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途有光，步履不停

编者的话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途，我们总是在辗转中奔赴前方，也在回望中捕捉青春的温度。纵使前路未知，只要将美好回忆珍藏于心，怀抱对未来的期待，每一步前行便都有方向，每一站路途便都有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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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的雪，昆明的雨（小说）

云南民族大学学生 王笑（20岁）

老大说辽北气温降到了零下，下了厚厚的大雪。

还好我在云南，气温20摄氏度，宜室宜家、宜养老。滇东很少下雪，城市在小坝子里，雪落在四周的山上，飘不进来，只能变成雨。

一场雨下了好久，细细绵绵的湿气直往人裤筒里钻。我撑了伞去何妈的店，店内人满为患，院里撑起几把大伞，也摆了木桌、塑料凳。何妈叫我自己拿，她忙着给客人烫麻辣烫。我也轻车熟路地捞了个盆，在膀大腰圆的客人间插空拣了一把串——蔬菜豆腐都是一元一串，荤菜两元一串。捞满一盆，递与何妈去烫后，我便找了个塑料凳坐伞下观雨。

何妈是从外地搬来巷里的，在街头开了一家麻辣烫，用的都是新鲜带水的蔬菜和实在筋道的肉，佐料齐全，东西南北的客人都能对味儿，生意火爆。何妈秉持“来了都是客”的道义，热情似火，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我是个靠写文章生活的人，不爱走远路买菜，最常去何妈那里光顾，久而久之成了个常客。

一顿麻辣烫吃得我热血沸腾，甚至出了一身汗。结账时何妈给我免了单，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笑成一朵热情的万寿菊：“哪天你给小轩上上作文课，帮他提提分啊。”然后她推回我的付款码，脚步带风地进了后院厨房忙活。

小轩是何妈的儿子，何妈离婚了，他跟何妈住在巷里。小轩快小升初了，我经常在晚上下楼拿外卖，总见他家书房的窗户亮着。

小轩学得很“中庸”，他对数理化不敏感，语文成绩也很“朴实”。我是巷里唯一一个大学生，大学考到了辽北，毕业后回到云南，是巷里所有小屁孩儿的榜样。何妈想让小轩跟我学，也有出息。

于是小轩来我家，我给他辅导作文——说实在的，写小说和写作文很不一样，我教得有点名不副实。空闲时小轩就看着我的满墙的书，指着“海明威”问我是不是与大海有关，我笑小孩子的联想力，直到小轩拿起一本书，问我这本书讲的是什么。

这书是大学时老大送给我的礼物。

4年没见老大了，毕业后我回了云南，老大留在了辽北。当年同一个宿舍杀出来的英雄豪杰大多没能考研上岸，老大拉着一宿舍哭唧唧的姐妹，把我们拉到呼伦贝尔去撒野。

老大比我们宿舍的所有人都大一岁，她是家里的长姐，为了照顾弟弟妹妹，就晚了一年上学。她家是大草原的，母亲是蒙古族，她眉目间自带一股飒爽的劲儿，跨上马长发一甩，就有迷倒万千男人的风姿。

大学4年我一共去过两次呼伦贝尔。第一次是我20岁去大草原过生日，第二次是考研失利后，我们去呼伦贝尔吃散伙饭。

第一次去的那年我们都20岁，去的呼伦贝尔，坐了好久的车，天黑才到了当地牧民的农家乐小院里。牧民热情，给我们铺好了干净床铺，姐妹几个累昏了，倒头就睡。第二天我是被老大叫醒的，她干燥温暖的手把我拍醒，我裹被就要睡回笼觉，她一掌呼在我屁股上——“起来！骑马去！”

后来很多细节都被时间渐渐埋没了，我唯独记得那次呼伦贝尔之行我们都玩得特别开心，吃着露天烧烤，唱着歌，骑着马大笑。

临走的前一天是我的农历生日，所有人都睡下了，我兴奋过头睡不着，披衣去屋外观月。空气里浸着草的芬芳，远处的月亮衔着一个山洼，天太开阔了，星子撒得满天都是。我在室外冻得哆嗦，但草原的夜有它的温柔动人之处，我舍不得回房，老大就套了衣服出来找我。

我是我们宿舍第二年长的，老大知道我爱写文章，说草原一阵风把我骨子里的文艺天赋煽着了，烧得连冷不冷都忘了。我笑着由她把我衣服的拉链拽到了下巴。

我是独生女，留守儿童，打小就跟姥爷住。姥爷在巷里开了一家古玩店，店内摆了几玻璃柜的铜板银两，什么青铜斧，什么金钿头，明朝的锈刀、千禧年的檀木串，应有尽有。店门口镇一座大水缸，养五六条金鲤鱼。时间要进他的店门，都得先在地毯上蹭蹭脚，正正衣冠，才能板板正正地进去，翻开年历的下一页。姥爷爱嗑瓜子，爱看戏曲，爱给我讲金庸、古龙。

可以说，我写文章赚钱谋生的“旁门左道”，很可能就是随了姥爷一辈子守一家古玩店的气节。

我童年是放养长大的，老大为她的弟弟妹妹操惯了心，剩下的照顾和操心掺给了我，总给我一种“长姐如母”的归属感。

我说：“老大，毕业以后想去哪儿工作？”

老大坐在小马扎上，远处马厩里的牲畜们喷气甩鬃，落下闷闷的踢踏声，屋里一干小姐妹睡得正熟。

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我想考研。”

后来，全宿舍轰轰烈烈备考，结果两人考上，其余4人各有去处。我打算回云南老家陪着姥爷，靠写点网络小说谋生计。老大却没有回家乡，而是在辽北留了下来。

20岁那年，老大给了我一本文言文书作生日礼物，我说太体贴了，是不是苏轼？她说哪能啊，苏轼一去不返，越吃越远，怕我乐不思蜀，从此就不回来找她们姐妹几个了。

我一看作者——归有光。

归有光，老先生这名字取得好，就像陶潜叫陶渊明一样取得好。

“还不归呢，我现在人生正在征途。”那时20岁的我接过书，握紧老大的手说：“我们一定要上岸。”

6人间，过半成员都没考上研究生，老大指点江山，带我们又去了一趟呼伦贝尔。

一个宿舍6个丫头，来自祖国大江南北，大学4年的假期我们没少出门，爬了五岳，逛了九寨沟，在东北赶过早集，在广东剥过大闸蟹……不是咱云南影响力不足，出自云南的鸡枞菌曾经香遍了整个宿舍楼，主要是云南太远——离辽北太远。

所以这顿散伙饭，我们还是回到了呼伦贝尔。

全宿舍20岁时，我们第一次来呼伦贝尔，在草场上疯一样地撒野、唱歌，把声音抛向地平线、融进日出日落，每一个回忆都熠熠生辉。如今来呼伦贝尔，草场又缩了三分之一的面积，说是要养环境，不让牛羊到处吃草了。农家乐的牛肉干足足涨了180元，是几个尝到赚钱不易滋味的小丫头再也买不起的了。

落日拄着袅袅炊烟，伫立在地平线，天空中晴朗无云，此刻看不到晚霞，天际是一片空旷无边的淡黄色。等日头落下去后，天还未黑，星子就已经亮着了，远处射来哨塔的灯光——像一根白针，快把黑夜的梦刺破了。

我们烧烤羊肉，裹上胡椒面和辣椒粉，又拿来了一扎啤酒，这肉吃进嘴里却还是味道淡。天色暗下去了，火悄悄烤着，我们声音轻轻地聊着天。

最后是老大举杯站起身，其他人也都从马扎上直起了身。

老大道：“永远高兴遇到你们——敬307的大家！”

所有人碰杯，有人叫起来：“敬20岁！”

“敬考研！”

杯子碰撞在一起，像流水汇聚成江河，泼成巨浪，又即将各奔东西……

小轩带着作文本来我家时，屋外还在下雨。云南冬天其实很少下雨，我想起来就给他讲了汪曾祺老先生的《昆明的雨》，说起油炸鸡枞菌，说得我和小轩的肚子都咕咕地叫。于是我们就一起去何妈那儿吃饭。

何妈的店依旧人满为患，她忙得脸冒红光，还笑着给我和小轩腾了个座位，和一个客人拼桌坐。小轩端了菜去烫，我嘱咐他慢点小心地滑。同桌的女生刚刚一直低着头玩手机，忽然抬头看向我：“平烟？真是你啊，我还准备给你个惊喜！”

我姓阮，随了我姥爷，姥爷一辈子挑灯看剑，却给我取了个万家灯火的名字，平烟，平常人家的烟火气。大学那会儿舍友姐妹们都叫我平烟。

我惊呼一声：“老大！”

小轩端着麻辣烫过来，看到的就是这景象，还以为错入了刀光剑影的江湖，立刻点燃了他的“中二”之魂。

热腾腾的麻辣烫上桌，在云南当然要喝“大理V8”，看在小轩是小孩，我和老大凑合着换了两瓶可乐。多年未见，我和老大一时都不知从何处说起，曾经亲密无间的两人都被社会磋磨了遍，自然也就有了间隙。

是啊，一去二三千里，相隔四五年华。

因为家里还有几个弟弟妹妹，所以上大学的钱是老大自己赚的，她高中毕业就去兼职，在快餐店干过后厨、在奶茶店做过奶茶、在餐馆当过会计……毕业后她也就留在辽北工作，多次创业，盛衰反复，越挫越勇，这几年开了一个鲜花种植基地。

我大三时开始兼职写网络小说，写故人重逢时执手相看泪眼，写以为再也见不到的人突然出现在眼前。文字里罗列过的相遇有千千万，唯独没有想到，我和老大的相遇也是这么具有戏剧性。

“你怎么跑来云南了？”我问她。

老大笑笑：“来找你。”

辽北今年格外冷，下了厚厚一场雪，厂里断了一天半的电，冻死了一圃的花，老大几乎亏光了老本。

“我想转行了，来南方开个书店，就想到了你。”

“你要来云南创业？”

“嗯，你们这儿适合养老，开个书店还有可能发展成网红打卡点。我看好了位置，就在城区。”

我愣了半天没反应过来。直到吃完了碗里的肉和菜，何妈端来一盘自家做的油炸菌子，道：“哟，你们认识？”

老大热情打招呼：“阿姨好，我是平烟的舍友。”她俩互报姓名，才发现都姓何，老大一笑春风意气：“那感情好，500年前是一家。”

她一笑仿佛回到了四五年前，好像时间只是在她身上沉淀了一层薄薄的沙，一旦枯木逢春，泥沙轻易被拂掉，又露出她灿烂的本质。

老大准备付钱，何妈的原话是“平烟的朋友就不用给钱了”，但被我俩舌灿莲花地劝过去。

出了何妈的麻辣烫店，老大问：“你干什么了，老板对你这么客气？”

“给她儿子补课，辅导语文作文。”我笑道，“小轩从我那儿现学现卖，现在对他妈说，他的‘轩’不是‘小轩窗，正梳妆’的‘轩’，是‘项脊轩’的‘轩’。”

老大看向我。我道：“你还记得高中课文吗？前两天翻到你送我的文言文书，看了一眼。”

昆明的冬风不割人，从我俩身边吹过，吹散白云苍狗。

“你现在住哪儿？”我问。老大道：“昨天刚到，这两天先住酒店，等找到租房再搬过去。”

“花什么冤枉钱，住我家吧。”我笑得比姥爷见到发财树开花还灿烂。

姥爷没反对，他向来就喜欢老大这种豪放派的性情，我说我也喜欢苏东坡，姥爷怼我一句：“去！”转头和隔壁大爷下他那旧象棋。

我哼着小曲领着老大上了二楼，房门口的铜钱草吸饱了水，茂茂盛盛，长得恣意。老大说回头上山给姥爷挖两盆兰草，培上沃沃的青苔，放他鱼缸旁边，就当作房租了。我笑得更欢了，推她进了我的卧房，夸张道：

“宿舍长请进门——”

老大暂时在我家住下了，一手好菜把姥爷乐成了银线万寿菊。她和家里借了点钱，在老城开了一家书馆，卖书也供人读书，同时泡点茶和咖啡。装潢是我亲自把关的，还问了姥爷的意见，我们把江湖里的文人墨客、天地侠气与老庄的洒脱搬了进去。店里放了一盆兰草，花盆是晚清的古董——姥爷的手笔。

老头子亲自提笔，我给他铺纸磨墨，他给老大写了个墨宝，挥毫颇有辛弃疾的风骨，挂在老大书店里。后来老大的书店真开成了网红打卡点、文艺青年旅游必去地，生意兴隆。

隆冬时，昆明终于下了一场洋洋洒洒的雪，老大早早关了店门，和我回家给姥爷做馄饨。暖灯照得她眉目恣意，我发觉她好像一点都没变。世上所有蹉跎碾一碾她，颠簸磋一磋她，到头来一捧瑞雪洗一洗，洒脱恣意就春风吹又生。

好像考研失利就是一颗石子，惊不了她这片汪洋。

20岁时老大送我的书，到现在终于咂摸出了味道。在职场摸爬滚打了几年的大学生们被美好的往日回忆包裹，竟生出些感慨与慰藉。

虽然此时我们仍在征途，但他日倘若异乡回首，愿归路有光。

我碰碰她的手肘，“姐妹儿几个打电话了，问咱宿舍长——明年还去呼伦贝尔吗？”

老大笑得如掠原春风。

左摇右晃的路（散文）

泉州师范学院学生 庄子恒（20岁）

去县城上学后，搭公交车来往于家和学校就成为了生活的常态。不过对于这件事，家里人的说辞从来不是“坐回来”，而是习惯说“摇回来”——毕竟从县城回村的客车总是没有座位，只能握着扶手随车左摇右晃，既好笑又无奈。

我从那个小小的村庄一路摇去了县城的初中。记得刚开始，我满心只有离家的不安和激动，以及对城市和学校生活的遐想。但现实是，我并不适应那里的环境。随着那一点热情被来年冬至的寒风吹散，会考的冰山漂到我的面前，我才猛地反应过来：我的初中时光已经过去了两年，而在学习这条长路上，我仍在颤颤巍巍地摸索着。和母亲商量了几次后，决定去补习。我的计划表里，从此延伸出一条开向补习班的线路。

于是，每星期总有几天，我都会在放学后早早吃完饭，揣着从未被保安检查过的请假条跑出校门，搭上马路对面的一辆公交车。晚高峰，车上的人总是很多，他们疲惫地倚靠在座位或是扶手上，任凭身体随车在路面上颠簸着，一路向前。

已经看不见校门的影子了，我站在车窗旁想。远远地，我看见绿灯闪烁，汽车川流不息。可惜等公交车开到斑马线前时，红灯却无情地亮起，每个人的心里都郁闷地抱怨着。而车前，人行道的指示灯发出绿光，斑马线上人潮涌动——

绿灯的倒计时也一并亮起。

30秒，戴着口罩的学生抱着袋子努力地向前挤去。

25秒，骑自行车的人们把车铃拨得叮叮当当响。他们的车头不断擦过路人的身体，艰难地在人群中扭动，像要搁浅的船。

15秒，那名学生到达了马路对面，往学校跑去。他的身后，一个穿着工作服的男人从路口远处冲来，差点与一辆同样急促的电动车相撞，电动车不满地发出尖啸。

5秒，绿灯不断闪烁，一位母亲加快脚步，一手抓着书包，一手拉着女儿的手向前跑去，和那个男人几乎是一起到了马路对面。

红灯亮起。

零星几个奔跑着的行人终于穿过马路，没赶上的人们乌泱泱地聚集在马路两侧。霓虹灯鲜艳的亮光打在他们身上，在街道上留下一道道斑斓的影子。那片身影会在下一次灯光亮起时去往哪里？

我的绿灯亮了。公交车从两侧的人群中穿过，像一场盛大的送别。

我一路向前，走过一片片斑斓的光影，终于在学习的那条长路中找到了一处光亮。车仍是颠簸着，载着我摇摇晃晃地驶过了会考的冰山，在又一个站点停留。

口袋中的老人机铃声响起，我拿出来一看，是母亲的电话。前几站离开了一些人，我也终于找到位置坐下。在母亲的一阵关心中结束通话，我打量起四周的人：其中一个似乎是和我一样去补习的学生，他半张脸包进口罩里，低头盯着腿上的英语书，漏音的耳机里传来微弱的女声；靠在车窗睡觉的妇女一侧额头微红，应该是车颠簸时磕到的，她的腿上放着一本账簿，上面满是歪歪扭扭的铅笔字；一名衣服上印着“某某便利店”的人按了下车铃，他不安地盯着手机，焦急的神情从屏幕中倒映出来。“怎么办呢？”他自语着。路灯的暖光从窗外洒进来，落在每一个人身上。这一束束光会在下车后走向哪里？学校，工位，还是他们的未来？

下车，在斑马线前等待。霓虹灯的亮光打在我的身上，在街道上留下一道斑斓的影子。

绿灯亮起，我抱着手中的袋子努力地在人潮中向前挤去。这是我第几次像这样穿过马路？半年的时光从身边流过，我早已数不清有过多少这样的时刻。

红灯亮起时，我终于到达马路对面，往补习班跑去。走进班里，我抬头，那块中考倒计时100天的牌子直直刺入我的眼帘。时间奔流，备战会考的讲课声仿佛还在耳边，我的初中生活却竟是要结束了。

补习班下课后，我和母亲在电话里通报了一声，便搭车返回学校。路灯的暖光落在我的肩上，我的身体随车晃动，像我仍起伏不定的成绩。我有点迷茫，我要带着这一束光去向哪里？

一次下课，我照常去等车，不过上车比往常快了许多。车上的人出奇地少，我找了个窗边的位置坐下。熟悉的楼房不断退去，夕阳慌张地落下，我随车拐向了陌生的街道。我内心不安，就起身看了看车上贴着的线路——除了目的地的名字基本相同，其他站点我从未见过！

等我猛地反应过来，按向下车铃离开公交，夕阳已浸没在密不透风的黑夜里。我的面前只剩下两条空旷的马路，漂浮的灰尘凝固在路灯的光线中。

“妈，我搭错车了。”我立刻打通了母亲的电话，极力让自己冷静下来，说明自己的位置。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戛然而止，我不安地看向天空——夜空像一团浓烟滚动着，连月亮的轮廓都看不见。耳边传来一阵脚步声，我握着电话认真地听着每一点声响。伴随着钥匙碰撞在一起的清脆响声，我听见母亲镇定而难掩担忧的声音：“我和爸爸现在去接你，电话别挂，害怕的话跟我们说。”我又听见汽车启动的声响。

“嗯。”我握着电话点了点头。

这个地方好像被抛弃了很久，从摇曳的树影中，我能隐隐约约地看到来自远处城市的灯光，像萤火虫在黑夜里乱扑，最后连自己的光一起消失在斑驳的夜色中。面前的路灯旁，几只飞蛾在光线中相碰，挥着翅膀向灯源撞去。路灯的暖光又一次落在我的肩上，我想，我知道该走向哪里了。

耳边，不断传来急促的手指敲击手机壳的声音，我知道那是与我同样紧张着的母亲。汽车在交错的马路上穿行，熟悉的楼房不断在身后退去，远光灯亮起，车随路牌的指引拐向了陌生的街道。我听见它的灯光破开凝固的空气，我听见它在水泥路上摇晃颠簸，在汹涌的夜色中向我驶来。

远处，一道光冲向我，落在肩上的光点似乎兴奋地颤抖起来。我迎着内心翻滚的巨浪，一步步向前走去。光芒的终点，一辆不能再熟悉的车停在那里。我透过车窗，看见母亲攥着手机激动的神情和父亲笑着向我挥动的手。我的面前和耳边忽地爆发出同样的声响——

“走，上车！”

于是，我穿过人群拥挤的马路，转身走出被黑暗包裹的陌生站点，和父母一起开进倒数着14天的时间里。我在时间的洪流中，用手一张张拨开眼前堆积如山的试卷，上面那道红色的分数一点点上升着，我越发拼命地向前挤去，向着前方的那道光点靠近。最后，一道光穿过，我的视线变得模糊不清——

我下意识揉了揉眼睛。睁眼，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在离开考场的大巴上睡了一觉。午后的阳光从车窗的缝隙中穿过，照得眼睛生疼。我看向窗外，车水马龙，行人仍川流不息。

这一站，我终于到了。

师生宴结束已是傍晚。我一边和母亲打电话，一边走向车站。公交车许久不来，却等来一辆老旧的小客车。我看了一眼车窗上贴着的线路——可以到家！我立刻把车喊停，售票的阿姨打开车门，热情得几乎是一把把我拽上了车。

我在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窗外，熟悉的景色不断流动，逐渐模糊成一块巨大的幕布，3年的时光像电影般在眼前播放：学校门口来往不绝的学生，踩着上课铃冲进教室；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红绿灯闪烁在每一个忙碌奔走的身影上；灯火通明的楼房里，一户户人家正迎接着结束了学习或工作回来的亲人……车身在不平整的路面上晃动，就像这些摇晃着努力前行的人们。这一个个身影如今走向了哪里？回头，他们就在我的身旁。

天色渐渐变暗，车厢里的灯亮起，人们的眼中也亮起期待的神情。“师傅，停一停！”一个穿着工作服的男人，不断拍打着衣服上的灰尘。车门刚打开，他就迫不及待地冲下去，差点与一辆驶来的电动车相撞。我透过车窗，看见了在路口等待着他的妻儿。“妈妈，我们要到了吗？”在我身边，一个女孩躺在她母亲的腿上。女人轻轻拍了拍她的脸，“看，前面不就是啦？”她一手抓着书包，一手拉着女孩站在了车门旁。

车窗外，记忆里停驻的景色逐渐与眼前的景色重合：门口总是坐着一个妇女的猪脚饭馆，招牌缺了一角的便利店，人群熙攘的小摊……街边的灯光落下，同浓稠的月色汇聚成一道光河。车门一次次打开，人们也一个个下了车，那些身影融进温和的亮光中，流向他们每个人的来处。

车越开越快，我的身体剧烈地摇晃着，随车在汹涌的河流中向前冲去。我盯着眼前越来越近的站点，内心剧烈地颤抖着，几乎快要失控——

最后，客车在村口停泊，那道光河向四周散去，眼前的一切也变得清晰，恢复了记忆里最初的样子。我看着那块站牌——我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啊。

然后，在路灯的暖光下，我看见了父母的身影。

无名碑（小说）

广州市第五中学高二（14）班 梁展豪

老城墙根下，野草疯长。每天放学路过，我总能看到那个佝偻的身影——他像一截干枯的老树，扎在城墙转角处，用一把已经磨秃了的小铲子，小心翼翼地铲去砖缝间的杂草。

起初，我以为他是一个拾荒者。直到个寂静的黄昏，我凑近一看才发现，他在擦拭嵌在城墙里的石碑，巴掌大小，字迹已经被侵蚀得模糊不清。

“您擦它做什么？”

“这是无名碑。80多年前，几百号学生从这儿经过，向西去了。”他那枯瘦的手指轻轻抚过碑面，“最大的十九，最小的十四，他们的爹娘，都再等不到孩子回家。”

我怔住了。没想到这不起眼的、被杂草和岁月掩盖的石碑，竟沉睡着如此滚烫的记忆。

之后，我的放学路上多了一个固定站点。老人每天都来，带着牙刷、软布和一瓶小药水。有人笑他痴，说这块破石头没人记得。他不辩解，只埋头继续。偶尔也会有白发老人拄杖而来，颤巍巍地放下一枝白菊；也会有年轻人匆匆经过，好奇而拍下照片，便离去。

冬至那天，寒风割脸，我照例向城墙走去。走到拐角处，我猛然停下——映入眼帘的是几十束洁白的鲜花，有新有旧，花瓣上晶莹的露珠在灯光照耀下闪闪发亮。碑面被刷洗过，模糊的字迹旁多了一行新刻的字：“他们曾年轻，曾热爱，曾为脚下的土地远去。”

后来，我知道老人是当年某个学生的弟弟。80多年前他送哥哥出城，哥哥说打完仗回来教他识字。他等了一辈子，却只收到了一份阵亡通知书和一颗生锈的子弹壳。那一刻，我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被点燃。周末，我叫来两个好友，我们一起组建了“城墙维护小队”。有人笑我们是“小老头”，我们也不理会，只是将清理前后的照片发到班级群上。没想到，又有十几位同学悄悄加入了我们。

不久，老人去世了。去世那天，石碑前站满了人，从白领青年到白发老兵，从记者媒体到我们这群校服未脱的孩子。

如今，石碑前的花从未断过，有时是白菊，有时是白兰。野草不管如何疯长，都盖不住这块无名碑了。我知道，那群远去的灵魂，正通过这些注视他们的眼睛，继续凝望着这片他们依然深爱的土地。

后记：我的县城中有一座老城墙，转角处确有一座石碑。写这篇文章时，我想起许多为维护石碑默默无闻的人。这篇文章不敢说真实还原，但陌生人为此驻足的时刻，我是真的见过的。

（指导教师：文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