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清乾隆年间《永春州志》记载，“福建永春、德化虎四出，白昼噬人，或夜入人家，阖门俱尽”民国年间，福建永春最西边的一都镇，民国至解放初共有374人被老虎咬走。有个叫三脚尖的小村落，100多口人先后有40多人葬身虎口，村民被迫四散逃亡，村落最终化为废墟。永春东部的五台山麓有个地方叫“虎巷”。
《永春县志》记载，1947-1949年，以出产无烟煤闻名的天湖山——永春的主要林区，纵横40多里——因虎灾猖獗祸民，群众不得已放火烧山，造成荒山绵延20多里。
郑瑞甫回忆，“不要说夜里不敢出门，白天都不敢下地干活，怕被老虎偷袭。”据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统计，永春、安溪、德化、大田周边交界区域，老虎总共咬死咬伤群众达两千余人。
太阳还没下山，家家户户就紧闭门窗；出门下地，都呼朋引类、结伴壮胆；春种秋收时，更是敲锣打鼓、鸣枪放炮，以期吓走老虎。
省军区拨款、发枪，成立联合剿虎指挥部，1952年，在福州召开的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上，永春县人民武装部部长曾伯虎向大会呈交了一份“为民除害”的提案。他还专门撰写虎患情况专题报告，到省军区开会时呈送军区党委，请求官方出面支持剿虎除害。
1953年春，福建省军区拨下剿虎经费5000元，发给轻机枪1挺、步枪100支，以及一批子弹、手榴弹，由永春与安溪、德化、大田成立剿虎联合指挥部，总部设在永春，由曾伯虎任指挥、郑瑞甫为副指挥。指挥部常驻永春横口，四县各设一个分所。时任永春县兵役局科长的陈诚志负责具体剿虎事务。
剿虎指挥部在永春调集各地知名猎手、民兵，并抽调解放军战士协助，组成7个专业猎队和30个业余猎队，共有队员194人，日夜进山跟踪追歼老虎。
指挥部张榜招募打虎能手，因管饭并有经济补贴，一时应征者众多——但后来发现，不少人近距离直面老虎时，要么吓得魂不附体、手足无措，要么紧张过度忘了开枪要领。主动进山出击，地大林深、路途艰险、食宿艰苦，不少招募来的队员中途退缩逃离。派人定点蹲点伏击，常年难遇虎踪，偶尔侥幸撞见老虎的人，又多是胆怯无用、滥竽充数之人。
指挥部调整战术：把专业剿虎队作战扩大为全民动员，实行“普遍撒网、重点围剿”。一旦发现虎踪踪迹，群众须第一时间上报乡里，全员参与警戒报信，再由本地民兵先行追赶包围，指挥部随即带队进山增援。彼时尚未正式划定“四类分子”，无强制指派其专职报信的规定，全民联防、人人报信是当时统一的动员准则。
一天，剿虎队接到群众报讯，发现猛虎在漳平潘田山出没。剿虎队迅速集结赶到，进山包围搜索。老虎钻入茂密茅草丛中藏匿，剿虎队队员集中火力瞄准射击。猛虎暴怒扑向人群，民兵卢来成（永春桂洋人）挺身而上，用胳膊死死扼住虎颈，用头顶住虎的下颚，一人一虎在地上激烈翻滚搏斗。卢来成脸上和身上被虎爪抓伤多处，依旧死战不退。枪法娴熟的猎手康由等人快步赶上，精准开枪毙虎。
郑瑞甫回忆：“没办法远距离从容开枪，我们只能近身压制，猎手康由枪法最好，一枪正中虎头，击毙虎！”这是一只小虎，称重100多斤。
卢来成因剿虎护民有功，1960年4月被推举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民兵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全国表彰。
第二只是母老虎。它在安溪剑斗涉水过溪时被猎手发现，恰逢溪水暴涨、猛虎行动迟缓，被一枪命中负伤后仓皇逃入深山。几天后村民发现其尸身卧于山林，称重身形壮硕，为福建华南虎少见的大体型个体。另一只逃窜的小虎，并未被当场击毙，剿虎队员设笼围困活捉后，送往福州动物园安置饲养。从1950年到1959年，永春捕歼山林大小害兽1万多头，其中核定有记录的老虎11头，为县志及档案统计的合计在册数量。
永春县岵山镇和林村，有一座叫“虎井宫”的庙宇，庙里至今完好供奉着一张民国时期村民打虎后遗留下来的虎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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