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银行的空调开得很足，我站在柜台前，手心却全是汗。
“销户。”我把那张银行卡推过去。
柜员是个年轻姑娘，她接过卡，敲了几下键盘，忽然停住了。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盯着屏幕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她从柜台下面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写着几行字。
“先生，这张卡三年前有人来办过业务，留了这个。”
信封上有一行歪歪扭扭的中文：“吴国平先生收，2020年5月。”
信封没有封口。
我打开，里面只有一张纸条。
纸条上的字迹，我一辈子都认得。
“国平，列宁路14号，地下室第三块砖。密码是咱家包的饺子数。”
我的手开始抖。孙丽萨写的。三年前。
她从来没告诉过我那个地址。
01
2010年的冬天，莫斯科冷得很。
西伯利亚的冷风像刀子一样往骨头缝里钻。我在郊区一个建筑工地干活，每天天亮干到天黑，搬砖、扛水泥、搭脚手架，一双手冻得全是口子。
工地上有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是哈萨克人。大家都一样，出来卖命赚钱的。
干了一个月，工头老周——就是我后来的发小周浩——看我老实肯干，带我去市区一家中餐馆吃饭。
“国平啊，你这个人太闷了，得出来走走。莫斯科不是只有工地和宿舍。”
那家中餐馆开在一条巷子里，不大，门口挂着红灯笼。
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东北女人，说话嗓门大，一进门就喊：“哟，老周你来了，带新人来了？”
我们点了一份红烧肉、一碟花生米、两碗面。
吃到一半，厨房里传来一声响，像是什么东西摔了。
老板娘跑进去，过了一会儿骂骂咧咧地出来：“这丫头，手笨得很。”
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说的是俄语，带着哭腔。
我抬头看了一眼。
一个姑娘从厨房跑出来，手里攥着一块抹布，眼睛红红的。她的头发是金色的，扎成一条辫子，穿一件白色的围裙，围裙上沾了一大片油渍。
她看到我在看她，愣了一下，把头转开了。
老板娘说：“这是老主顾了，你别怕，中国人，不吃人。”
她小声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懂。
老周跟我说：“这姑娘是乌克兰人，叫Olena，二十出头，在这打工的。”
我没说话，低下头继续吃面。
那顿饭吃到一半，Olena端着一碗热汤过来。
不知道怎么的，她脚底一滑，整碗热汤泼了出来。
汤洒在我胳膊上，不多，但我下意识地站起来。她也慌了，手里的碗掉地上摔碎了，她蹲下来想捡，被碎瓷片划了一下。
手指上立马渗出了血。
我说：“你别动，让我看看。”
她抬头看着我，蓝色的眼睛里全是眼泪，嘴里不停地说对不起，说的还是俄语。
老板娘拿来创可贴，我给她贴上去。她缩了缩手，不肯让我碰。
“没事，”我说，“就一个小口子。”
她没说话，看着我贴好了创可贴，才小声说了一句：“谢谢你。”
说的是中文，不太标准。
我点点头，没多说什么。
那之后，我每次去那家餐馆吃饭，她都会偷偷多给我加一勺菜。我假装没看见，她也假装没干过这事。
有天晚上，老周喝多了，非要让我请客吃夜宵。
我领他去那家中餐馆。
店里没什么人，Olena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拿着一本书在看，一边看一边嘴里念着什么。
我凑过去一看，是本中文课本。
“你在学中文？”
她被我吓了一跳，书差点掉地上。“嗯……学一点点。”
她翻开书，指着上面的拼音，笨拙地念：“我……叫……O……le……na。”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她。
“Olena。”
“中文名呢？”
她摇摇头。“还没有。”
我说：“那就叫孙丽萨吧。”
她歪着头看我。“孙……丽……萨？”
“好看。”
她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笑。
02
后来我去那家餐馆越来越频繁。
老板娘看出来是怎么回事，悄悄跟我说：“小伙子，你要是真喜欢她，就把人家带回去。这姑娘命苦，她妈在乌克兰一个小镇上当老师，她爸早没了，她出来打工攒钱念书，一个人在这边也不好过。”
我说我不急。
其实不是不急，是不敢。
我这人从小就这样，没什么出息，二十多岁去了工地，干到三十多岁，没攒下什么钱，更没谈过什么恋爱。
村里跟我一般大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我妈徐玉香每次打电话都催我：“国平啊，你什么时候找个对象，别让你妈操心了。”
我总说快了快了，可心里没底。
Olena不一样。她是大学生，长得又好看，我一个大老粗，配不上她。
有天晚上，我照例去吃饭。店里只有她一个人，老板娘出去进货了。
“坐。”她给我倒了杯茶，然后坐在我对面。
我看她手上包着纱布。“手怎么了？”
“切菜，不小心。”
“以后小心点。”
她点点头，忽然说：“国平，你为什么总来？”
我愣住了。
“因为你做的饭好吃。”我说。
她笑了。“你骗人。”
她顿了一下，又说：“你是不是喜欢我？”
我手里的茶杯差点掉地上。一张老脸涨得通红，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看我这个样子，笑得更开心了。“我也喜欢你。”
那天晚上，我请她去红场逛了一圈。冬天的红场人不多，灯光照在雪地上，反出白晃晃的光。
“我妈妈说过，”她忽然开口，“找一个真心对我好的人。不在乎他有没有钱，不在乎他是哪里人。”
“那你觉得我算不算？”
她没说话，转过头看着我，蓝色的眼睛亮亮的。
“算。”
2011年春天，我跟她在莫斯科领了结婚证。她改了名字，叫孙丽萨。
我们回到安徽老家。
我妈看到儿媳妇是个外国姑娘，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担心。
我爸吴德威倒是挺开心，逢人就说：“我儿媳妇是乌克兰的，长得俊，还会包饺子。”
村里人也好奇。孙丽萨走到哪儿都有人盯着看。
她不怕。
她学得很快，三个月就能说大部分中文对答如流。
她学会了骑电动车，学会了赶集买菜，学会了用灶台的柴火做饭。
有一天，她突然从厨房里端出一盘饺子。
“中国饺子，我会了。”
我尝了一口，差点哭了。皮薄馅大，跟我妈包的一模一样。
2012年开春，孙丽萨在村里支了个饺子摊，卖手工水饺。她的相貌摆在那儿，光瞅热闹来见识的人就不少，吃了都说好吃。生意慢慢好了起来。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磕磕绊绊，但也算踏实。
但我知道她想家。
每年冬天下雪的时候，她会一个人坐在门口，看着雪发呆。我问她怎么了，她说：“乌克兰也经常下雪。我妈妈一个人在那边。”
我说：“等攒够钱，我陪你回去。”
她靠在我肩膀上，没说话。
有时候半夜醒来，我会看到她坐在床边，用手蒙着眼睛，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知道她在哭。
我搂着她，说：“再等两年，一定回去。”
她点点头，攥着我的手，攥得很紧。
03
2015年开春，地里的麦苗刚返青，我正在工地上手底下搬水泥，汗水顺着后脊梁往裤腰里淌。
我妈徐玉香骑着电动车冲到工地门口，隔着栅栏朝里面喊：“国平，你快回来，你媳妇哭得不行了！”
我扔下手套就往家跑。
到家一看，孙丽萨坐在床沿上，手里攥着手机，整个人抖得筛糠一样。
“妈……我妈妈……她住院了。”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快要散了。
手机屏幕上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一条俄语短信，后来她翻译给我听：妈妈胃癌，晚期。
“我得回去。”她说，“国平，我得回去看她。她只有我一个人了。”
我说：“行，我陪你。”
她摇头。“你在这边还要干活，工地上离不开人。”
“那也不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回去。”
“我妈妈病重，我不能再等了。”
那天晚上，我翻箱倒柜把存折翻了出来。
八十三万。
那是从打工开始这些年攒下来的，没舍得动过。原本打算在县城付个首付，买个小房子，把二老接过去住。
我交了给她。
“这是买房子和给你妈妈治病的钱，你拿着，别省着。”
她看着存折，眼泪就掉下来了。
“国平，这么多钱……我不能拿。”
“我的就是你的。”
她说不出话来，把钱搂在怀里，抱了很久。
出发前那晚，她包了一顿饺子。韭菜鸡蛋馅的，是我最喜欢的。她包得很慢，很用力，每个饺子都捏得很紧，生怕散了。
“国平，你答应我两件事。”
“你说。”
“第一，如果我不回来了，别找我。”
我当她是开玩笑。“你傻啊，能不回来吗？”
“第二，”她继续说，声音很轻，“如果我死了，把我埋在咱家后山，离你近一点。”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她在笑，但眼眶是红的。
“别胡说八道。你回去待几个月，好好照顾你妈，等她好点了，你就回来，还教我包乌克兰饺子。”
她没接话，低下头继续包饺子。
2015年5月12号，我送她到北京机场。
那天天气很好，阳光很亮。她穿着一件红色毛衣，背着一个小包，拎着一个行李箱。
进安检口之前，她突然转过身，亲了我一下。
不是亲脸，是嘴。
当着那么多人。
“国平，我爱你。”
说完这句话，她转身就走，没回头。
我站在安检口外面，看着她的背影一点一点缩小，最后消失在人群里。
旁边的路人看着我，大概以为我是来送女儿上大学的。
04
头两个月，她每周打一次电话。
“妈妈住院了，医生说要化疗。这里很乱，街上总有枪声。”
“国平，你那边热不热？”
“我想吃你做的凉拌黄瓜了。”
她的声音从话筒那边传过来，听起来很远，有时候断断续续的。
我说：“你别急，等妈妈好了就回来。”
她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嗯。”
2015年9月，电话少了，偶尔打通一次，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
“国平，我妈妈走了。”
电话那头没有哭声，只有很长的沉默。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重复那句话：“你节哀，注意身体。”
“我一时半会儿走不了，”她说，“这边有些事情要处理。”
“什么情况？”
“很复杂。等我回去了再跟你说。”
后来电话没人接了。
微信也不回。
我给她留了几十条消息，一个字都没回过。
2016年春节，我一个人坐在饭桌边上，面前摆着她最爱吃的饺子，放凉了，我一个都没动。
我妈在旁边叹气。
我爸吴德威坐在沙发上，嗑着瓜子，忽然冒出来一句：“你媳妇，不会不回来了吧？”
我说：“不会，她说了会回来。”
可我心里也没底。
2016年3月，我爸脑溢血，倒在了田埂上。
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晚了，命保住了，但下半辈子瘫了。
我是独子，我妈一个人照顾不来。
工地也去不了了，每天在家里帮我爸翻身、擦身、喂饭。
晚上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烟，手里攥着手机，一遍一遍地拨那个号码。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有一天，我找到了孙丽萨走之前留下的一个笔记本。上面用中文和俄文写满了笔记，最后一页是写给我的一段话：“国平，如果我回不来，你一定照顾好自己。你是好人，会有更好的女人陪你的。”
好女人？我哪里还看得上别人。
2017年，周浩要去乌克兰出差。他接了个私活，帮一个倒爷跑乌克兰运货。出发前他问我：“国平，要不要我顺路帮你找找？”
我把家里地址和联系方式都给了他。
一个月后他回来，倒了一盅白酒灌下去：“国平，那地方打仗了。”
他去了那个小镇。
镇上的人走了大半，街上全是弹坑，路两边堆满了沙袋，废弃的装甲车翻在排水沟里，轮胎被烧得只剩铁圈。
有些房子垮了一半，废墟上爬满了藤蔓。
“我找了几个当地人打听，他们说你媳妇的妈妈住在镇东头，房子被人征用了。人……不知道去了哪里。”
他把一张照片放在桌上。
是一栋被炸塌的房子，只剩半截墙，墙上还挂着半块门牌。
孙丽萨小时候就住在那里面。
那天晚上，我喝了一整瓶白酒。
醉了之后，我趴在桌子上，一遍一遍地叫她的名字。
“丽萨……你倒是回来啊……”
05
2023年3月。
父亲吴德威身体越来越差，2022年冬天走了。我妈徐玉香本就瘦，听到消息后睡了三天，之后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魂，也跟着走了。
我一个人办完两场丧事，在村里待了两个月，把老屋收拾了一遍。家里空荡荡的，只剩我一个人。
那张卡我一直留着。八十三万，一分钱没动过，存定期，连本带利应该有快百万了。
我想了想，算了，不等了。去销户吧。
那天是周末，银行人不多。
我取了号，坐在长椅上等。
大厅里冷气很足，吹得我胳膊发凉。
我看了看手里的卡，卡面都磨白了，边角卷了，上面贴着的胶带上写着“丽萨”两个字，字迹都模糊了。
“A039号，请到3号窗口。”
我走过去，把卡递进去。
柜员是个年轻姑娘，二十出头，戴着黑框眼镜，胸牌上写着“林紫涵”。
她接过卡，开始操作电脑。敲了几下键盘，她的手指忽然停住了。
她盯着屏幕，眉头皱了皱。
然后抬起头，看着我，又低头看屏幕。
“先生，您确认要销这张卡？”
“确认。”
她犹豫了一下。“这张卡……您很久没用了吧？”
“对，八年了。”
她又敲了几下键盘，然后从柜台下面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封面上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吴国平先生收，2020年5月。”
“这张卡三年前有人来办过业务，留了这个。”
我的脑袋嗡了一下。
2020年5月？
那个手机号早就变成空号了。怎么可能还有人用这张卡？
我打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纸条。
纸条是折着的，我展开来，上面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中文：
我认出了那个字迹。
孙丽萨写的。
我手抖得厉害，几乎拿不住那张纸。
“同志，这是谁留的？”
林紫涵摇摇头。“三年前有人来柜台办的业务，留了备用地址和这张纸条。系统里没有记录对方的身份信息。”
“长什么样？”
“我那时候还没来这个网点上班，不太清楚。”
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但是那个客户……留这个的时候，好像说了一句，‘如果这张卡三年前有人来销户，把这个给他。’”
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三年前？
她三年前就知道我要来销这张卡？
她知道我一定会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