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名已获西班牙高校录取的巴勒斯坦学生,因以色列封锁和缺乏撤离安排,仍被困在加沙。加沙40+和巴勒斯坦大学网络等团体批评称,学生签证办理流程混乱、复杂且不透明,导致许多大学生无法成行。对22岁的加沙学生玛哈来说,3年前进入加沙地带一所主要大学学习护理专业后,继续推进学业一直异常艰难。由于以色列的战争,她的大部分理论课仍是曾经录制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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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疑问时,往往也无人解答,因为她的老师不是失踪、受伤,就是已经死亡。她也无法参加实习,因为大多数医院要么受损、被毁,要么早已超负荷运转。眼看自己可能无法完成应有的学业训练,这名年轻人开始在国外寻找继续深造的机会。“两年多来,我一直在努力申请、寻找奖学金,因为我相信,教育是我在失去加沙这里的一切之后,重建未来和继续学业的关键。”她在电话中说。
她终于在3月迎来转机:她获知自己拿到了“伊拉斯谟+”奖学金,将前往西班牙一所健康科学学院学习一年。自那以后,尽管她已在4月申请学生签证,却始终没有收到西班牙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任何回复,也未能按项目安排在5月1日入学。她现在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离开加沙。
“收到奖学金时,就像抓住了一个新的梦想,”她说,“那是一种新的希望,让我相信自己终有一天能在一场种族灭绝中活下来,并重建未来。”她承认:“我无法用语言形容现在的感受,等待和不确定性都非常难熬。”她质问道:“教育是一项权利,为什么对我们来说却像一种特权?为什么我们必须为此苦苦哀求?”
“教育是一项权利,为什么对我们来说却像一种特权?为什么我们必须为此苦苦哀求?”像玛哈这样的人并不少。加沙40+是一个为保障学生获得出国学习机会而成立的组织。该组织称,目前有超过1200名已被海外学术机构录取的巴勒斯坦学生,因以色列封锁以及目的地国家缺乏撤离安排,无法离开加沙。其中,至少有约40人正等待前往西班牙。这个数字来自该组织在西班牙的分支以及巴勒斯坦大学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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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调查委员会在2025年表示,加沙已有超过57栋大学建筑在以色列袭击中被完全摧毁,影响已波及87000多名学生,并预计将伤害数代巴勒斯坦人。联合国专家和学术界一些人士将这种针对学校、大学、教师和学生的系统性打击称为“教育灭绝”。
在这一背景下,加沙40+于2024年底在英国成立,目的是推动取消一些行政障碍。这些障碍一度使40名已被英国24所学术机构录取的加沙学生无法入学。此后,该组织不断扩大,开始帮助更多学生,并已协助共120名学生及20名家属撤离,目的地均为英国和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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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加沙40+也扩展到西班牙。此前,巴勒斯坦大学网络已就类似个案动员数月。哈恩大学技术人员、巴勒斯坦大学网络成员戴维·佩尼亚富埃尔特,以及加沙40+西班牙分支协调员克里斯蒂娜·罗夫莱斯表示,自2025年7月以来,已有3次加沙学生前往西班牙的撤离行动:2025年12月7人,6月6人,以及刚过去的7月20日又有6人。
接受采访的学生,以及加沙40+和巴勒斯坦大学网络成员都表示,学生签证的整个办理过程不透明、混乱而复杂。很多情况下,申请必须通过位于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的一家私营公司——BLS International——提交,因此学生需要委托代理人递交材料。另一些情况下,领事馆则允许通过电子邮件提交。
材料提交后,学生既收不到领事馆确认已收件的通知,也得不到任何关于办理进度的更新。这不仅造成极大不确定性,也使大学方面难以安排后续事务。许多人试图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联系领事馆,但往往得不到回应。即便申请被拒,何时通知、拒签理由为何,也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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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该部门并未解释,为什么不同学生的签证办理方式并不一致;如果确有被拒案例,为什么没有说明决定理由,也没有允许申请人提出申诉,而这本是西班牙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网站所列程序的一部分。据报道,一些加沙学生的申请提交至今已超过半年,而领事馆要求申请应在开学前2个月内提出,并规定对获批案件的最长审理期限为1个月。
罗夫莱斯承认,他们担心如果手续继续拖延,一些学生的护照或已获奖学金的有效期将会到期。她还指出,一些原本先申请西班牙的学生,最终转而前往其他国家学习,因为他们在西班牙的申请迟迟没有结果。另一名同样已被西班牙大学录取、但仍滞留加沙的巴勒斯坦学生表示,出于担心影响签证申请,她不愿公开姓名。她说,自己知道很多学生的奖学金期限已经过期,“有些人拿到了延期,但遗憾的是,也有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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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尼亚富埃尔特也表示,他知道有些学生在等待前往西班牙期间,只能设法在加沙完成学业;也有人在这段时间结婚,最终决定留下来。“生活还在继续,他们不可能等一辈子。”他说。佩尼亚富埃尔特和罗夫莱斯说,在仅有的3次已实施撤离中,学生们都是在被加入领事馆创建的一个WhatsApp群组后,才得知自己将被撤离。整个后勤协调也都通过这个群组完成,而群组通常只提前一到两周建立。
佩尼亚富埃尔特表示,学生会被通知在加沙某个具体日期、时间和地点集合,再由一辆大巴接走。除了部分人本身就面临出行困难,他们还必须在几天之内承担额外费用,例如接驳大巴的费用,金额高达数百欧元。直到离开加沙后,现场才有西班牙外交人员为他们在护照上盖章,或归还护照。之后,他们继续乘大巴前往约旦边境,再搭乘出租车到安曼,最后从安曼飞往西班牙。
基于这些情况,加沙40+运营与物流负责人赛义德·莫希乌丁呼吁西班牙为此类个案提供特别签证,制定撤离政策,或者至少给出明确指引,并将包括审批结果在内的整个流程标准化。他还质疑,为什么西班牙不能采取更灵活的政策,类似于对乌克兰学生所采取的做法。“这些人把西班牙视为希望的灯塔。”莫希乌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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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得到了一个可能改变人生的机会,但我现在仍被困在这里,时间正在一点点耗尽。”在加沙,玛哈说,她只想“像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学习、过正常生活”。她说:“我们已经受够了死亡、剥夺、毁灭,以及一次又一次失去一切。我们理应拥有安全、教育、尊严和未来。”
哈拉则表示,她之所以“申请西班牙大学,是因为知道它们对加沙人以及巴勒斯坦人整体持有人道立场”。她感叹:“尽管我得到了一个可能改变人生的机会,但我现在仍被困在这里,时间正在一点点耗尽。”
第三名学生说:“对我们这些加沙学生来说,处境非常艰难,因为我们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战争,而且直到今天仍在面对它。这里没有停火,每天都有人遭到袭击,有杀戮,也有受害者。一切都不稳定,很遗憾。”她接着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努力继续走下去。”对这些学生而言,等待签证与撤离安排的过程,仍在持续消耗他们的时间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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