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日军炸了临洮5次,为护住山上那支十几人的小队,兰州机场20架战机整夜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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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镜子炸没了,还去吗?」

1941年夏,天文研究所所长张钰哲带队从昆明出发,奔赴三千多公里外的甘肃临洮,只为拍下一场四百年难遇的日全食。最要紧的地平镜,却在转运途中被炸成了废铁。

而他贴身的口袋里,还揣着一封从重庆发来的电报,上头写着母亲病危。

01

1902年2月16日,福建闽侯县城,一个姓张的职员家里添了第五个儿子。

取名钰哲。

这孩子命薄。两岁那年,父亲撒手走了。

家里塌了半边天。母亲一人拉扯五个儿子,日子过得紧巴。别人家孩子有零食,他没有。别人家孩子穿新衣,他捡哥哥剩下的。

母亲把话撂死了:饭可以少吃,书不能不念。

1907年,张钰哲进了福州明伦小学,学费全免。从小学念到中学,两次毕业考试,他都拿了全校第一。

1910年5月,天上出了大事。

哈雷彗星过境。

福州城里人心惶惶,街坊说这扫帚星一出,要出乱子。有人烧香,有人闭门不出。

八岁小张钰哲不怕,他搬了张小板凳,坐在天井里,仰着脖子看。

一颗大星,拖着长尾,横在夜空上。看着一动不动,可你每隔一阵子瞧,它又挪了地方。

那条尾巴亮得像一道河。

他看到脖子发酸。母亲喊他睡觉,喊了三遍。

这一夜景象他记得一辈子。

1913年,二哥在北京站稳了脚,把全家接了过去。张钰哲转学到北京,先入畿辅中学,后进北京师范大学附中。

1919年,他以第一名从附中毕业,考进清华学校高等科。

正逢五四那年。

北京城里的学生上街,喊口号,撒传单。十七岁的张钰哲在人群外头看着。

1923年,他拿到公派留美的名额,登船去了美国。

先进普渡大学,学机械工程。

念了一年,觉得不对。

又转康奈尔大学,学建筑。

再念一年,还是不对。

图纸画得不算差,成绩也过得去,可他心里那块地方,怎么都填不满。

一天晚上他去同学宿舍串门,等人的工夫,从桌上抄起一本小册子。

寻常的天文科普读物。

翻开第一页,卷首有一段话。

作者写道:天文本是中国的古学,我们这门学问兴起最早,一千多年前就已蔚为大观。可惜后来中落,近百年更是日就消亡,几成绝响。

张钰哲把册子从头翻到尾。同学回来了,他还杵在那儿。

祖上阔过,如今抬不起头。这话说的是天文,也说的是每一个在异国街上走路都要往边上让的中国留学生。

一千年前中国人记天象记得比谁都全。哈雷彗星的记录,中国史书从公元前240年就有。

而1923年的世界天文界,找不出一个中国人。

1925年,张钰哲转学到芝加哥大学天文系。



02

芝加哥大学有一座叶凯士天文台,坐落在威斯康星州威廉斯湾,离芝加哥七十多公里。

台上有一架60厘米反射望远镜。

1926年张钰哲本科毕业,留在叶凯士天文台做纬度测定。1927年拿到硕士,转攻博士,师从樊比博教授。

樊比博是美籍比利时人,一辈子测过三万多颗双星,另有大量彗星和小行星,天文界称他“观测的王子”。

老先生有个规矩:想跟我做小行星,先熬得住夜。

小行星观测是个苦活。天彻底黑透了上山,架望远镜,对天区,曝光,换底片,再曝光。一夜下来眼睛发花,手指冻得捏不住铅笔。第二天还得洗片、比对星表、算位置。

一百张底片里能出一个货,就算不错。

1928年11月22日,又一个观测夜。

那晚晴,无月,是拍小行星最好的天气。

张钰哲照例上了山,一口气盯了五个多钟头。

夜里两点多,他把刚洗出来的底片搁上比对仪,一颗一颗跟星表核对。这活枯燥得能把人磨疯。星表上有的,划掉。星表上有的,再划掉。

划到某一处,他手停住了。

底片上多了一个点。

星表上没有。

张钰哲先怀疑是底片脏了,或是显影留下的斑。他翻出前一夜的底片,压上去比对。

同一片天区,那个点挪了位置。

它在动。

会动的,不是恒星。

那一年,人类已发现的小行星总共1124颗。

从1801年意大利人皮亚齐发现谷神星算起,一百二十七年,各国天文学家你追我赶,编号一路排到1124。

这1124颗里,没有一颗是中国人发现的。

也没有一颗是亚洲人发现的。

张钰哲没声张。他接着跟踪观测,测经纬度,一遍一遍推轨道。凡是激动时下的结论都靠不住,这个道理他懂。

一直算到轨道要素严丝合缝。

第二天,他去找樊比博。

老先生把底片和数据过了一遍,抬起头。

「Chang,这是一颗新的。」

他伸出手,握着这个中国学生,久久没松。

按国际惯例,小行星归发现者命名。国际行星中心很快承认了这次发现,给出编号:

第1125号。

命名的事,同事比他还热心。

有人劝:你名字里那个“钰”字好,拆开是金和玉,就叫金玉星,Golden Jade。

也有人说:“哲”字听着有学问,就叫哲星。

张钰哲想起那本小册子,想起“几成绝响”,想起这五年里每一次别人问他从哪儿来,他答“China”时那一秒的停顿。

报上去的名字是:

CHINA。

中华。

这个名字一交出去,这颗星上就永远不会有“张钰哲”三个字。他这辈子唯一一次给宇宙里的东西起名,机会让了。

后来有人问他后不后悔。

他说,叫金玉,只有我一个人高兴。叫中华,所有中国人都能抬一次头。

同年,他写了一首诗寄给母亲,题为《留美学业将毕寄诗呈母》。

开篇两句:科技学应家国需,异邦负笈跨舟车。

中间一句:久缺晨昏奉起居。

这句的意思是,儿子这些年没能在您跟前端茶送水。

结尾他给母亲许了个诺:明年渡海俱琴书。

明年我就带着书和琴回来。



03

1929年夏,张钰哲拿到芝加哥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双星轨道极轴在空间的指向分布。

凭这份资历,在美国谋一个体面的天文台职位不难。

有人劝他留。

他不留。

不过他也没急着上船。

回国前,他去了美国的洛威尔天文台。

立克天文台。

威尔逊山天文台。

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天文台。

他不是去开眼界。他揣着本子,一路记:圆顶怎么造,转台怎么做,望远镜怎么架,恒温怎么控,底片库怎么存,值班表怎么排。

临走还搜罗了一大堆东西。天文学教科书,仪器样本目录,天文照片,教学幻灯片。

装了整整几大箱。

这不是行李。

这是一份清单。

那年中国还没有一座现代天文台。他把一座天文台该有什么,先抄了一份带回家。

1929年秋,张钰哲从温哥华登船,回到上海。

回国后受聘为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讲天文学、天体物理学、天体力学。同时被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

那时中国的天文条件差到什么地步?

没有仪器就得自己造。张钰哲一边教书,一边从国外买光学玻璃,蹲在实验室里磨镜面。

1932年9月,来了一桩急差。

那时他在紫金山天文台做事,台长余青松交给他一个任务:

去北平,把古观象台上的四架古天文仪器抢运回南京。

抢在日本人前头。

这四架仪器是明清两代传下来的国宝,铜铸的,世上罕见。其中天象仪和圭表,庚子年落到过外国军队手里,一战打完中国是战胜国,几经周折才要回来。

丢过一回,不能再丢第二回。

张钰哲到北平,先上观象台看货。

天象仪和圭表好办,装箱上火车。

麻烦的是浑天仪和简仪。

这两个大家伙,一件八吨,一件七吨,蹲在观象台上像两座小山。当年八国联军对它们都束手无策。

从观象台到前门火车站,十二华里。

没有吊车,没有平板车。

工人绕着转了两圈,摊手:张先生,这抬不动。

张钰哲不吭声,围着浑天仪踱了几圈。

他忽然想起一桩旧事。光绪年间,这浑天仪是从钦天监紫微殿搬到观象台的,两地隔着三公里。那年头也没有吊车,怎么挪过来的?

他四处打听。

答案是:那年冬天,沿途百姓一桶一桶泼水成冰,铺出一条冰道。一百多个壮汉前拉后推,硬是把大家伙从冰道上推了过来。

张钰哲一拍脑门。

冰道靠的是什么?把摩擦力压到最低。

早秋做不成冰道。可中学物理里,还有另一样东西能干这活。

滚木。

第二天清早,几十个工人扛来一堆圆木杠,在两座古仪的底座下垫起一排。

一声号子,挪一寸。

再一声号子,又一寸。

出大门,穿裱褙胡同,过西观音寺,从东单往前门蹭。

十二华里,走了整整三天。

五天以后,四架国宝安全抵达南京。

这桩事在他一生里不算大事,档案里也就几行字。可它把这个人的性子说透了。

东西没了,就想办法。

办法没有,就往老辈人嘴里掏。

只要还剩一线可能,他就不撒手。



04

1937年初,张钰哲在纸上算出了一个日子。

他算的是日食。

日食看着神秘,其实全在算里头。太阳、月亮、地球的运动都有规律,把参数代进去,几十年上百年后的日食什么时候来、在地球上哪条带里能看到全食,都能推出来。

张钰哲推出来的是:

1941年9月21日。

那一天,中国境内将有日全食。

全食带从新疆进入,经甘肃、陕西、湖北、江西,最后从福建北部入海。横跨八九个省,长达数千公里。

这个结果他反复核了几遍。

消息传出去后不久,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也算出了同样的日子,并给了一句评价:四百年难遇的奇观。

国际天文界震动。

日全食为什么这么金贵?

因为在人工日冕仪问世之前,人类只有在日全食那几分钟里才看得见太阳最外层的日冕。平时太阳太亮,日冕被压得死死的,什么都露不出来。

还不止这一桩。日全食时太阳亮度骤降,若正好有彗星从太阳附近经过,就有机会逮住它。同样的道理,也有助于寻找运行在水星轨道内侧的小行星。

一次日全食,就是几分钟的窗口。

错过了,等下一次。

各国天文学家纷纷备船备箱,要来中国。

中国天文学界也动了起来,专门成立日食观测委员会,计划组织九支观测队分头设点。

然后,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局面急转直下。

从国外定制的仪器,运不进来。

各国天文学家的来华计划,一个接一个取消。

九支观测队,压缩成两支。

南京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天文研究所迁到昆明,在凤凰山上搭起一个简陋的台子。

1941年初,张钰哲受聘接任天文研究所所长。

他一个人从重庆去昆明上任。

那年他不满四十。重庆家里留着老母亲、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战时物价飞涨,日机三天两头来,跑警报成了日常。

他为什么舍得走?

后来他在给妻子的生日贺词里写了两句:

圣战方殷,敢耽家室之乐?

步天有责,难辞蛮瘴之行。

意思很直白:仗打得这么苦,我哪敢贪图家里的安稳。看星星是我的责任,去瘴气之地的差事,我推不掉。

凤凰山天文台是个什么条件?

破。

计算设备是旧的,仪器是陈的,宿舍漏雨。张钰哲就在这儿接着推他的小行星轨道。

日食这件事,他一天没搁下。

中国是全世界日食记录最古老、最丰富的国家。从甲骨文起,几千年记下来的日食记录,别的国家拿不出来。

可这几千年里,中国人从没在自己的国土上用现代科学方法观测过一次日食。

一次都没有。

如今轮到中国境内出这么一场四百年难遇的日全食,外国人不来了。

要是中国人也不去,1941年9月21日这一天,这场天象在中国大地上,连一条科学记录都留不下。

想通了这一层,张钰哲没再犹豫。

1941年4月,中国日食观测队成立,他任队长。

队里凑了十几个人。名单上有高鲁,有李珩,有陈遵妫,还有当时年轻的李国鼎。

观测点定在哪儿?

三个因素。

其一,天气。9月下旬,全食带上哪一段晴天概率最大。

其二,交通。人和几百斤仪器得运得过去。

其三,战事。得挑一个日机不那么容易够着的地方。

三条一比,选定甘肃临洮。



05

但是观测用的地平镜在转运途中被炸毁了。

地平镜是什么?

一面能把太阳的像稳稳送进拍摄系统的反射镜。日全食观测最核心的一环,就是在几分钟内把日冕拍下来。这面镜子一没,整套光路就断了。

临时从国外重订?

来不及。仗打成这样,海路陆路都堵着,就算订得到,运不到。

有人说,那这回就算了吧。

四百年一次的机会,说算了。

张钰哲没接这茬。他钻进库房,把从南京紫金山带出来的那台摄影望远镜翻了出来。

然后动手拆。

镜头卸下来。

镜筒不要了。

他自己钉了个木架子,把镜头装上去。

镜筒缺了怎么办?拿黑布裹上。黑布不漏光,顶得住镜筒的活。

后头接一个24英寸反光镜的底片匣。

木架子加黑布,就这么一套东西,拿来拍日冕。

搁今天的实验室里,这玩意儿要被当笑话。

搁1941年的中国,这是全部家当。

光有这一套还不够。张钰哲又挨家去借。

中央大学,借望远镜。

金陵大学,借摄谱仪。

陆地测量总局,借等高仪。

东拼西凑,总算把家什凑齐了。

1941年6月30日,队伍从昆明出发。

交通工具是一辆破军用卡车。

车厢里堆满仪器箱和铺盖卷,人没地方坐,就坐在行李上。

车一颠,人跟着颠。仪器箱得用手死死按住,箱里的镜片经不起磕。

从昆明到临洮,三千二百公里。

这条路后来张钰哲自己记了一段:

北上公路沿途的地名有七十二拐弯、吊死岩,光听名字就够吓人的。

驾驶员为省汽油,每逢下坡就关掉油门,任车滑行。

公路两旁翻下坡去、无人理睬的车子比比皆是,触目惊心。

每过一道关卡,管理人员总要多方留难,必须递上香烟,还得答应替他们带“黄鱼”,也就是免费搭客,交涉才算办通。

我们车上堆满仪器和行李铺盖,工作人员便坐在行李上面。那是很不舒适,也不安全的,但无可奈何,只得冒险前进。

7月7日中午,卡车行至距重庆二十公里的海棠溪路段。

日头毒,司机猛地一脚刹住。

有人喊:

「飞机!」

前方天上,日军的机群压了过来。

十几个人从车上往下跳,也顾不得高低,滚进路边的农田趴倒。

刚趴下,爆炸声就到了。

炸弹声一停,张钰哲头一件事不是查人,是抬头看卡车。

车还在。

仪器箱还在车上。

他这才挨个数人头。

十几个人,一个没少,一个没伤。

张钰哲拍拍身上的土:

「上车。」

接下来的路上,这样的事又来了好几回。飞机到,跳车,趴下。飞机走,上车,接着赶。

不是不怕。是怕也没用。

这一路走了四十二天。

8月13日,队伍抵达临洮。

进城头一件事,选观测点。

不能设在城里,城里是日机重点照顾的去处。

最后定在城东郊的岳麓山,山上有一座泰山庙。

庙在半山腰,四周有树,从空中不容易发现。

后来测出这个位置的准确坐标:东经103度52分13秒05,北纬35度22分33秒01。

队员们把仪器一件件搬上山,架起来,调平,校准。

那个木架子加黑布的家伙,也在其中。

还有一件事,是这一路上顺手做的。

他们穿过五个省份、二十多个市县。每到一处停下,队员就给当地百姓讲讲这回是干什么的。

太阳会被月亮遮住,白天要变黑。

不是天狗吃日。

不用敲锣,不用放炮,不用烧香。

许多老百姓头一回听见“天文”这两个字。

也头一回晓得,日食是能算出来的。



06

到临洮的第二天,一封重庆来的电报送到了张钰哲手上。

他拆开扫了一眼。

母亲病危。

他把电报叠好,塞进贴身的口袋。

没告诉任何人。

他两岁丧父。这一辈子,是母亲一个人把他和四个哥哥拉扯大的。

家里穷成那样,母亲咬牙让他把书念完。他考第一,母亲不夸,只说,再念。他考上清华那年,母亲把家里唯一一床好被子拆了,给他缝了新褥子。

他去美国那年二十一岁,一去六年。

1928年发现“中华”星,第一封报喜的信寄给了母亲,信里写着:明年渡海俱琴书。

那年他真回来了。

可回来之后,先是南京,后是重庆,再是昆明。三十多岁到四十岁这些年,他跟母亲待在一块的日子,加起来没几个月。

如今电报上写着病危。

从临洮赶回重庆,也要四十来天。

而9月21日,只剩一个月零几天。

这道题没有中间答案。

回去,观测就没了。四百年一次,下一次要等几百年,他和这一辈人都赶不上。中国境内第一次现代日食观测,也就没有了。

不回去,母亲怕是等不到他。

那几天,张钰哲照常上山,照常调仪器,照常和队员对流程。

谁都没瞧出异样。

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封电报天天贴着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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