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几十年来，这一历史叙事一直是戈登-里德研究的核心。她是哈佛大学法律与历史教授，也是美国研究杰斐逊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她带着记者参观了这座由杰斐逊亲自设计的住宅和园地。她说：“这里这一整片，都体现了托马斯·杰斐逊的思想。”朱迪·伍德拉夫说：“而且他热爱这个地方。”
戈登-里德回答：“当然，毫无疑问。他确实热爱这里。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谈到放弃奴隶制时，必须看到，这个地方本来就是靠奴隶制运转的。”杰斐逊一生中奴役过数百人。朱迪·伍德拉夫问：“他在《独立宣言》中写下‘人人生而平等’，而他自己的生活却是另一回事。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有多大？”
“他希望自己被记住，是因为革命、弗吉尼亚大学，以及《宗教自由法令》。这些都带有进步色彩。比如，他创办了一所大学，其中心不是礼拜堂，而是图书馆；他倡导宗教自由；还有《独立宣言》，以及在当时世界主要仍由君主制主导的背景下，帮助建立了一个共和制国家。”
“比如在《弗吉尼亚州笔记》中，他说自己从未见过一个黑人说出超出平铺直叙的话，换句话说，就是只会讲述事情本身。他其实是在说，黑人没有推理能力。可是在蒙蒂塞洛，他却不断要求这些人去做需要推理能力的事。“而且在一些书信里，他又会谈到某些具体的人，说他们聪明、有能力，能够完成各种事情。”
不过，杰斐逊人生中最迫使美国重新审视他的，或许还是他与被奴役的海明斯家族之间的关系。戈登-里德说：“萨莉·海明斯和她的几个兄弟姐妹——其中5人——与玛莎有同一个父亲。”在五代人的时间里，海明斯家族共有多达70名成员在蒙蒂塞洛被奴役。杰斐逊的妻子玛莎去世后，他与萨莉·海明斯维持了长达数十年的关系。萨莉是一名被奴役女性，也是他妻子的同父异母妹妹。两人共育有6个孩子。
戈登-里德说：“过去人们并不觉得他们重要。但一旦你给一个人名字，赋予他所处的关系和背景，整个故事就变了。这不再只是一个14岁的男仆，而是他妻子的同父异母兄弟。“我们不知道他们彼此是如何相处的，但读者立刻就会开始想，那究竟是什么样？他们是怎么面对这一切的？”
在杰斐逊拥有过的600多名奴隶中，他最终只释放了10人，其中大多数是海明斯家族成员。朱迪·伍德拉夫问：“是什么让他始终没有迈出那一步？”戈登-里德说：“是种族问题。他生活在一个被这些观念浸透的共同体里。这不仅仅是某个个人对种族抱有恶劣想法，而是整个共同体的价值观都在推动这种事情发生。”
尽管杰斐逊始终没有放弃支撑其生活方式的奴役制度，戈登-里德仍拒绝把他简化成单一面向的人物。她说：“他认为自己已经做了很多。杰斐逊始终执着于革命，执着于美利坚合众国，执着于这个国家的建立。创建一个新国家，本来就是一件大事。
“相关记录表明，我们对他的期待中，有些本来就不可能实现。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完成他实际完成的那些事。至于希望他做、或者本来会希望他做的那些事，他并没有做到。”朱迪·伍德拉夫问：“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切的情况下，他是否还应当受到更多尊崇？还是说，他的负面因素已经超过了正面贡献？”
朱迪·伍德拉夫问：“你自己对他的看法，是否也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戈登-里德说：“是的。也许是因为我年纪渐长了，我现在对杰斐逊没有过去那么负面。我更能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做成任何事情都有多难。“而他确实做成了很多，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我想，这同样也和我自己有关，和我的成长有关，和我逐渐学会如何面对这类矛盾有关。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戈登-里德而言，问题并不在于杰斐逊究竟是英雄还是恶人，而在于，美国人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位建国者：他的理想走得比他本人更远。朱迪·伍德拉夫说：“你曾说，理解托马斯·杰斐逊，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思考：此时此刻，我们是否活出了自己的理想。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但我们真的珍视这些吗？在我看来，我们的许多美国同胞未必如此。所以，随着250周年临近，这也是一个让我们自我审视的机会：我们是否愿意带着这一切继续前行，继续推进这个被他视为‘太阳底下新事物’的美国实验？“他说，现在我们可以说，太阳底下有了新事物，而他认为那就是美国。问题在于，我们今天还相信这一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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