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的丹寨扶贫幻梦

2017年底，一段三年前的会议视频，把一个贵州偏僻县城的县长，送上了热搜。

视频里，32岁的丹寨县县长徐刘蔚一脸认真，跟王健林商量——万达在丹寨投的所有产业，利润一分都不带走，税收留给地方。

对面的王健林越听眉头皱得越紧，最后头一撇：

不如我每年给你五个亿，你自己去分，省事。

这场交锋曝光后，徐县长瞬间成了话题人物。

有人说他为民请命，有人说他不懂商业规律，一个县长跟中国首富当面掰扯利润分配，怎么看都是新鲜事。但没人能否认一点：

这是个敢跟首富对着干的年轻人。

九年过去，故事的两个主角，都迎来了自己的人生。

上周，贵州省纪委监委发了一条通报：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徐刘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

而丹寨小镇，这座曾被写进扶贫案例集的小镇，也在游客记忆里，悄悄褪成了一张过期的旅游海报。

1

回到2014年。

“精准扶贫”这个词，开始被很多房企写进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那几年，房企们排着队往贫困县跑，跟当年抢地王一样卖力。

万科、雅居乐帮扶云南，恒大、万达、融创扎堆贵州，社会责任报告里，“精准扶贫”是标配，跟今天的“ESG”一个意思：

不写，显得你不够先进。

但王健林不想跟大家一样发发钱、建建学校，他要做一个更大的实验：

包县扶贫。

首富想用一个企业的体量，撬动一个县的命运。

丹寨，其实是半路杀出来的。万达最初圈定的候选县里，根本没有丹寨。但丹寨的干部每两三天给万达打一次电话——那种迫切劲儿，像极了创业公司追VC。

丹寨是贵州省直属县，拥有7项国家级、17项省级、34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被成为非遗之乡。它也是贵州国家级贫困县。

但最后打动王健林的，除了交通和产业基础，还有一条评价：

县领导积极有干劲。

这话放在今天读，有点一语成谶。

签约现场，王健林立下军令状：

五年内，通过产业扶贫，让丹寨人均收入翻番。

为此，万达专门成立扶贫领导小组，请来国内顶级扶贫专家，前前后后调研了十几趟。

光是产业规划的PPT，就改了几十个版本。土猪扩繁厂、屠宰加工厂、饲料厂、硒锌茶叶厂……一个个方案被论证、被推翻。

绕了一大圈，万达最后还是干回了老本行：文旅小镇。

2017年7月，丹寨万达小镇开业，央视黄金时段循环播放着“游丹寨就是扶贫”的广告。

效果快得惊人。当年第三季度，丹寨零售业同比涨15.1%，住宿业涨12%，餐饮涨16.6%。国庆中秋假期，小镇接待游客4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同比暴涨789.9%。

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靠一座人造小镇，在一个假期里把生意做出了近八倍的增量。

2019年，丹寨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万达功成身退，交出小镇经营权，扶贫专项基金也移交给了县政府。

故事在这里，本该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一个企业家，用商业的方式解决了一个社会问题，皆大欢喜，写进商学院案例。

但繁荣这件事，从来经不起回头细算，尤其是那个假期涨了789.9%的繁荣。

2

如果故事到2019年就结束，就是一个双赢的故事。但现实的剧本，从来不按PPT演。

去年8月，有人循着那支广告的记忆，重新走进丹寨小镇，发现景区空空荡荡，一大半的店铺大门紧锁，能容纳几百辆车的停车场里，孤零零停着几台。

当地一位朋友说了句大实话：

过去的热闹，本来就是一场表演。

据说每次有重要人物来视察，街上就会格外热闹，居民也会“恰好“都出现在景区里。

真假难辨，但这大概就是样板工程的宿命——一旦开始表演，就没人敢先喊"停"。

数字更能说明问题。从2014年到2019年，万达对丹寨的累计捐赠达到21亿元，仅万达小镇一项，投入就有13亿元。

派驻的高管在当地成立了三家公司，分别管景区、管酒店、管茶叶。

结果呢？管茶叶的把库存摊派给全国万达员工——每人买一点，任务就算完成了。

这操作，跟很多企业年底发福利变成“发库存”，是同一个套路。

最头疼的是酒店。丹寨是典型的山地气候，一年真正热闹的时候只有暑期那三个月。

为了填满淡季，万达硬是在没有温泉矿的地方打出了温泉，还规划了室内项目、苗族歌舞秀、万人长桌宴，几乎是把能想到的噱头都用上了。

出发点是好的：光是温泉酒店，当地员工占比就超过七成。一家200间客房的酒店，正常配置七八十人，万达在这建的300多间客房：

员工超过200人。

这已经不是酒店，是一个小型的就业安置项目。

但账算不过来。两座酒店前前后后砸进去的钱，一年回笼的现金流，连利息都盖不住。

一位文旅行业的朋友说得直白：乡村旅游做酒店，客房量绝对不能贪多，因为一年里能挣钱的窗口期，撑死30%。这30%卖高价能赚，但剩下70%的时间，只能眼睁睁看着亏损滚雪球。

万达当初的承诺是，扶植小镇三年，什么时候盈利，什么时候交给当地政府。可酒店建成后，地方政府根本接不住，只能任由万达一个人在牌桌上，继续硬撑。

小镇的热闹可以靠组织老百姓演出来，账目却演不出来。

3

这两年，王健林再露面，大多和文旅项目有关。

去年他去新疆考察独山子大峡谷、世界魔鬼城；今年初现身贵州罗甸大小井、花江峡谷大桥；随后又跑去福建泉州永春，调研文旅资源开发潜力。

文旅，似乎成了他押注的下一站。

但一位业内朋友的判断很冷静：全国文旅正在经历一轮大洗牌，新一代玩得转的，不是当年那批开发商，也不是文艺青年，而是有见识的跨界企业家。

时代的入场券，换了新的样式。有人还没意识到，自己手里攥着的，已经是上一轮的门票。

王健林这一页，翻得起。真正让人唏嘘的，是故事的另一个主角。

徐刘蔚，1982年出生，湖北红安人，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早年在贵州省政府办公厅做文字工作。2012年，他调任丹寨，从副县长做起；2014年1月，32岁的他出任丹寨县长，是：

当时贵州最年轻的县长。

那场跟王健林的交锋，让他一夜成名，也成了他仕途简历里最亮眼的一笔注脚——一个基层官员，敢在中国首富面前较真“钱该怎么花”，这份底气，放在任何一个官场评价体系里，都算加分项。

此后十年，他的路走得很顺：2021年升任毕节市副市长，跻身副厅级；2023年调任贵州省文旅厅副厅长；2024年2月，出任贵州省政府副秘书长——从一个山区县长，一路走到省政府核心岗位，用了不到十年。

丹寨脱贫，是他履历上最实的一笔政绩；那段和王健林交锋的视频，是他知名度最高的一次曝光。两件事叠在一起，让“敢担当、有魄力”这几个字，牢牢贴在了他身上。

但今年7月10日，他被免去贵州省政府副秘书长职务；6天后，7月16日，纪委通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

违纪的具体原因，通报里没有写。

这大概是这个故事里，最耐人寻味的一层反讽：他质问过别人的钱该怎么花，但可能最后没能向组织回答清楚的，自己的钱是怎么来的。

商业实验可以推倒重来，PPT可以改到第56版，唯独人这一生，没有第二版可以改。

繁花落尽，丹寨的故事讲到这里，已经不只是一个扶贫样板的兴衰史，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资本进场时的意气风发，也照出了权力落幕时的猝不及防。

珍爱包叔，顺手“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