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

《〈经典常谈〉精讲》

作者：朱自清

精讲：郗文倩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6年5月

《经典常谈》是一本在战火中写成的小书，却照亮了无数人通往经典的路。它的故事，始于一九四二年的昆明，始于警报声中的一张书桌。如今翻开这本书，我们仍能真切感受到那穿越烽火而来的温润之光。

战火中诞生的小册子

一九四二年的昆明，日军轰炸机不时前来空袭。跑警报的间隙，朱自清先生伏在简陋的书桌前，赶写着一本小书。

一月十日，朱自清在日记里写道：“近来，我必须写完关于中国古代典籍的《古典常谈》，并为之写序。”“必须写完”四个字，说得格外郑重，也带着紧迫感。二月序言写成，书名最终定为《经典常谈》。这本小册子不到八万字，却浓缩了十三部（类）中华经典的精华，从此开启了一段跨越八十余年的文化传奇。

也许会有人问：烽火连天，生死旦夕，怎么还有心情讲《说文》、谈《周易》？道理其实简单。那时学者们有个共识：炮火可以摧毁房屋，却不能浇灭精神的火种。因为要真正击垮一个民族，最彻底的法子，就是切断它的历史，摧毁它的文化。因此，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之外，一场静默而坚韧的“文化保卫战”同时展开了。在北方，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几万册珍籍善本被打包成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秘密迁徙与漂泊。在西南，贵阳的荒山洞穴地母洞里一群人守护着为避祸而从杭州文澜阁运来的《四库全书》。洞里潮湿阴暗，他们用木凳把书箱垫高，铺上生石灰吸潮。晴天还要搬出来晾晒——这是件烦琐的工作，天气极好时，一天也只能晒五箱书。

而在西南联大校舍里，朱自清伏案疾书。战时只能使用粗糙的土纸，厚薄不均，还掺着草梗，笔一落下墨水就晕开，稍一用力就会被划破。而那时候缺的又何止是纸！联大学生汪曾祺后来回忆，师生们的衣裳几乎都打着补丁。朱自清的大衣破得没法再穿，就淘了一件云南彝族赶马人穿的“一口钟”披着——这衣服只用一根绳子系在颈间，其余部分垂下来，像个钟罩。朱先生穿着它，远远看去，像是江湖侠客。比物质匮乏更令人感到煎熬的还有学术研究的艰难。史学大家陈寅恪，当时正受眼疾折磨，又在战乱中丢失了积累多年的笔记资料。可即便如此，他还是凭着记忆，完成了一部开创性的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朱自清》（1991）剧照。

如今回头看，那场文化保卫战中，人们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在坚守：有人用生命守护国宝典籍，是守护文明看得见、摸得着的“躯体”；有人像陈寅恪先生那样，艰难著述，可以说是为危亡的民族“招魂”；而朱自清先生所做的，则是向未来“播种”。他担心，即便文明的“躯体”保住了，“魂”也召回来了，可后代中国人却可能找不到“回家的路”。他的《经典常谈》就是要在民族至暗时刻，为后人点亮一盏灯，照出一条路。

一九四二年，这本书带着战火的痕迹问世了，纸张粗糙，时有破洞，有的字迹也模糊不清。但它更像一束光，穿透了战争的阴霾。这本书一出版就成了畅销书，至今仍长销不衰。这部讲经典的小册子自己也成了经典。

朱自清的写作转向

一部经典的诞生除了受时代召唤，往往也有着一些偶然的机缘。时代浪潮将朱自清推到了为文明“播种”的位置，但《经典常谈》这颗种子早在十多年前就已悄然埋下。那时抗战尚未爆发，国民政府推行国文课程标准改革，朱自清应邀参与编纂一套全新的中小学国文教科书。在长达数年的编写中，他为大量国学要籍撰写了“提要”和“说明”，这些文字，后来就成了《经典常谈》的基础。

然而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朱自清和众多学者一样，被迫离开校园，踏上南迁之路。就在那年十月，在长沙临时校舍里，他与杨振声先生有过一次至关重要的谈话。杨振声当时是教科书编纂工作负责人，他向朱自清提了一个建议：“我们可自己写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课文，而不是注释。”朱自清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个瞬间，认为“是个好主意”。这绝非套话。对一位学者而言，这意味着写作姿态的转变——从注解经典的“配角”，转而成为为当代人书写经典的“主角”。

或许有人觉得，以朱自清的学识、文笔写这样一本入门小书，应该信手拈来吧。其实不然。这本薄册子背后，藏着他多年的精神跋涉和思想蜕变。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随着王国维、梁启超等国学大师相继谢世，学术格局重组，加之政治时局持续动荡，朱自清与同时代学人一样，都经历着深刻的思想转型，也一度陷入彷徨。他们迫切需要为传统学术找到通往现代的道路。我们熟悉的《荷塘月色》开篇那句“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或许正是朱自清当时的内心写照。经过漫长思考，一条“新国学”之路日渐清晰，这条路有三“新”。

内容新。国学不能只盯着经史子集，那些民间活生生的儿歌、民谣、故事、笑话、绕口令，同样是宝贵的遗产。士大夫的典雅和市井的通俗，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方法新。要讲究“贯通”，把古体诗和新诗放在一起看，把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发展联系起来思考。做学问要打破藩篱，在联系中理解文明流变。

表达新。学问不能困在象牙塔里，要用清晰晓畅的白话传播出去。朱自清琢磨各种“说话”艺术，认为《左传》《战国策》《世说新语》《红楼梦》等古代经典“婉转如意，句句字字打进人心坎里”，而欧化的白话文也带来新的表现力。他说，对传统语言要“重新咬嚼一番”。

这些理念沉淀为朱自清独特的学术气质。文学史家郭绍虞曾说他与闻一多皆“认真不苟”，但闻氏“英锐”，朱氏则“雍容”，自有一种“沉潜之气”。这种气度落在朱氏的文字中，便形成了优游不迫、温润平和的文风，而《经典常谈》正是这种文风与理念的集中体现。

“嚼饭哺人”的千古匠心

因战时交通阻隔，朱自清直到次年五月才收到样书。欣喜之余，他第一时间分赠友人，其中就包括挚友叶圣陶。叶圣陶此前已读过部分书稿，颇为赞赏，如今得见成书，也替老友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书为古籍之导言，浅明精要，宜于中学生阅读。”这话道出了朱自清的著书初衷。叶圣陶不仅私下称许，更在一周内连写两篇文章向世人郑重推介。他说：“因这本书的导引，去接触古书，就像预先看熟了地图跟地理志，虽然到的是个新地方，却能头头是道。”作为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奠基人，叶圣陶的推荐绝非朋友间的客套，而是以专业信誉，向读者力荐他心中的“理想读本”。

多年后，八十六岁的叶圣陶先生又为新版作序，他感慨：“三十多年过去了，这样理想中的读本还非常之少。”他说朱自清先生这是在“嚼饭哺人”。这一古老而温情的比喻，道出了朱自清写作的核心姿态——如母亲先将饭食嚼软温热，再哺予幼儿，朱自清先生正是将艰深典籍细细咀嚼，转化为适合“吞咽”的精神食粮，哺育在文化上尚显“稚嫩”的新一代读者。

那么，他是如何“嚼饭”的呢？

第一招，还原经典的“身世”。他从不把经典视作天生威严的符号。讲解《诗经》，他从山河田野间的古老歌谣起笔，追索它们如何被采集、雅化，最终被尊奉为“经”，从而潜入一个民族的情感深处；诠释《周易》，他先带人看见灼烧的龟甲与“长寿”的蓍草，再层层揭示一部占卜之书如何演变为深邃的哲学典籍。如此讲述，冰冷的故纸便重获呼吸，成了有来历、有筋骨的生命。

第二招，把学问“炖”成故事。《经典常谈》所述很多都是学术史的议题，而他总能绕过引经据典的枯燥，从浩瀚史料中拈出核心片段，再以明白如话的文字重塑。譬如讲《春秋》，学术史上有个著名的“孔子获麟”的传说。《艺文类聚》中这样记载：

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获麟。击之，伤其左足，将以示孔子。孔子道与相逢见，俯而泣，抱麟曰：“尔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

朱自清结合其他史料这样讲：

鲁哀公十四年，鲁西有猎户打着一只从没有见过的独角怪兽，想着定是个不祥的东西，将它扔了。这个新闻传到了孔子那里，他便去看，他一看，就说：“这是麟啊，为谁来的呢！干什么来的呢！唉唉！我的道不行了！”说着流下泪来，赶忙将袖子去擦，泪点儿却已滴到衣襟上。原来麟是个仁兽，是个祥瑞的东西：圣帝明王在位，天下太平，它才会来，不然是不会来的。可是那时代那（哪）有圣帝明王？天下正乱纷纷的，麟来的真不是时候，所以让猎户打死；它算是倒了运了。

《孔子》（2010）剧照。

他不止于翻译，更做了贴切的润色。“新闻传到孔子那里”“它算是倒了运了”，这种纯粹的口语，瞬间消弭了时间的隔阂，让两千多年前那个满怀悲悯与失落的老人，栩栩如生地站在我们面前。他进而体贴孔子的心境：

孔子这时已经年老，也常常觉着生的不是时候，不能行道；他为周朝伤心，也为自己伤心。看了这只死麟，一面同情它，一面也引起自己的无限感慨。他觉得生平说了许多教；当世的人君总不信他，可见空话不能打动人，他发愿修一部《春秋》，要让人从具体的事例里，得到善恶的教训；他相信这样得来的教训比抽象的议论深切著明的多。

于是，我们不仅听懂了一个故事，更理解了《春秋》那“一字寓褒贬”的“微言大义”从何而来。古代史官本有“监察”之责，遇违礼之事，既要快马通传诸侯，借舆论施压，亦需载入史册，使恶行彰显。明白了这史笔的千钧之重，便懂得孔子为何发愿修《春秋》——那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在现实挫败后，转而用史笔来担当道义、匡正人心的悲壮努力。故事虽属传说，朱自清却用它搭起一座桥，让后人得见《春秋》笔法的深意。而正因其如此，后世《左传》《公羊》《穀梁》才相继为之作注，而注经之书，竟也成了经典。

当然，朱自清先生如此耐心“嚼饭”，绝非是要培养永远依赖喂食的文化“幼童”。其深远的用心，恰恰在于通过这份细致的哺育，激发读者获得一种可持续的、内在的文化生长力，这份苦心就体现在贯穿全书的“经典训练”理念中。

跨越时空的“经典训练”

什么是“经典训练”？朱自清在序言中开宗明义：“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这意味着它并非传授谋生技能，而是为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奠定文化根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其认知框架与审美尺度。

那么，如何抵达这一境地？《经典常谈》示范了三条彼此衔接的路径：

第一条路：绘制“文化寻宝图”。面对典籍的海洋，首先要建立大局观。《经典常谈》聚焦于先秦两汉——那是中华文明的“童年与少年”，我们文化性格中的崇德、尚礼、重史、怀乡等根本“源代码”，皆于此时期写入。《诗经》《尚书》《论语》《史记》等“元典”，便是这源代码的载体，构成最深远的精神坐标，只要找到它们，我们就不会迷路。而书的后三篇，朱自清勾勒的是一幅“文体演变图”，聚焦辞赋、诗、文三大文体，捕捉并标识出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节点。有了这幅简明地图，读者便可按图索骥，步入更广阔的天地。

第二条路：破译“文明基因库”。有了宏观地图，还需深入文明的底层，解析那些塑造其独特面貌的编码：《说文解字》蕴藏着思维基因，揭示了汉字如何形塑我们认知世界的范式；《诗经》蕴藏着情感基因，“赋比兴”奠定了千年抒情的法则；《周易》蕴藏着哲学基因，展现了我们理解变化与宇宙法则的简易之道；《尚书》《春秋》《史记》《汉书》共构历史基因，存续了民族记忆，也含着兴衰明鉴。诸子百家则提供思想基因，为后世划定了根本的价值选项与思维路径。理解了这些基因，我们才能真正回答：中国何以成为中国？中国人，何以成为中国人？

第三条路：掌握“思想的钥匙”。经典训练的落脚处，在于思维方法。朱自清至少提供了这样三把钥匙。

第一把，是追本溯源。不纠缠于繁复的表象，而直指思想与制度的源头。例如，谈三《礼》，他从“天地君亲师”的伦理核心讲起，揭示“礼”如何从最初的秩序调节，演化为文明的整套架构；论“文”，则从最古老的“辞”谈起，理清口头表达与书面表达的血脉关系，让人领悟一切文辞的本质，皆在于有效沟通与文质相谐的追求。

第二把，是构建知识网络。将孤立的知识点，置于历史经纬与逻辑网络中。例如他讲诸子百家与《战国策》，开篇便点明“礼坏乐崩”这一共同的时代背景。正因这场深刻的社会震荡，才催生出理想主义的诸子和务实功利的策士。经由这些观察，原本分散的人物与思想遂开始在宏大的知识图谱中连缀成篇。脑中有了框架，知识自会“各就各位”，这才是更贴近我们思维习惯的记忆方法。

《孔子》（2010）剧照。

第三把，是长程审视。在时间的延展中，洞察文明演进的复杂因果。例如，东晋“理过其辞”的玄言诗，看似诗味寡淡，其背后对哲思的追求，却无形中为陶渊明“淡而有味”的田园诗埋下了种子。而朱熹编定《四书》本为提振国人精神，但当它与科举制度深度捆绑后，却也异化出思想的枷锁。这就提醒我们：任何思想与制度的价值，都需在时间的漫长尺度下，接受动态审视与检验。

这便是朱自清引领我们完成的回望：清醒，亦不乏温暖。它不提供简单的定论，而是赠予一份审慎的从容。当信息的喧嚣扑面而来，这种源自经典的目光或许能让我们更沉静，也就更容易看清我们来自何处，又将走向何方。

因此，《经典常谈》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一部入门指南。借由这次“经典训练”的示范，朱自清先生向我们发出跨越时空的邀约：不要满足于记诵金句，而要探求思想文化的本源；不能困于知识的碎片，而当编织智慧之网。唯其如此，一个人才能在纷繁的世界中保持精神独立与思想的清明，文明之光才能薪火相继，历久弥新。

本文选自《〈经典常谈〉精讲》，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郗文倩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