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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试点骑手等红灯不扣配送时长,多地立法加强平台算法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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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的一项针对外卖骑手的新政备受外界关注: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通过交管部门与各平台的数据互通互换,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为骑手“松绑”,从算法源头减少骑手送餐时间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

这项举措是地方推进平台算法治理、完善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一个缩影。南都记者梳理发现,深圳、厦门等地已陆续出台地方性法规规章,要求平台企业公开算法规则,同时平台在修改算法制度前,应吸纳工会与劳动者意见。

有观点认为,苏州数据互通模式受政务数据管理、个人信息保护条件的约束,难以大范围复制,新业态行业算法治理仍需补齐跨部门协同、数字化统一监管等短板。

在劳动与社会保障法领域学者、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班小辉看来,平台规则更新告知、动态评估和持续监督等长效机制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如平台调整算法或者相关劳动规则后未能及时、充分告知,可能影响劳动者对规则的合理预期以及申诉救济。

班小辉建议,算法治理离不开多方共同发力。针对平台用工法律关系复杂、劳动规则与算法运行相互交织的特点,可进一步健全跨部门信息共享、联合研判、线索移送和执法协作机制。


太原, 一名骑手在送餐路上。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革除传统外卖配送“一刀切”的计时算法弊端

长期以来,外卖骑手因迫于配送时间紧张的压力,冒险闯红灯、抢灯、逆行等危险举动较为常见。

苏州公安交管部门表示,苏州在全国首创暖心交管新举措,将外卖骑手路口红绿灯等待时间正式纳入配送计时体系,从而让骑手"等得起"红灯,进一步养成安全文明出行习惯。该项新政将于今年8月初,率先在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开启试点。

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臻介绍,以往,外卖配送时长仅核算骑行路程、路途耗时,骑手等红灯、正常合规等候的时间等因素未被考虑在内,导致部分骑手为抢时效,被迫冒险违规通行,存在交通安全风险。苏州此次出台的交管新政,将打破传统外卖配送“一刀切”的计时算法弊端,从制度根源上消除骑手“守法就超时、抢行保收益”的两难困境,让骑手敢停车、愿等灯、守规矩,从容遵守交通规则。

具体执行上,交管新政落地后,交管部门将打通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即时配送平台的运营数据通道。其中,全国首创将路口等红灯时长计入配送订单时长,并配套实施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从算法根源上缓角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

这项政策发布后,随即引发网友广泛热议,有网友建议,这一模式应推广到网约车、城市货运等更多新业态群体。也有观点认为,数据互通模式受政务数据管理、个人信息保护条件的约束,难以大范围复制,新业态行业算法治理仍需补齐跨部门协同、数字化统一监管等短板。


一名外卖员在河南焦作市温县街头骑行,为顾客送餐。 新华社发(徐宏星摄)

地方立法要求平台公开算法规则、听取劳动者意见

此前,曾有骑手坦言“不闯红灯,一半的订单要超时”,这也意味着,在平台算法规则之下,很难有骑手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规。

为推动平台算法公开和算法治理,2024年11月,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开展“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提出防范盲目追求利益侵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严防一味压缩配送时间导致配送超时率、交通违章率、事故发生率上升等问题。同时,专项行动还提出“详细公示时间预估、费用计算、路线规划等算法规则”,搭建畅通的申诉渠道,及时受理劳动者因交通管制、交通事故、恶劣天气等不可控因素导致的配送超时等申诉。

各地也陆续出台法规规章,解决新业态领域算法治理等问题。今年1月1日,《厦门经济特区网约配送员劳动权益保障若干规定》实施,这也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网约配送员权益保障的“小切口”立法,其中明确要求企业向网约配送员公开算法规则、建立申诉机制,为网约配送员群体纾解“算法困局”。

同时,上述《规定》还提出,企业制定和调整算法内容时,应当征求工会和网约配送员代表的意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建立全市统一的网约配送员管理和服务信息系统,对算法规则、行业发展趋势等进行智能监测。

今年3月实施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决定》也明确,企业制定或者修订订单分配、计件单价、抽成比例、报酬构成以及支付、工作时间、奖惩等直接涉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制度规则和平台算法,应当充分听取工会组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的意见建议,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此外,市、区网信部门应当会同行业主管部门,依据有关规定指导和监督企业科学合理制定或者修订平台算法规则。

除深圳外,今年6月公布的《辽宁省阜新市规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用工管理办法(试行)》也规定,涉劳动者权益的制度及算法要提前向劳动者征求意见,充分听取工会或劳动者代表的意见建议。

算法治理需多方共同发力

班小辉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对算法透明的关注,并不意味着要求平台公开底层技术代码,而主要是希望清楚了解与自身权益直接相关的订单分配、计价抽成、配送时限、考核扣款等规则,并在受到不利影响时获得说明、申诉和纠错机会,从而保障基本的知情权和救济权。

班小辉关注到,近年来,相关部门通过专项治理、行政指导等方式持续推进平台算法规范,取得了一定成效。与此同时,相较于阶段性治理,规则更新告知、动态评估和持续监督等长效机制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如果平台调整算法或者相关劳动规则后未能及时、充分告知,可能影响劳动者对规则的合理预期以及申诉救济。

在地方立法层面,班小辉认为,安徽、厦门、深圳等地已经对平台调整涉及劳动者权益的算法规则作出探索,提出听取劳动者、工会等方面意见的要求,为劳动者参与平台规则制定提供了制度基础。同时,2026年3月,全国总工会、人社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指引(试行)》,进一步对协商内容、代表产生、协商程序、成果公示、履约反馈和监督机制作出规定,推动平台算法协商由原则性倡导向程序化、可操作化方向发展。不过,作为试行性指引,其实际效果仍有待实践检验。

“恳谈会、意见征集和算法协商有助于加强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沟通,但制度设计能否转化为实质参与,仍取决于劳动者代表是否具有广泛性、平台能否充分提供协商所需信息,以及协商成果能否真正落实。”班小辉表示,不同地区、不同用工方式的劳动者诉求可能存在差异。下一步应在落实《指引》的基础上,提高劳动者代表的覆盖面和代表性,并完善协商成果转化、执行反馈和效果评估机制。

班小辉建议,算法治理离不开多方共同发力。针对平台用工法律关系复杂、劳动规则与算法运行相互交织的特点,可进一步健全跨部门信息共享、联合研判、线索移送和执法协作机制。工会可发挥联系劳动者和协商监督作用,汇集劳动者对算法规则的意见,推动平台就订单分配、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奖惩等事项开展协商,并跟踪意见反馈和规则调整情况。对于依法属于劳动保障监察职责范围的事项,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可监督算法规则在用工管理中的实施及其结果是否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发现涉及网信、市场监管等部门职责的问题,应及时移送线索,必要时依法开展联合检查。网信等部门在算法治理中涉及劳动权益判断的,也可会同人社部门进行研判,并由工会和有关专家提供意见及技术支持,逐步形成职责清晰、信息互通、评估协同、处置衔接的治理机制。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刘嫚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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