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荐读|北朝至隋围屏石床初步研究

北朝至隋围屏石床初步研究

贾 楠 （中国国家博物馆）

摘 要：围屏石床是北朝至隋时期一种独特的石质葬具。本文综合梳理目前所见的围屏石床材料，归纳其形制特征及发展，进而检讨围屏石床以及附属子母阙的渊源与形成，并对石葬具的使用及等级问题作初步讨论。

关键词：北朝；石葬具；围屏石床；形制

中图分类号：K878.8文献标志码：A

北魏迁洛之后，墓葬中出现了一类形制较为特别的石质葬具——将石棺床与三面合围石屏风相组合作为葬具使用，形态与日常居室中的床榻与屏风十分接近（图一），部分还于床前檐处放置一对子母阙（图二）。对于这类以带有三面合围的石屏风为主要特征的石葬具，目前学界的称谓不尽相同[1]，综合史料记载[2]、深圳博物馆所藏一套葬具之上的铭记[3]（图三）及相关研究[4]，笔者认为称其为“围屏石床”是较为合适的，既突出带有三面合围的屏风石板的主要形制特征，又结合墓葬中不用棺木的具体使用情况。本文拟在梳理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对其形制、源流及使用等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图一 隋麴庆夫妇墓发掘现场

（采自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安阳隋代麹庆夫妻合葬墓的发掘》，《考古学报》2023 年第 3 期）

图二 东魏谢氏冯僧晖夫妇合葬墓发掘现场

（采自潘伟斌、聂凡：《河南安阳固岸墓地考古发掘

收获》，《华夏考古》2009 年第 3 期）

图三 翟门生石屏风铭文

（采自赵超：《介绍胡客翟门生墓门志铭及石屏风》，载荣新江、罗丰主编，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下）》，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 682 页）

一、北朝至隋所见围屏石床

（一）发现梳理

据目前已知材料，北朝至隋这一时期所见围屏石床有33套[5]，其中经考古发掘的围屏石床有8套，分别出土于河南沁阳北朝墓、河南安阳固岸北朝墓地M57、陕西西安康业墓、陕西西安安伽墓、甘肃天水石马坪墓、河南洛阳孟津朱仓北朝墓地M260及M262、河南安阳麴庆夫妻合葬墓中。其余围屏石床的出土地、墓主信息大多已不可考。现将目前搜集到的相关资料整理为表一。

（二）形制特征

围屏石床整体可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多扇屏风石板，下部为石床，屏风立于石床左右两侧及后侧边缘，呈三面合围状；石床、各块屏风石板之间以铁钉、榫卯结构相固定连接，早期多见直接以铁钉连接屏风石板，这样会在石屏风表面留下痕迹，对画像内容造成一定损坏，当时的工匠群必定也注意到了此法的弊端，后期改使用以榫卯结构结合凹槽内镶构件来加固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如安伽墓石屏风、麴庆墓石屏风。部分围屏石床带有一对石阙，置于石床前挡板左右两端，石阙为子母阙，子阙后端又延伸出有一段阙廊，与左右两侧屏风石板相接。此外，在一些石床前后挡四角安装有铁环，应为插置木帐杆之用，原本应有帷帐配合一齐使用[39]。

图四 倒“山”字形石床

1.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M112 发掘现场 2. 翟门生石床

（1. 采自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2006 年；2. 采自深圳金石艺术博物馆官网）

图五 石床形制对比

1. 北周康业石床 2. 北周安伽石床 3. 天水石马坪石床 4. 隋安备石床（1. 采自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 年第 6 期；2. 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 年；3. 采自宋莉：《甘肃天水石棺床年代考》，《西北美术》2006 年第 1 期；4. 采自葛承雍：《祆教圣火艺术的新发现：隋代安备墓文物初探》，《美术研究》2009 年第 3 期）

结合有明确纪年的石葬具来看（附表），石床及石屏风的形制、画像装饰技法等方面显示出阶段性特征，其发展演变可大致分两阶段：第一阶段为北魏洛阳时代至东魏，这一时期，石床的形制是北魏平城时期较为流行的前挡呈倒“山”字形的石床（图四），每块石屏风的高度不超过60厘米，石屏风画像为阴线刻及减地线刻。多配合使用子母阙；第二阶段为北周、北齐至隋，这一时期已不见前挡呈倒“山”字形的石床，石床形制多元，基本有两种（图五），一是石床由兽形或束腰形的床足支撑，二是石床为箱体式的床座，并于其上雕饰壸门。石屏风的高度增加，向竖式屏风发展，高度在60厘米以上。石屏风的装饰技法愈加成熟，主要使用浮雕、减地平钑、减地线刻等手法，并施以彩绘、贴金，更为奢华精致。其中，北周康业围屏石床显示出过渡特征，石床形制产生改变，而石屏风画像风格及线刻技法仍延续了北魏晚期的传统。

二、形制渊源

营建墓葬的终极目的，并不是复制、模仿现实生活本身，而是为逝者构建一个比现实更完美的永恒家园。诚然，依形态来看围屏石床对于居室家具设施的模仿是显而易见的，但从现实的床榻屏风到葬具的转化应有中间环节，故若论及渊源，还需深入墓葬体系自身的发展中。

屏风是汉地传统的家具，石质屏风于汉晋墓葬中已见端倪，并且当中明器石屏风与石榻的组合值得注意。依目前发现，二者最早组合出现是在东汉时期：浙江省德清县凤凰山M1[40]出有两件方形屏风石板，边长约84厘米，由三件石槽座固定，其中两件呈蹲狮形，石屏风半围绕立在一长方形石榻两边，紧贴于墓室北壁，榻前还设有一小案；与凤凰山M1相近的秋山M3[41]，年代约在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墓中出有三块画像石屏风及三件垫脚石插，围绕着一长方形石榻；湖州白龙山孙吴墓M24[42]前室中发现有一石屏风及石榻，位于墓葬前室，屏风石板嵌入石槽座，石屏风位于石榻前方；此外，苏州黑松林三国墓[43]中发现有两件画像石屏风，墓中同出有石榻，可能原本也是组合使用。

南朝墓葬也见有使用明器屏风石榻的情况[44]，并且其形制产生了新变化，如在南京江宁南朝墓M4中，石屏不再是独立、可移动的，石榻之上有卯眼，石屏风底部有榫头，二者以榫卯相合（图六），这与北朝所见围屏石床的组合方式更为接近。两晋墓葬中于墓内设台、案、榻的习俗的祭奠意味明显，明器“石屏风+石榻”的组合搭配使用应也与墓内祭祀空间相关[45]。

图六 南朝墓葬所见明器围屏石榻

（采自徐华、陈大海：《南京市江宁区杨村南朝墓 M4、M5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24 年第 6 期）

汉魏南朝墓葬中的明器屏风石榻，似可形成一个持续发展演变的过程。笔者推测，北朝围屏石床的形成，或受南方墓葬中明器石屏风、石榻的影响，将石屏风与葬具相联结。北魏对于葬具的改造热情自平城时期便已开始，这一时期出现的石堂[46]有着典型汉式建筑特征。虽然南北朝政权对峙，但在墓葬系统中有不少互动交流的痕迹，例如竹林七贤与荣启期题材的大型拼镶砖画，在南朝见于高等级甚至是帝陵墓葬中，画像题材与墓葬规制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而类似题材的图像也出现在北朝政权统治区域内的青齐地区墓葬壁画中，并且近来在翟门生围屏石床上，也见有竹林七贤题材的线刻画像，似乎只是作为一种新式图样被工匠采纳，使用并不具有等级意涵，此一例足见北朝墓葬对南朝因素的吸收与改造。此外，围屏石床画像上常见的执伞扇侍从出行形象，也明显与南朝墓葬画像砖中常见的贵族出行仪仗较为相似。

部分葬具于石床边缘设置一对子母阙的做法亦值得注意。如果将石阙与葬具相组合视为无名工匠兴之所至的发挥，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工匠由一定参照物所启发而做的设计。阙在汉地墓葬系统中较为常见，如汉代墓地地面建筑中普遍存在的墓阙和祠堂阙。其中有一种使用方式值得注意：刻于画像石棺前挡之上的双阙图像（图七），对此较为主流的解释是双阙与“天门”[47]相关，具有升仙意味。从石葬具的装饰传统出发，汉画像石棺上的双阙图像应该说是最相近的“参照系”。北魏迁洛后，与围屏石床并兴的线刻画像石棺与汉画像石棺的联系或可为佐证。北魏画像石棺上的葬具图像，基本是将四神图像与伏羲女娲图像配置于石棺四周，也见有加入孝子图像的组合形式，在题材上明显表现出对汉代传统的继承，尤其是对汉画像石棺的装饰内容与升仙主题的吸收。从目前发现的石棺来看，北魏工匠舍弃了双阙图像，在前档表现“门吏+门扉+朱雀”的图式，左右帮板的图像一般是墓主人乘龙虎从左右帮板向前档的方向行进，可谓是更直接地表达了“朱鸟道引……遂扣天门”[48]的观念。

图七 四川泸州大驿坝 2 号墓石棺前挡双阙图像

（采自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巴蜀书社，2002年，第119页）

从石棺的图像程序设计以及主题表达中不难看出，北魏的工匠对汉代画像石棺的装饰内容与图像主题有相当的了解与认知。所以，在另一种葬具上增加双阙的设计应该是有本可依的，工匠的“灵感”来源应为汉代画像石棺前挡的双阙图像。至于具体的表现方式及媒材选择，有可能是受中原地区建筑模型明器的制作传统影响，如汉代墓葬中见有一种单体明器陶阙（图八）。

图八 河南出土东汉单体明器陶阙

（采自张勇主编：《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大象出版社，2002 年，第 129 页）

此外，子母阙所在的位置似乎也意味深长，它们被放置在石床前缘，设计者似乎试图通过这种建筑形式象征一个无比宽阔的建筑空间。石阙不再是伶仃的、孤立的，工匠在子阙的一侧延展出一段墙体，将其与两旁的屏风石板相接，仿佛是想表现出院落或者是宫殿、仙宫的状态，眼前这个极度有限的空间，似可以通过正面双阙的象征性得到延展与扩大。

三、石葬具的使用

古人在对死后家园的营建中，葬具是一项重要内容。战国秦汉以来，汉地最普遍的葬具为木质棺椁，并形成了多重棺椁制，既是墓主人身份的体现，亦是礼制与等级的要求。检讨使用围屏石床的墓葬，墓葬规格及身份等级最高的是隋麴庆夫妻合葬墓，该墓为中型墓葬，墓主麴庆本人生前官职虽不高，但出身麴氏高昌王族，家世显贵。探讨围屏石床的等级及使用问题，不仅需考察使用者的身份，还需着眼于北朝至隋石葬具的整体使用情况。

目前所见墓主身份明确且使用石质葬具的墓葬，等级最高为磁县湾漳大墓（北齐文宣帝武宁陵）[49]以及税村隋墓（废太子杨勇墓）[50]，湾漳大墓使用彩绘须弥座石棺床搭配木质棺椁；税村隋墓规格接近帝陵，其所使用的梯形画像石棺，在石料质地、形制尺寸以及线刻画像均表现出高规格的特点，远超北朝其他梯形画像石棺；此外，北魏宣武帝景陵[51]用由石板铺砌而成的石棺床，与北朝流行的前挡雕饰画像的石棺床不同，而是接近汉代的棺床，形制简单朴素，无任何纹饰，葬具情况不详，可能原也用木质棺椁。

其次是皇室成员及高级贵族官员的墓葬，主要有司马金龙墓（484年）[52]、元谧墓（524年）[53]、薛怀吉墓（526年）[54]、元暐墓（528年）[55]、曹连墓（528年）[56]、匹娄欢墓（572年）[57]、高润墓（576年）[58]、李和墓（582年）[59]、麴庆墓（590年）、李静训墓（608年）[60]。司马金龙为北奔的东晋宗室之后，墓中使用精致的画像石棺床与木质棺椁；高润为神武帝高欢之子，墓中见有石块拼筑的石棺床，棺椁情况在简报中并未提及，可能也是用木棺椁；麴庆墓使用雕饰精美华丽的围屏石床；李静训墓的石葬具十分特殊，这位出身高贵的早夭女童墓葬中有着太多个性化的元素，体现出“量身打造”的特点，另当别论；其余人皆使用梯形画像石棺：元暐与元谧为北魏皇室成员，其中元谧为孝明帝末年权臣高阳王元雍之弟，去世后被诏赐“东园秘器“；曹连为曹魏皇族后裔，其所使用的石葬具与元谧石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比如均在四神、升仙元素之外添加了孝子故事，可能也受到了东园署的影响；李和历北魏、西魏、北周、隋四朝，官居显要，身份等级较高。

洛阳人郭玉堂曾著书记录清末民初洛阳地区盗墓成风的相关情况[61]，书中有北魏皇室成员墓葬被盗掘、文物流失的记录，其中见有一些石质葬具的身影，如孝昌二年（526年）章武庄王元融夫妇合葬墓出有一具满刻花纹的石椁、太昌元年（532年）林虑哀王元文墓[62]出有一具满刻花纹的石棺；除此之外，孝昌二年（526年）东莞太守秦洪墓出有一具有线刻花纹的精美石棺、永熙二年（533年）秦州刺史王悦夫妇合葬墓出有石椁一具。

其他使用石质葬具的墓葬，墓主一部分为中级或中下级官吏及其家属，主要有尉迟定州石堂（457年）[63]、吕续石屋（456年）[64]、毛德祖妻张智朗石堂（460年）[65]、宋绍祖石堂（477年）[66]、孙龙石棺（519年左右）[67]、匡僧安围屏石床（524年）、田阿赦围屏石床（527年）、张政石棺（572年）[68]、郭生石棺（576年）[69]、伏波将军张延茂母成夫人石堂（579年）[70]等；另一部分墓主则是入华移民及其后裔，有翟门生围屏石床（543年）、李诞石棺（564年）[71]、康业围屏石床（571年）、安伽围屏石床（579年）、史君石堂（580年）[72]、安备围屏石床（589年）、虞弘石堂（598年）[73]，其中李诞先祖来自天竺，其余人均为古代中亚粟特地区的移民后裔。移民群体大多使用石堂和围屏石床这两种葬具，目前仅见李诞墓使用梯形石棺。此外，还有一部分未有明确的职官信息，墓葬规格并不高，但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如邢合姜石堂（469年）[74]、谢氏冯僧晖围屏石床（549年）等。

以上可见，对于北朝石质葬具，尽管它们可能华丽精美、造价不菲，但并不是塑造等级的“必需品”，高等级墓葬仍用传统的木质棺椁[75]，或是木葬具搭配石质棺床使用，并不采用石堂、围屏石床这样的“新颖”葬具，反映出北朝统治阶级对于棺椁的保守态度；相比较来看，在围屏石床、石堂以及梯形石棺的使用人群中，使用梯形石棺的大多为身份等级较高，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为皇族成员；而出土围屏石床以及石堂的墓葬，墓主人生前官职皆不高或是移民群体，值得注意的是，移民群体基本是在两种葬具中二者择其一来使用。物质文化与族属之间的联系微妙复杂，很难有一以贯之的通行理论解释，笔者尝试剖析一二：这种具有汉式建筑或家具特征的葬具之所以被一众粟特移民青睐，其原因可能一是传统礼制对移民群体的束缚较小，他们可以保持着较为开放的态度，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度较高；二是这些葬具视觉上所具备的写实符号特征——汉式传统建筑及家具屏风，会让人联想到中原传统文化及对礼仪的认知，使用这种葬具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们的文化身份，是向汉文化靠拢的反映，或许正如安备墓志所述：“君种类虽胡，入夏世久，与汉不殊。此即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也。”

四、结语

北朝以前，中原传统葬具强调封闭性，椁周于棺，棺周于身，相较来看，围屏石床可谓是一种例外，或是一种丧葬上的尝试。它的身影出现于北魏晚期，进入唐代之后，唐制虽然明言对以石为棺椁或石室有约束[76]，实际上却保留并继续发展了北朝房屋形石堂，高等级唐墓中不乏巨大的殿堂型石椁，围屏石床则“销声匿迹”，可以说是在礼仪的整合规范过程中被有选择性地淘汰了。

本文梳理相关材料，围屏石床的形制演变可分两个阶段，大致以东魏末为界；其出现可能是以汉魏墓葬中的明器石屏风、石榻为中间环节，再结合北魏平城时期的石棺床所形成的；部分葬具中的子母阙受到了汉画像石棺上双阙图像及中原地区建筑明器的影响；综合北朝至隋代的石葬具来看，围屏石床并不属于高等级葬具，其使用者一般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中下级官吏，北朝晚期至隋代的使用人群以移民为主，或与塑造文化认同有关。

论文完整注释信息请检阅纸本期刊正文

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6年第2期

审核、校对：“江西考古”微信公众号工作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