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深夜，他在20公里外睡觉，却被判了爆炸罪——一份判决书上的“幽灵证人”与28年无法醒来的噩梦

（注：本文内容基于陈平昌本人提供的司法文书、申诉材料及陈述整理，相关事实有待司法机关进一步核实。本文不作定性判断，仅呈现客观存在的文书矛盾与当事人主张，期待有关部门依法核查。）

凌晨两点，陈平昌又醒了。

窗外任何一点响动，都能让他从睡梦中惊醒。59岁的他，至今无法睡一个安稳觉。1998年11月7日那个夜晚，他明明在陈四群家房子里的沙发上睡得好好的，可法律却认定他在20公里外炸了别人的房子。

从此，他的每一个夜晚，都成了那一天的延续。

“我这一辈子，就毁在了一个我根本没去过的夜晚。”

1998年，陈平昌31岁。那年10月，他刚从云南玉溪回到贵州老家——在此之前，从1996年到1998年，他整整两年都在玉溪打工，贵州老家发生了什么事，他根本不知道。回到贵州后，他在梓椅村接了两个修滚水坝的活儿，一个1200元，两个就是2400元——在90年代末，这算一笔不错的收入。他借住在工友陈四群家里，白天挥汗如雨修公路、筑水坝，晚上累得倒在沙发上就睡，陈四群还给他抱了一床毛毯盖上。

日子虽苦，但陈平昌觉得有奔头。

可这个奔头，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

1998年11月9日，一群没有穿警服、没有开警车、没有亮证件的人来到陈四群家门口，用绳子把还在工地上干活的陈平昌绑了起来。工友们亲眼看着，他们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封住了他的嘴，像对待一个重刑犯一样把人拖走了。

“光天化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们连一句‘你犯什么事了’都没说。”一位当年在场的工友回忆。

陈平昌被关进了一个废弃的客车站，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解释。两天三夜，他被绑着，嘴里塞着东西，像一个被丢弃的物件。

直到被转交到公安局、送进看守所，他才终于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

判决书上白纸黑字写着：1998年11月7日24时许，陈平昌在双井村用炸药炸毁了陈定安家的房屋，犯爆炸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陈平昌拿着判决书，手在发抖。

他原本就是双井村人，可1996年他就去了云南玉溪打工，之后整整两年没回过贵州。1998年10月回到贵州后，他直接去了梓椅村修公路，吃住都在工地上，梓椅村和双井村之间隔了整整20公里山路。

案发那晚，他人在梓椅村的工地上睡觉。一个在云南待了两年刚回来、一直在梓椅村工地干活的人，怎么跑去双井村炸房子？

“我在陈四群家吃的晚饭，天擦黑就在沙发上睡了，盖着一床毛毯。张佳平都能给我作证啊！”

更荒谬的还在后面。

判决书上赫然列着一位叫“马米线”的证人，证明陈平昌有罪。陈平昌翻遍了脑袋，也想不起认识这么个人——他96年到98年人都在云南，贵州的事一概不知，怎么可能认识什么马米线？ 他托了无数人去查——全国户籍系统、人口信息库，全部查无此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成了送他进监狱的“证人”！

“法院凭空捏造一个人出来当证人，这不是把我往死里整吗？”

判决书上还有“陈平昌供述”四个字——白纸黑字，写着陈平昌“承认”自己犯了罪。可陈平昌疯了一样摇着头：

“他们抓我的时候，用封口胶把我的嘴封死了，我一个字都没说出来过！开庭的时候，法官不让我说话，我连‘我冤枉’三个字都喊不出来！我的供述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判决书上还认定了一个叫马老慕的人是陈平昌的“妹夫”。陈平昌看到这行字，几乎气疯了：

“我妹妹嫁的是赵二筛，这是事实。可96年到98年我人一直在云南，贵州的事我根本不知道，妹妹嫁人之后的日子怎么过的、家里什么情况，我完全不清楚。我根本不认识什么马老慕！联合国秘书长我也不认识，照这个逻辑，是不是也要抓来跟我一起判刑？”

每一个字都是假的。一份从头到尾都在撒谎的判决书，把陈平昌送进了宁谷监狱。

开庭那天，公诉人陈桃红当庭说了一句话，法庭里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陈平昌无罪，是公安机关搞错了。”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在陈平昌心上。

公诉人——代表国家指控犯罪的人——当着法官和旁听群众的面，亲口承认被告人无罪！

既然无罪，那为什么还要起诉？既然公安机关搞错了，那为什么不放人？

可审判长刘桂琴也当众说了一句话：“陈平昌什么都不知道。”

既然什么都不知道，那凭什么判刑？

刘桂琴没有回答。法槌落下，六年。

从公诉人当庭说“无罪”，到审判长说“什么都不知道”，再到法官李晓燕在宁谷监狱里对陈平昌说——“认罪放人，不认罪不放人。”

陈平昌盯着她：“我没罪，我怎么认？公诉人都说我没罪了！”

“不认罪，那就继续关着。”

六年，2190个日夜。陈平昌在监狱里，每一天都在想同一个问题：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他什么都没做错。他只是在一个不该被抓的时间，待在了自己应该在的地方。

公诉人亲口说了无罪，审判长亲口说什么都不知道——可判决书上依然是“有罪”。法律的白纸黑字，比不上某些人铁了心要判的决心。
这么多年下面当事人身心疲惫已经没有力气抗争下去了，晚年的陈平昌要的不多，让公诉方能因为错误逮捕，能公开认个错，帮他平反，给予这些年的冤情相对应的补偿，这样他也就释然了

2001年，转机来了。

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无罪判决，撤销了水城县法院的原判，委托水城县法院放人。

陈平昌在狱中听到这个消息，浑身血液都热了。正义要来了！

然后，什么都没有发生。

水城县法院像没收到这份判决一样，继续关着陈平昌。无罪判决被故意隐瞒、被雪藏、被当作一张废纸扔进了抽屉。

2004年，六盘水市中院又出了一份裁定——（2004）黔六中刑一终字第60号，“维持原判”。

维持的是哪份原判？是1999年的有罪判决？还是2001年的无罪判决？两份判决内容完全相反，怎么可能同时被“维持”？

陈平昌想不通。他只知道，他继续在监狱里待着，直到2004年刑满释放。

六年，一天都没少。2004年11月15日，陈平昌走出监狱大门，一无所有，无家可归。16日，他去了丫口村的老丈人家暂住，20日便离开贵州，去了湖南下井挖煤。

一个刚出狱的人，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去煤矿卖命。

出了狱的陈平昌，开始了一场贯穿他后半生的战斗。

他去了水城县法院、六盘水市中院、贵州省高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他去了信访局、政法委、人大常委会。他向所有能想到的部门递交材料，先后申诉100多次，委托律师8次，媒体曝光100多次。
在北京检查站拦截信访人两次，在火车站3次，共计在北京拦劫信访5次。

他曾经把材料借给邮电局的领导，希望通过正规渠道递交到上级机关。可那些材料交出去之后，如同石沉大海，再也没有回音。材料是被拦劫了，还是被人故意压下了？陈平昌不知道。他只知道，每一次他把证据交出去，换来的都是沉默，派出所笔录在我手中，是拦劫信访人的依据

他还给最高层写信反映情况。

每一次，他都带着厚厚的材料，每一页都写满了“我在睡觉，我没犯罪”。

而每一次，他得到的回复都像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唯一一次让他看到希望的，是水城区委书记陈石在接访大会上说的那句话：“封禁原判，重新处理。”

8个字，陈平昌记到现在。

但“重新处理”最终变成了“继续拖延”。听证会上，有法官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今日制造冤证恐怕不行。”——连制造冤证都“不行”了，可另一些人还是强行让17个人签了字，炮制出一份新的“证据”。

更讽刺的是，那次听证会，陈平昌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而会后整理的笔录里，又出现了“陈平昌供述”

“我一句话没说，‘供述’又跑出来了。他们想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了什么。我这个人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需要一份‘供述’。”

2021年，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涉诉信访终结告知书”。这意味着，陈平昌连申诉的权利都被正式剥夺了。

2026年3月，六盘水市检察院回复：“最高人民检察院已作出审查结论，不再受理。”

28年。从31岁到59岁，陈平昌从一个壮年汉子，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

他的牙齿掉了，头发白了，背也驼了。这28年里，他本该挣的钱、本该建的家、本该享受的天伦之乐，全都没了，“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希望有关部门能对此事的是非曲直给出权威认定，并及时跟进处理。

“我什么都没干，我只是在那天晚上睡了一觉。就因为我睡了一觉，他们判了我六年，又折磨了我28年。”

陈平昌说，他告状只坚持一个原则——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也是最基本的司法底线。

可现在呢？无辜的人坐了六年牢、申诉了28年；真正制造冤案的人，至今还在岗位上。

现在只有一条路——通过媒体曝光台，把真相公布出来。把真相公布出来让相关部门来管，让平民百姓也能看到。加大频率，猛力推动宣传，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平反冤案，赔偿损失，之后什么都好说了。

陈平昌知道，这可能是一场打不赢的仗。但他已经打了28年，不在乎再打下去。

他今年59岁了。他不知道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等来一句“判错了”。

他只是想让人看看那份判决书——看看那些荒唐的时间、荒唐的证人、荒唐的“供述”——然后问所有人：公诉人当着法庭说“无罪”，审判长说“什么都不知道”，却还是判了六年。一个人在自己家睡觉，到底犯了哪条王法？

一个普通的农民，用了大半辈子，只是想证明一件事：

1998年11月7日24时，他在睡觉。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