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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日本孙子学研究正在发生新的转向,研究者不再满足于重文献整理与传播史的梳理,而是把目光投向中国古代兵学经典及其传统注疏本身。高桥未来关于杜牧《注孙子》的研究是典型代表。此类海外孙子学研究成果,不仅能为国内学界提供方法论的参照,更有助于推动孙子学研究的国际对话。
关键词:高桥未来 杜牧 《孙子兵法》
文章出处:《孙子兵法研究》2026年第4期
作者简介:蒋云斗,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日本学者高桥未来近年来围绕杜牧《注孙子》所做的系列研究[①],已经超越了传统文献考据的范畴,试图还原一位中晚唐士大夫兵学思想的形成轨迹。这些研究揭示了《注孙子》在重塑《孙子兵法》的史学定位与思想内涵方面的重要意义。具体体现为两点:其一,阐明杜牧注本如何通过拓展兵学的经世边界,完成兵学从“诡道”向“经世”的阐释模式转化,从而实现兵学与儒学、兵战与儒者的结合;其二,通过考察文本的谱系演进,廓清了“文武关系”为何成为中国古代兵学诠释的核心问题。
一、兵学经世边界的拓展与“道”的重构
高桥未来认为,杜牧《注孙子》并非简单的章句疏解,而是对《孙子兵法》这部兵学经典进行了一次经世化阐释。其目的在于拓展兵学的经世边界,进一步确立兵学在儒家政治秩序中的正当性。由于以往研究多聚焦于《孙子兵法》的“诡道”与“机权”,导致兵学在崇文的政治秩序中难以获得应有的地位。高桥未来指出,杜牧正是通过诠释视角的转换,打破了“文武分途”这一传统认知。
这种突破的关键在于杜牧对《孙子兵法》“道”的重新界定。历代注疏多把“道”解释为政令或教化手段,杜牧则将“道”解释为“仁义”。高桥未来认为,这是杜牧有意将《孙子兵法》与《荀子·议兵篇》形成关联,从而将兵学概念与儒家的政治理念相联结。
二、历史实证与文本叙事的重构
高桥未来通过比较文本发现,除了理论推演,杜牧还力图通过“以史证兵”来论证兵法的经世效用。杜牧在援引史料时表现出很强的主体性和叙事重构能力。
高桥未来指出,杜牧所引用的战例大多来自其祖父杜佑编纂的《通典》,但绝非简单地因循照录。以耿弇伐费邑一战为例,杜牧凭借其对兵法的理解,把一段完整的历史叙事进行拆解重组,分置于《孙子兵法·虚实篇》中,来印证“致人而不致于人”与“攻其所不守”。这种对史料的重新处理,表明他想用史实服务于经世的目的。此外,高桥未来还将杜牧的注释与赵蕤《长短经》加以比较,发现杜牧所选取的切入点更贴近《孙子兵法》原意,说明杜牧在史料运用上的独立判断。
高桥未来认为,杜牧把《孙子兵法》转化为批判现实政治的标准。杜牧从朝廷平叛成德军的失败中总结出“不懂变”与“上下离心”的教训,由此建立起“以史证兵”与“以兵论政”的相互印证的逻辑。这说明《孙子兵法》作为经世之学,在匡救晚唐时弊方面有着现实意义。
三、兵学接受史视域下的文武关系
通过考察兵学思想的“互文性”与历史演变,高桥未来的研究拓宽了《孙子兵法》接受史的研究视野。其主要观点是,《孙子兵法》并非一个封闭的文本,而是与《通典》《荀子》等经典形成呼应,在不同时代不断生成了新的内涵。
更为重要的是,高桥未来进一步厘清了“文武关系”作为兵学研究核心议题的价值。面对“文武殊途”的社会现实,杜牧在序文中通过重塑韦睿、杜预等“儒将”形象,以论证“贤卿大夫”掌握军事的合理性。
高桥未来的研究表明,杜牧通过对文本的重新解读,将“道”与“仁义”相关联,进而把《孙子兵法》解释为经世致用之学。这为士大夫介入军事、维护国家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兵儒结合”的重要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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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桥未来的著述有:杜牧撰「注孫子序」における士大夫と兵事—武廟政策との関係を軸に—[J].中国学志,2025(39):107-130;王叡「将略論」と杜牧「注孫子序」について[J].学芸国語国文学,2025(57):44-56;杜牧撰《注孙子》的“仁义”[J].唐代文学研究,2022(21):91-113.(日文版:『杜牧研究—杜牧における政治と文学—』第三部第一章「杜牧撰『注孫子』の「仁義」について」[M].東京学芸大学出版会、2016:191-224;杜牧撰『注孫子』と杜佑撰『通典』兵典についてー故事の引用を中心にー[J].中国学志,2021(36):1-25;杜牧『注孫子』と趙蕤『長短経』について[J].茨城女子短期大学紀要,2018(45):1-13;新釈漢文大系詩人編(9)季報杜牧の『注孫子』について[M].東京:明治書院,2020:3-4;杜牧撰『注孫子』について:兵学と儒学とをむすぶもの[J].中国文化:研究と教育,2008(66):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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