村里，能称得上文化的东西真的很少，露天电影一年到头就那么几场，走村串户的戏班子来去匆匆，唯有家家户户墙上挂着的小喇叭，不管你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少，它每天准点响起，把外面的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往你耳朵里面“送”，所以，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它。小喇叭的听众大体上分为三类：实用型，这类听众最广谱，一般都是撸起袖子、挽起裤腿的农民，他们最爱听的节目是“天气预报”，1981年土地下户后，夏收秋收两季，保粮是第一要务，农民们要根据天气预报安排农事；娱乐型，这个类型的听众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农民，他们听广播，最感兴趣的就是刘兰芳的评书，他们三五成群，或坐在磨槽上，或坐在三条腿的小板凳上，嘴里吧嗒着烟袋杆，静静地听刘兰芳的评书。每当听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后，他们便顺着评书里的情节互相议论起来，有的眉飞色舞，有的煞有介事；消遣型，因为文娱项目匮乏，听广播成了许多年轻人了解外面世界、打发无聊的唯一渠道，我就是其中之一。1986年，我高考落榜，成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小喇叭成了我唯一消遣解闷的“伙伴”。小喇叭里面的节目不是很丰富，首先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紧接着是省电台的新闻节目，排在第三的是县电台的新闻节目，最后才能安排一点听众点播、评书之类的文艺节目，总共2个小时。记得那年秋天，我家的小喇叭不肯响了，往地线上浇水也不行。巧的是县里通往乡里的广播线正好从我家草房子屋顶上过，不算很高，拿跟竹竿就能够到。于是我突发奇想，把自家小喇叭上面的那根线剪下来，再接上一根长长的细铅条，铅条前面弯个钩，简单缠在竹竿上，然后就挂在了屋顶上的广播线上。这下好了，我家的小喇叭一下子就成了庄子上最响的一个。第二天，乡里的广播线路维护员就来我家，把我家的小喇叭摘走了。后来经过协调，被罚款五毛，并保证下次不会再犯，才把我的小喇叭要了回来。
故事二：一个没有兑现的道歉
1986年夏天，高考落榜，我整日闷在家中，心里堵得慌，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更不想下地干活，只能靠着墙上的小喇叭打发时间。一天晚上，我一时兴起，写信寄到“沭阳人民广播电台”，想点播一首钢琴曲。受当年条件限制，电台找不到我想要的曲子，只能换成别的播出。由于没能如愿，加上心里不痛快，我又写了一封信，措辞有点大，“味道”有点冲。信寄出后，本以为会石沉大海，没想到一个星期之后，一封电台的回信送到家里，是王老师亲笔信。薄薄一页信纸，语气温和宽厚，耐心解释缘由，没有半句责备。我捧着信纸站在喇叭底下，心里五味杂陈。感慨电台对待普通听众如此用心，又为自己过激的言语满心羞愧。那时候，我只乡下一位普通的老百姓，虽然有给王老师道歉的想法，但缺少勇气。虽然后来因为工作上的事情，经常与王老师照面，但是，“道歉”两个字我一直没有说出来，这份愧疚，就这么藏在心底，一晃数十年。万一王老师看到我这篇文章，就算是我向您道歉了，可以么？
故事三：冥冥之中的天意
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后来的工作岗位竟然和这只朴素的小喇叭有着必然的关联。
高考落榜之后，我闭门在家，不愿出门与人交往，每日里准时响起的广播，是灰暗日子里仅有的亮光。我时常认真收听沭阳新闻、沭阳生活栏目，每当听见“本台通讯员赵登亚报道”、“本台通讯员王德法报道”，我私下里就会想：他们报道的东西我也能写。于是，我就学着听来的消息、通讯等题材，拿起那支差点被我扔了的钢笔，把身边的人和事写在了本子上。
1987年底，乡里召集我们同届的十五名高考落榜生，安排撰写乡村调查报告，我的文稿得到认可，被临时安排在乡政府办公室做一些简单的文字工作，从此，我开始正式接触新闻报道工作，小喇叭里经常能听到我的名字了，这在十里八村可是一件很露脸的事情。从此，我的心头一扫往日的阴霾，干什么都信心十足。特别是每一次从小喇叭里听到“本台通讯员丁强报道……”后，都会信心百倍。我清楚的记得，我走上社会拿到的第一个奖状，是沭阳广播电台颁发的优秀征文三等奖，第一张稿费通知单也是沭阳电台寄来的。后来，我又多次参加电台组织的培训，赵台长、葛台长、陈君华、孙华总编等前辈对我们倾囊相授，还逐字逐句帮我们修改稿件，使我们的新闻写作水平有了很大长进，也为往后数十年的文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5年，通过报道员代表的努力，和县委宣传部领导的支持，我正式成为乡镇聘干性质的新闻报道员，从此成为一名有了“编制”的人员。
如今快半个世纪过去了，小喇叭已然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老物件，但是，它当年顺着电线飘向千家万户的声音，还有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