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若问什么样的音乐剧最能代表大湾区，答案或许不在旋律的流派之争，也不在语言的单一边界，而在于它能否承载一片土地的记忆、迁徙与新生。作为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的重磅剧目，上周末在深圳大剧院连演两日的《乐动湾区：音“粤”剧嘉年华》，便试图以一台“浓缩史诗”作答。
郑君炽、叶巧琳、欧阳丰彦、劳其森——几代音乐剧演员同台，唱的是经典选段，演的却是一部粤语音乐剧的“创世纪”。它未必能给出终极答案，却至少画出了一条值得凝视的坐标轴：横是地理，纵是时间，歌声穿过四十年光影，从香港的渡口到深圳的舞台，再到更远的未来。
音乐剧是舶来品，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当香港率先将《猫》《歌剧魅影》等经典译介为粤语版时，它便不再只是“西方戏剧的东方转述”，而成为华语世界接纳这一艺术形式的“文化口岸”。彼时的粤语，既是沟通的媒介，也是文化自觉的容器——它让百老汇的叙事逻辑在岭南的语调中找到新的呼吸节奏。此后数十年，从《雪狼湖》的流行叙事到《雄狮少年》《大状王》的深度本土化，粤语音乐剧逐渐挣脱“翻译”的桎梏，走向原创。这条路并不平坦，但每一步都踩在“在地化”的泥土上。
在这场嘉年华的选曲中，作曲家高世章的创作尤为亮眼。他在《雄狮少年》中摒弃了“主题曲”思维，转而采用“人物主题动机”的发展手法——每一段旋律都成为角色的心理传记。醒狮鼓点不再仅仅是氛围的点缀，而被升华为精神图腾：鼓点起处，少年心中那头雄狮便醒转过来。这种将传统文化符号内化为戏剧驱动力的策略，在《大状王》中同样鲜明。评弹、粤剧、南音的短歌交错穿插，如珠玉落盘，音乐不再是台词的陪衬，而是与表演等量齐观的叙事主体。它“讲故事”，不只靠歌词，更靠腔调、节奏和留白——那是岭南文化特有的气息。
《乐动湾区：音“粤”剧嘉年华》表演现场。
然而，任何艺术的本土化，最终都要落实到“人”的维度。此次嘉年华集结了郑君炽、叶巧琳等香港实力派，也纳入了星海音乐学院研究生劳其森等“00后”大湾区新锐，显示出创作梯队的雏形。但若将目光投向更宏观的产业生态，繁荣之下仍有裂缝。《粤港澳大湾区文艺发展指数报告》曾直指痛点：珠三角剧场硬件充足，却缺乏“愿意长期留在本地的创作与制作人才”。编剧、作曲、导演、舞监——完整的产业链条多集中于京沪；即便有星海音乐学院等院校输出表演人才，原创孵化和稳定产出仍显薄弱。广州驻场的小剧场音乐剧，多是上海市场成功后的“移植品”，乃至外来IP的粤语化，也由上海的制作公司主导。这说明什么？说明粤语音乐剧的“根”虽深，但“茎叶”尚不够强壮。
值得庆幸的是，《大状王》的内地观众跨城追戏现象，反向印证了粤语原创音乐剧的市场潜力。观众并非只为明星而来，更是为“粤语讲述的故事”而来——那里面有他们熟悉的腔调、隐秘的情感密码，以及一种区别于普通话叙事的文化亲切感。但《大状王》的意义远不止于票房号召力，它更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以粤语为核心、能走远路的原创作品所带来的产业自信：当一部剧能做到“叫好又叫座”，它便不再是孤例，而可能成为方法。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什么样的音乐剧最能代表大湾区？或许答案不是某一种曲风，而是一种状态——一种持续“转化”与“再造”的状态。大湾区从来不是铁板一块的文化实体，它是港口、是渡口、是人才与资本流动的交汇点。粤语音乐剧的命运，正是这种流动性的缩影：它从西方来，在香港生根，在珠三角寻找新的土壤，又可能在未来被重新输出为新的文化产品。这种“往复”本身，便是湾区精神的内核。
嘉年华的舞台，恰如一艘以音符为舟、以粤语为帆的船。它不急于靠岸，而是让人听见四十年的回声。当歌声落下，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我们能否留下这些创作者，让他们在此扎根，而不只是过客？能否让“粤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工具，而成为世界理解大湾区的一把钥匙？这台演出释放了一个信号，春天尚有，但耕作仍需耐心。坐标轴已画好，剩下的，是让时间在其中写出真正的史诗。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吴凤思 彭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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