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历史流行起来：历史学家、出版商与读者》｜每日一书

《谁让历史流行起来：历史学家、出版商与读者》

作者： [英] 尼克·威瑟姆

译者：万有引力编辑部

版本：万有引力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6年4月

推荐理由：

“五十年来，大学专家们一直在为彼此写作，模糊地希望他们的书能在狭窄的学术圈外被阅读，但他们真正的满足感来自这样一个想法：如果全国有20个人足够了解……理解一本关于某个主题的厚重书籍，那么作者就完成了他的职责，并证明了使他投入了十年的工作和研究是值得的”，80年前，一篇发表在《芝加哥太阳报》上的评论文章，在今天读来依然能让人感到矢中鹄的。

历史学者被视为，被要求，也自诩为一个能坐得住冷板凳的人，毕竟那些前贤先辈，无论是端坐于史馆秘阁之中与黄纸孤灯做伴的中国史家，还是蜷身于修道经院中劳形于案牍的西洋史家，无不笃定治史是一项孤独的宏伟大业，最伟大的史书不是藏诸深山石匮，便是锁于密室书柜之中。即使是启蒙的号角推搡着知识精英走出书斋去面对公众，但历史学依然保持着它的孤高——那种如神灵般不被世人理解的孤高。但当时序来到20世纪，无论知识精英们如何塑造自己在智性上的地位和姿态，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公众才是载舟覆舟的决定性潮流，于是学者们纷纷走出象牙塔，即使是历史学也概莫能外。但让一直以来孤高自诩的历史流行起来，却绝非易事。那些成为公共潮流的“历史名著”，从某种程度上说，并非历史学者个人的努力，而是学者、编辑、出版商与读者的一场“共谋”。

《谁让历史流行起来》这本书的书名可谓名副其实，作者尼克·威瑟姆以一位历史学者的身份分析了他的五位历史学同行是如何参与到这场让历史流行起来的共谋之中的。就像作者所归纳的那样，“五位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布尔斯廷、富兰克林、津恩和勒纳都出生于1914—1922 年这八年时间里，他们早年的生活都受到了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1945 年之后，他们在冷战的影响下，进入了学术成熟期”，就像历史研究总要关注事件和人物的时代背景一样，他们本身就是时代的造物，因此他们所选择的历史流行之路，从本质上说，也是在努力乘上时代的浪潮。

霍夫施塔特和布尔斯廷都注意到了公众潮流所掀起的巨力，在经过几番学术与通识的游移之后，最后决心以高姿态的方式一头扎入这股潮流中，他们将自己的著作瞄准了庞大的中产阶级读者群体，一面以乐观的语气称赞中产读者在智性上的理解力，一面将自己专业的学术研究稀释成更符合中产读者胃口的叙事方式，而这一切都仰仗编辑与出版商的从中襄助，就像霍夫施塔特的《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编辑施特劳斯所要求的那样，这本书应该“既是向象牙塔之外的读者伸出橄榄枝的手段，也是突出这本书作为美国历史写作中既大众化又有深度的贡献的地位”，他要求书的连贯性，要求作者写一篇导言，将全书的章节能够串联起来——直到今天，这依然是学术书编辑的惯用手段，特别是应对那些拼凑在一起的学术论文集。

他的同行布尔斯廷从某种程度上说，则是从一开始就给自己明确的定位——一位服务于大众读者的历史“作家”，他的畅销名著《美国人》的主题之一，便是通过历史叙述来定义美国人的身份，从而为经历了二战和冷战的美国公众提供一种自我认同的历史解释。与霍夫施塔特在通俗与学术写作之间的徘徊不同，他反复表达了自己为普通读者写作的愿望，热衷于迎合“由平装书革命及其给出版业带来的相关变革催生出的所谓‘中产阶级文化’的读者群体对通俗历史作品的需求”，这也是书中所列举的五位历史学家的“共识”，即他们对自己预设的读者群，所谓的“普通读者”都表达了友好，将他们视为“有文化素养的公众”，而非知识精英所刻意贬低的“群氓”，从某种角度上说，这当然是在“讨好”读者。但这恰恰是这些历史畅销书的决胜法宝之一。

历史能够流行起来的原因，采取文学化的叙事手法，通过编辑与宣传以达到讨好读者的目的，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但对普通读者来说，一部史料充足、论证严密的高头巨著抵不上一句观点明确的名言警句，读者常常要求一段精辟的观点，一个机智得足以当作格言引用的句子，更确切地说是一个足以打动心灵的明确结论——这个结论是与读者自身当下处境息息相关的。书中的五位历史学家无不努力让自己的作品做到这一点，他们让过去为现实说话，让历史成为时代潮流的代言人。

霍夫施塔特的《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被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缩影”，布尔斯廷的《美国人》则捕捉了冷战时代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对峙态势，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的《从奴隶制到自由：美国黑人史》则顺应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热潮，就像书中所引用的那段原本用作反语的话：“出版商们应当意识到，并非所有以黑人为主题的书籍都能成为摇钱树”——但在民权运动如火如荼的战后时代，以黑人为主题的书籍确实具有成为摇钱树的潜质，为了达到扩大宣传的目的，富兰克林的编辑建议他“尽可能加入生动的细节和具有说明性的事件……即使有时只是为了增强故事性而增加一两段内容，以提升文章质量”。富兰克林采纳了这一建议，而他的书也被构建成“通俗历史被视为反抗塑造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工具”。

霍华德·津恩的《美国人民史》则面向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与反战运动的热潮，他将自己的历史书籍当作一份具有历史专业性的政治宣传品，用以在当时的政治运动浪潮中发挥作用，就像他的编辑伊莱恩·埃德尔曼对他说的那样“像你这样的人有责任将自己的认知与才能传递给这些年轻人—他们再过三四年就有资格投票选举下一届总统了”，这本书的激进的新左翼的政治观点就像投入公共舆论的一枚炸弹，引起的震荡与争议让这本书获得了极高的热度。

格尔达·勒纳的《美国历史中的女性》则是一部新兴女性主义运动的宣言，她注意到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对女性主义文学的兴趣日益增长”，因此在出版商的营销中为“不应将《美国历史中的女性》当作高中教科书来营销，否则可能会错失这一潜在市场”，她也告诉出版社的一位营销主管如果能将这本书放在书店的“女性解放”专区，它将“极具销售吸引力”。作者一直让自己走在女性运动的前沿，为此让自己的著作拥有了一批潜在的忠实读者，她亲自下场营销自己的图书，也让自己站在了时代潮流的前沿。

将历史与当下政治议题相结合，是让历史能够紧跟时代流行步伐的保证，尤其是当政治影响力膨胀式扩张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的今天，历史常常被用作现实政治的工具，或用来作为政治合理性的托词，或用来作为政治合法性的依据，或为政治提供过去的经验教训与规谏，或成为政治宣传的法螺。从某种角度上说，书中的五位历史学家都基于各自的政治立场而利用了历史这一工具，而章节安排上，五个人物将历史作为政治工具的程度也恰好是由浅入深，开篇的两位史家霍夫施塔特与布尔斯廷还恪守历史学家的学术严谨性，在专业性与通识性上比权量力，而后面的三位史家则越来越将自己的历史作品作为某种政治意识形态或某个群体的宣传工具，为此，他们在史料中挑挑拣拣，不惜使用符合自己政治观点的二手论据，以得出符合时代热潮的结论。

他们与出版商、读者共谋，将历史作为时代热潮的一部分，立场鲜明，观点激进，引发共鸣，或激起争论，由此让历史变得“流行”，但我们也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变得“流行”的“历史”中，究竟有多少是历史自己发出的声音？

撰文/李阳

编辑/罗东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