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父母逼我去相亲，女领导主动给我假，见到相亲对象我愣住

楔子

有些相遇，看似偶然，其实冥冥中早已注定。1991年深秋的那场相亲，我以为只是一次无奈的应付，却没想到，见到她的那一刻，我整个人愣在原地——那张脸，那双眼睛，我见过，就在三天前那个雨夜，她跪在泥水里救人的样子，已经刻在了我心里。

第一章 深秋的逼迫

1991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才十月下旬，厂区路两旁的梧桐叶子就落了大半。我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顶着西北风往家蹬，心里头沉甸甸的，比车后座上那捆图纸还沉。

我叫林建国，今年二十四，在红光机械厂技术科当技术员，算是端上了铁饭碗。在旁人眼里，这日子不赖——正经国营大厂，一个月四十八块五的工资，逢年过节还有福利，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来。可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日子过得有多紧巴。

父亲是厂里的老翻砂工，在铸造车间干了二十多年，腰累弯了，肺吸了一辈子粉尘，去年办了病退，每月领三十来块钱的劳保。母亲没有正式工作，常年在街道缝纫社帮人做衣裳，一个月能挣个十几块贴补家用。底下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弟弟叫林建民，在念高二，妹妹小娟刚上初三，都是正花钱的时候。

一家五张嘴，全靠父亲那点劳保和我这份工资撑着，每月月初发工资，我得掰着手指头算计——十块钱给父亲抓药，八块钱给弟弟妹妹交学杂费，十五块钱交家用以供日常开销，剩下的才是我自己的伙食和零用。不怕人笑话，我连件像样的的确良衬衫都舍不得买，身上这件灰色中山装还是三年前进厂时做的，袖口都磨得发白了。

那天傍晚我刚进家门，还没来得及把车停稳，就听见屋里传来母亲那标志性的大嗓门。

“你说说，老林，你说说！张师傅家老二，比建国还小一岁呢，人家孩子都满地跑了！咱家建国倒好，连个对象都没有，我这老脸往哪儿搁？”

我硬着头皮推门进去，就看见母亲坐在缝纫机旁，手里的活儿也不做了，正冲着父亲数落。父亲靠在藤椅上，手里捏着个搪瓷茶缸，一声不吭地喝着水，那茶缸搪瓷都磕掉了好几块，露出里面黑黢黢的铁皮。

“妈，我回来了。”我小声打了个招呼，想把图纸放下就溜回自己那间用木板隔出来的小屋。

“回来得正好！”母亲腾地站起来，一把拽住我的袖子，“建国，你给我说句实话，你到底想不想找对象？你二十四了！你爸二十四的时候，你都会打酱油了！你再这么拖下去，好姑娘都让人挑走了，到时候你就等着打光棍吧！”

“妈——”我无奈地拉长了声音，“我不是不想找，这不是没遇到合适的嘛。再说了，咱家这条件……”

“条件怎么了？”母亲眼睛一瞪，“咱家清清白白，你爸是退休工人，你是正儿八经的技术员，咱不偷不抢的，条件差哪儿了？”

父亲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你妈说得对，这事儿不能拖了。我托人给你寻摸了一个，这个星期天，你去见见。”

我一愣：“爸，您给我安排相亲了？”

“是你张姨给介绍的，”母亲脸上立刻堆起笑来，变脸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就是在街道办上班的那个张姨，你小时候她还抱过你呢。她说那姑娘是她一个远房亲戚家的，在纺织厂上班，人长得周正，性格也好，关键是——”母亲凑近一步，压低声音，“人家不嫌弃咱家条件。”

我心里一阵烦闷。相亲这事儿，我从心底里抵触，倒不是清高，而是觉得别扭。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被硬凑到一块儿，坐在那儿互相盘问家底，跟做买卖似的，想想就浑身不自在。

“妈，这个星期天我们科里要加班，刘科长说了，这批图纸……”

“加班加班，你就知道加班！”母亲打断我的话，“你那个刘科长，整天板着张脸，跟谁欠她二百块钱似的。你就不能请个假？”

“刘科长那人您又不是不知道，她最讨厌底下的人请假，上回小孙他妈过六十大寿想请半天假，被她训得差点哭出来。”我试图做最后的挣扎。

母亲根本不听这套：“那我不管，反正这个星期天你必须去。你要是不去，就别认我这个妈！”

父亲咳嗽了两声，摆摆手：“行了，就这么定了。建国，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成个家了。不为别的，你成家了，我跟你妈这心里头也就踏实了。”

我看着父亲花白的头发和佝偻的脊背，看着母亲殷切的眼神，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算了，去就去吧，大不了走个过场，回头说不合适就完了。

回到自己那间小屋，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展翅的鸟，我看着那只“鸟”，心里头乱糟糟的。二十四岁，搁现在的确不算小了，可成家这事儿，我想都不敢想。就我这点工资，养活一大家子都紧巴巴的，再添一口人，怎么过？更别说结婚还得准备彩礼、办酒席，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翻了个身，我又想起弟弟妹妹。建民成绩好，明年高考，老师说他考个重点大学没问题。小娟也不差，年年三好学生。这俩孩子都是读书的料，我这个当大哥的，说什么也得供他们念完书。要是现在结婚成家，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还能顾得上他们吗？

可这些话我不能跟父母说，说了他们更得念叨——正是因为有弟弟妹妹拖累，你才更应该赶紧找个对象，趁年轻把事儿办了，要不然越拖越没人要。

唉，算了，不想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

接下来的几天，母亲跟打了鸡血似的，张罗着给我准备相亲的行头。她把压在箱底的一块藏蓝色涤卡布料翻出来，连夜给我赶制了一件新外套。缝纫机嗒嗒嗒地响了大半夜，第二天早上，一件板板正正的中山装就挂在了我床头。

“穿上试试！”母亲眼睛亮晶晶的，满是期待。

我穿上试了试，大小正好，就是样式老气了些，穿上跟个老干部似的。可看着母亲熬红的眼睛，我哪还忍心说什么，只连连点头：“好看，妈的手艺就是好。”

母亲满意地笑了，又唠叨起来：“皮鞋擦亮点，头发理理，胡子刮干净。对了，见面的时候嘴甜些，别跟个闷葫芦似的，姑娘都喜欢会说话的小伙子……”

我一一应着，心里却暗暗发愁——星期天加班的事儿怎么跟刘科长说？

第二章 女领导的意外之举

刘科长是我们技术科的科长，名叫刘玉芬，四十出头的年纪，丈夫在部队，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她一个人带着个十岁的儿子过日子。许是因为常年的独居生活，许是天性如此，她的脾气有些古怪，平日里不苟言笑，对下属要求极严，科里的人都有些怕她。

她个头不高，短发齐耳，常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走起路来腰板挺得笔直，说话简短有力，从不多说一句废话。你要是犯了错，她不骂你，就那么定定地看着你，看得你脊背发凉，比挨顿骂还难受。

我刚进科里那会儿，没少吃她的排头。画错一根线，她能让你返工三遍；报表晚交半天，她能念你一星期。那时候我偷偷给她起了个外号叫“铁娘子”，后来发现科里老人都这么叫，也就心安理得了。

不过话说回来，刘科长虽然严，但在业务上确实没得说。她是六五年毕业的大学生，学的是机械制造，画得一手好图纸，车间里的师傅们都服她。而且她不藏私，只要你肯学，她真教。我这两年技术进步快，有一半功劳得记在她头上。

星期五下午临下班的时候，我磨蹭到最后，等其他人都走了，才硬着头皮敲开了刘科长办公室的门。

“进来。”里面传来简短的声音。

我推门进去，刘科长正伏在桌前看图纸，台灯昏黄的光照在她脸上，显出几分疲态。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有事？”

“刘科长，是这么回事，”我搓了搓手，手心有些冒汗，“这个星期天不是要加班赶那批出口件的图纸嘛，我……我家里有点事儿，想请半天假。”

刘科长放下笔，抬起头来，目光透过老花镜的上沿看着我，不说话。

我被那目光看得心里发毛，赶紧补充道：“就半天，上午请半天，下午我肯定来，把活儿补上。”

“什么事？”她问，语气平淡，听不出喜怒。

我张了张嘴，脑子飞速转着。扯个谎？说家里有事？说父亲身体不舒服？可一想到刘科长那双洞察一切的眼睛，我又把谎话咽了回去。

“是……是我妈让我去相亲。”我老实交代了，说完就觉得脸上有些发烧。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钟。我等着挨批，心里盘算着被拒绝后怎么跟母亲交代。

没想到刘科长摘下老花镜，放在桌上，嘴角竟然微微弯了一下——那算是个笑意吗？反正我来科里两年多，从没见她笑过，一时间有些恍惚。

“相亲？”她的语气里似乎带着一丝意外，“哪家的姑娘？”

“说是纺织厂的，我张姨介绍的，具体我也不太清楚。”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刘科长沉吟了一下，又问：“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四。”

“嗯，是不小了。”她点点头，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我记得你家条件不太宽裕？”

我没想到她会问这个，愣了一下才答道：“是，父亲病退，弟弟妹妹还在念书，家里主要靠我这份工资。”

刘科长又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然后递给我：“星期天的加班你不用来了，我安排小孙替你。不过有个条件——下个星期你得加三个晚上的班，把落下的进度补回来。”

我接过表格一看，是加班调休单，上面赫然写着“批准林建国同志星期天调休一天”，下面盖了科里的公章。

这简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本以为能请半天假就不错了，没想到她直接给了一整天。我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谢谢刘科长！谢谢！我一定把活儿补上，绝对不耽误进度！”

刘科长摆摆手，重新戴上老花镜，目光落回图纸上，嘴里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小林，成家是人生大事，耽误不得。咱们搞技术的，图纸上差一毫米都不行，人生这台大机器也一样，该上螺丝的时候就得及时上，错过了时机，零件可就对不上了。”

我愣在那儿，品着这句带着浓浓技术科特色的人生哲理，心里头涌起一阵暖意。这个平日里冷若冰霜的铁娘子，原来也有这样通情达理的一面。

“还站着干什么？没事就回去吧，把手头的工作交接好。”刘科长头也不抬地说。

“哎！那我走了，刘科长您也早点休息。”我鞠了一躬，转身出了办公室。

走到门口的时候，我隐约听见身后传来一声轻轻的叹息，很轻很轻，轻得像一根羽毛落在地上。我脚步顿了一下，最终还是没回头。

后来我才知道，刘科长的丈夫在部队常年不着家，她一个人拉扯孩子，吃过的苦比我们想象的都多。她对我们严厉，是希望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尽快独当一面，少走弯路。而她对我的婚事格外上心，大概是因为在我身上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那个独自扛着一大家子、不敢轻易谈婚论嫁的倔强青年。

这些是后话了，彼时的我还沉浸在请到假的喜悦中，骑上车飞快地往家赶，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

回到家，母亲听说科长准了假，高兴得合不拢嘴，连声说：“你们科长是个好人！是个大好人！改天我可得好好谢谢人家。”

父亲则沉稳得多，只说了一句：“去吧，好好相，别辜负了你们科长的一片心。”

那一夜我睡得格外踏实，或许是放下了心里的一块石头，或许是对第二天的相亲隐隐有了些期待。虽然理智告诉我这多半是走个过场，但人嘛，总归是有些幻想的。

第三章 雨夜惊鸿

星期六的傍晚，天气骤然变了。原本就阴沉沉的天彻底黑了下来，狂风卷着沙尘在厂区里横冲直撞，紧接着豆大的雨点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打在瓦片上噼里啪啦作响。

我加班到七点多才从厂里出来——刘科长给我调休，我就得提前把一部分活儿赶出来，免得拖累进度。等我推着车走到厂门口的时候，雨已经下得冒了烟，天地间一片白茫茫。

我披上雨衣，顶着大雨往家骑。风大雨急，雨衣根本不管用，不一会儿裤腿和鞋子就湿透了。我缩着脖子，眯着眼睛，小心翼翼地蹬着车，心里只想着赶紧到家。

骑到解放路那段下坡的时候，我忽然听见前面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夹杂着人的喊叫声和自行车的铃铛声。我放慢速度，借着路边昏黄的路灯一看，心顿时提了起来——

前面二十来米的地方，一个穿着雨衣的女人倒在马路中间，侧躺在地上艰难地挣扎着，好像伤了腿起不来。更要命的是，她旁边还横着一辆自行车，后面的车跟得紧，有人按着铃铛骂骂咧咧地绕过去，有人差点刹不住车，场面乱成一团。雨幕中视线不好，随时可能有车撞上去！

我下意识地想下车去帮忙，可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不能多管闲事。上个月厂里保卫科的老赵就是好心去扶一个摔倒的老太太，结果反被讹上了，赔了二百块钱不说，还背了个处分，要不是厂里出面调解，差点连工作都保不住。这事儿在全厂大会上被当做反面典型通报过，教训深刻。

我咬了咬牙，低下头，装作没看见，慢慢骑着车准备从旁边绕过去。

可是，眼睛的余光还是不受控制地瞥向那边。路灯的光透过雨幕，照在那个倒地的女人身上。她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可地面太滑，试了几次都没成功，手掌按在水洼里，溅起一片片水花。有人从她身边绕过去，车轮溅起的泥水泼在她身上，她也顾不上擦，只是拼命地想要爬起来。

我的心揪得紧紧的，脚下的车蹬子越来越沉。

就在这时候，一个身影忽然从对面的人行道上冲了出来。那是一个年轻姑娘，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碎花布衫，撑着一把黑色的雨伞。她跑到那个倒地的女人面前，一把扔了伞，蹲下身子就去扶人。

雨一下子就把她浇透了。碎花布衫贴在身上，长头发湿漉漉地粘在脸上，可她却浑然不顾，咬着牙把那个女人从地上搀了起来。女人一瘸一拐地站不稳，她就让女人靠着她的肩膀，半扶半抱地往路边挪。

“大姐，您慢点，别着急，我扶着您呢。”她的声音穿过雨幕传来，不大，却莫名让人安心。

我停下了车，一只脚撑在地上，愣愣地看着这一幕。

她把女人扶到路边一个屋檐下，又跑回去把倒地的自行车扶起来，推到路边停好。做完这些，她又蹲下来，撩起女人湿透的裤腿检查伤势，柔声问道：“大姐，您试试能不能动？我摸着好像没伤着骨头，应该是扭了一下，您家住哪儿？我送您回去。”

女人大概是疼得说不出话，只是连连摆手。那姑娘也不急，就那么耐心地蹲在那儿，一边轻声安慰着，一边用手绢擦拭女人腿上的泥水。

雨越下越大，路上的行人都匆匆忙忙地赶路，没有人在意这两个在屋檐下躲雨的身影。而我，这个刚刚还打算袖手旁观的人，此刻却鬼使神差地推着车，慢慢走了过去。

走到近前，我才看清那个姑娘的模样。她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圆脸，皮肤不算白，但五官很端正，尤其是那双眼睛，又大又亮，像两汪清泉。雨水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淌，她随手抹了一把，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对着那个受伤的女人笑了笑：“大姐您别怕，待会儿我帮您拦个三轮车，送您去卫生所看看。”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那一刻，雨声、风声、车铃声都仿佛消失了，整个世界只剩下那双明亮的眼睛和那个温暖的笑容。

我没有上前搭话，而是默默地站在几步远的地方，看着她们。不一会儿，一辆三轮车经过，姑娘招手拦下，把受伤的女人扶上车，自己也跟着坐了上去。三轮车消失在雨幕中，她始终没有回头看一眼。

我站在雨里，久久没有动弹。雨水顺着雨衣的帽檐滴下来，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刚才还在那儿犹豫要不要帮忙，害怕被讹诈，可人家一个姑娘家，想都没想就冲上去了。

人和人的差距，有时候就这么大。

回到家，母亲看我浑身湿透的样子，心疼得直唠叨，又是烧姜汤又是找干衣服。我坐在那儿，捧着热气腾腾的姜汤，却一口都喝不下去。脑子里翻来覆去的，都是那个姑娘蹲在雨里为陌生人包扎伤口的画面。

她是谁？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我一无所知。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她了，可她的样子，却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心里。

“发什么呆呢？”母亲拍了我一下，“赶紧把姜汤喝了，明天还得去相亲呢，可别感冒了！”

相亲。这两个字把我拉回了现实。我苦笑着摇摇头，端起姜汤一饮而尽。

是啊，明天要去相亲了。可是我满脑子都是那个雨夜里的姑娘，这相亲还怎么相？

第四章 相亲的早晨

星期天一早，天放晴了。秋日的阳光明晃晃地照进窗户，把满屋子的水汽都驱散了。我醒来的时候，母亲已经把早饭端上了桌——小米粥、咸菜疙瘩、两个煮鸡蛋。

两个鸡蛋是给我一个人准备的，弟弟妹妹的碗里只有粥和咸菜。建民倒是没说什么，小娟眼巴巴地瞅了一眼鸡蛋，又赶紧低下头喝粥。我把鸡蛋剥了壳，一个塞给建民，一个塞给小娟，自己夹了块咸菜就着粥呼噜呼噜喝了两碗。

“哥，你今天真的去相亲啊？”小娟贼兮兮地凑过来，大眼睛扑闪扑闪的，“未来的嫂子长啥样？好看不？”

“去去去，小孩子家家的，瞎打听什么！”我瞪了她一眼，脸上却不自觉地有些发热。

母亲从里屋拿出那件新做的藏蓝色中山装，又拎出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换上，快换上！头发昨晚洗了吧？再梳梳，弄精神点！”

我被母亲按着一通收拾，等站在镜子前的时候，差点没认出自己来。新外套板板正正，衬得人精神了不少，就是这颜色确实老气，看着比实际年龄大了五六岁。

“好看！”母亲左看右看，满意地点头，“这才像个干部的样子嘛。”

父亲难得地露出笑容，从兜里摸出十块钱塞给我：“拿着，见面总不能让人家姑娘掏钱，买点水果啥的带上。”

“爸，不用……”

“拿着！”父亲不容拒绝地把钱按在我手里，粗糙的手掌硌得我手心发痒。他的手因为长年翻砂，老茧厚得像树皮，指关节都变了形。我看着那双手，喉头发紧，默默把钱收好了。

出门的时候，母亲追到门口又叮嘱了一通：“见了姑娘嘴甜点，别跟个闷葫芦似的。姑娘要是问你工资，你就往多了说，记住了没？”

“知道了知道了。”我应着，骑上车赶紧溜了。

张姨家住城东的纺织厂家属院，约好在她家见面。我特意去供销社买了两斤苹果和一兜橘子，用网兜提着，骑了四十分钟的车才到。

张姨在楼下等着，看见我就笑：“建国来啦！哟，还买东西，你这孩子，客气啥！”她引着我在楼下等着，压低声音说，“姑娘已经到了，在楼上呢。我跟你说，这姑娘叫周雪梅，在纺织厂二车间，人长得周正，性格也好，你可得好好表现。”

我点点头，心跳忽然有些加快。

“去吧，三楼左手边，门开着呢。”张姨推了我一把。

我提着水果上了楼，走到门口的时候深吸了一口气，抬手敲了敲门框。

“进来吧。”

屋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很柔和，带着一丝我分辨不出的意味。

我迈步走了进去。

屋子不大，是那种老式的两居室，客厅里摆着一张方桌和几张折叠椅。窗前站着一个人，背对着我，正在看窗台上的一盆君子兰。她穿着一件素净的白底蓝花布衫，头发扎成一根麻花辫，辫梢搭在肩上。

“你好，我叫林建国。”我有些局促地自我介绍。

那人转过身来。

然后，我愣住了。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我张着嘴，瞪着眼，手里提着的网兜不自觉地松了一下，苹果橘子差点滚出来。

是她。是昨晚那个在雨里救人的姑娘。

那双明亮的眼睛，那张圆圆的脸，那口整齐的白牙，我认得清清楚楚。只是昨晚她被雨淋透了，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显得有些狼狈；今天她收拾得干干净净，脸上还带着一丝淡淡的笑容，看起来温婉又大方。

“你……”我张了张嘴，声音有些发干。

她显然也认出了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即笑意更深了，腮边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你是昨晚那个……站在雨里发呆的人？”

我脸腾地红了，红到了耳根子。原来她看见我了！她看见我站在那儿傻愣愣地盯着她看了！我这辈子没这么尴尬过，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那个……昨晚……”我支支吾吾地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憋出一句，“对不起，我本来想去帮忙的，但是我……”

“我知道。”她笑着打断了我的窘迫，语气自然得像是和老朋友聊天，“很多人都不敢扶，这年头大家都怕惹麻烦。没关系的，我能理解。”

她越是这样善解人意，我越是觉得羞愧难当。我把水果放在桌上，深吸一口气，定了定神，老老实实地交代：“其实我不是怕麻烦。我是……我是觉得自己挺怂的。我本来想去帮忙，后来又想起厂里有人因为扶人被讹过，就犹豫了。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已经冲上去了。”

说完这番话，我感觉心里头卸下了一块大石头。不管这次相亲成不成，至少我把实话说了，问心无愧。

她安静地听我说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半晌才轻轻地说：“你是个老实人。”

“啊？”我没反应过来。

“很少有人会这么坦诚地承认自己怂。”她抿嘴笑了，“大多数人遇到这种情况，要么装作没看见，要么事后编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你不一样，你愿意说实话。”

我被她说得有些不好意思，挠了挠后脑勺，想起手里的水果，赶紧放到桌上：“那个，我买了点水果，你尝尝。”

“谢谢。”她也不扭捏，拿起一个橘子剥开，分了一半递给我。

我接过橘子，掰了一瓣塞进嘴里，酸酸甜甜的汁水溢满了口腔。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橘子。

第五章 相谈甚欢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渐渐打开了话匣子。她叫周雪梅，比我小一岁，二十三了，是纺织厂二车间的挡车工，干了五年了。家里也是普通人家，父亲早年在运输队开车，后来腿受了伤退了休，母亲在街道食堂做饭，底下还有一个妹妹在上初中。

“你昨晚怎么会路过解放路？”我好奇地问。

“我下班晚，去给我爸抓药，刚好路过那儿。”她吃着橘子，随口答道，“我爸腿不好，一变天就疼得厉害，得常年吃中药。”

我点点头，心里对她的好感又多了几分。孝顺的人，人品总归不会太差。

“那你呢？昨晚下那么大雨，你怎么也在外面？”她反问。

“加班。”我说，“我们科里接了一批出口件，工期紧，天天得加班赶图纸。”

“你是技术员？”她的眼睛亮了一下，“画图纸的那种？”

“算是吧。”我谦逊地笑笑，“其实就是照着老图纸修修改改，真正独立设计还轮不到我。”

“那也很厉害了，”她的语气很真诚，“能坐办公室画图纸，得读不少书吧？我只念到初中毕业就进厂了，很羡慕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

我赶紧摆手：“别这么说，我就是多念了几年书，也没念出什么名堂来。你们挡车工是技术活儿，我看过纺织厂的挡车工操作，那手脚快得眼花缭乱的，一般人还真干不来。”

她被我逗笑了，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你这人真会说话。不过挡车工确实挺累的，一天站八个小时，腿都站肿了，回家得用热水泡半天才能缓过来。”

“那你怎么不申请换个岗位？”我问。

“哪那么容易啊，”她摇摇头，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厂里一个萝卜一个坑，能有个正式工作就不错了，哪还敢挑三拣四。再说了，我家里也需要我这份工资，我爸的药钱、我妹妹的学费，都指着我和我妈呢。”

这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我家也差不多。我爸病退，弟弟妹妹念书，一家子都靠我那点工资。不怕你笑话，我这身衣服还是我妈连夜赶出来的，就为了今天来相亲。”

说完我扯了扯身上的新外套，自己先笑了。

她看着我，眼睛里多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是同情，更像是……理解？共鸣？

“那你很了不起，”她认真地说，“一个人撑起一个家，不容易。”

“你也一样。”我看着她的眼睛，“昨晚你冒着雨去扶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连想都没想。说实话，我当时就在旁边看着，心里特别惭愧。”

“那没什么，”她摆了摆手，“将心比心嘛。要是我妈在外面摔倒了没人扶，我得多难受。再说了，我们挡车工整天跟机器打交道，手脚有劲，扶个人不算啥。”

她说得轻描淡写，可我听得出那背后的分量。将心比心，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可真正能做到的人有几个？

我们又聊了很多，聊彼此的工作、家庭、小时候的经历。我发现她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说话很有条理，待人大方自然，完全没有那种小家子气。而且她很爱笑，一笑起来眼睛就弯成月牙，让人看着心里就亮堂堂的。

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张姨端着一盘瓜子进来，看我们聊得热络，脸上乐开了花：“聊得咋样？我看你俩挺投缘的嘛！”

我和雪梅对视一眼，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行了行了，我不打扰你们，接着聊，接着聊！”张姨放下瓜子，喜滋滋地出去了。

等张姨走后，雪梅忽然问我：“林建国，你对我印象怎么样？”

我被这直球打得有点懵，支吾了一下才说：“挺好的，真的很好。我……我很佩服你。”

“佩服我？”她歪着头看我，“佩服我什么？”

“佩服你心好，佩服你胆子大，佩服你……”我顿了顿，认真地说，“佩服你不嫌弃我怂。”

她噗嗤一声笑了出来，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快出来了：“你这人怎么老惦记着那事儿啊！”

“因为我确实怂啊。”我也笑了，但随即正色道，“不过我想好了，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我一定第一个冲上去。”

她止住笑，认真地看着我，眼睛里闪着光：“我相信你。”

那四个字轻飘飘的，却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的心湖，荡起了一圈一圈的涟漪。

第六章 母亲的疑虑

从张姨家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深秋的阳光暖融融地照在身上，我骑在车上，心里头轻快得像要飞起来。一路上我傻笑了好几回，引得路边的行人都侧目而视，我也顾不上了。

回到家，母亲早就在门口等着了，看见我就急切地问：“怎么样？姑娘咋样？”

“挺好的。”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挺好的是多好？”母亲追着问，“长得周正不？说话咋样？对你啥态度？”

“都挺好的，妈您就放心吧。”我一边说着，一边把外套脱下来挂好，动作比平时轻快了不少。

母亲跟在我身后，絮絮叨叨地盘问着每一个细节——姑娘多大、家里几口人、父母干啥的、她一个月挣多少钱。我一一回答，说到雪梅一个月工资三十六块五的时候，母亲的眉头皱了一下，不过很快又舒展开了。

“工人在职工资都这个数，不打紧。”母亲自我安慰似的说，“关键是姑娘人好，会过日子，你说她昨晚还冒雨扶人？”

“是啊妈，您是没看见，那雨大的，哗哗的，路上的车一辆接一辆，她就那么冲上去了，自己的伞都扔了，浑身淋得透透的，硬是把那个受伤的大姐扶到了路边。”我说得眉飞色舞，语气里满是钦佩。

母亲听了却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夸赞，而是沉默了一会儿，才慢慢说道：“心好是好，不过……也有点太实心眼了。这年头，好人不好当，万一被人讹上呢？她家里条件又不宽裕，真要出了事，谁给她兜底？”

我一愣，没想到母亲会这么说。

“妈，您怎么……”我有些急了，“她那是做好事！您平时不是总教导我们要与人为善吗？”

“善归善，也不能傻善。”母亲摆摆手，“这姑娘心太软，太容易吃亏。我跟你爸这辈子，就是因为心太软，才把日子过成这样。你要是找个这样的媳妇，以后日子可咋过？”

我心里头腾地窜起一股无名火，想反驳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母亲说得不是没有道理，这年头确实好人难做，可难道因为这个，善良就成了一种缺点吗？

“妈，我觉得她挺好的。”我闷声说道，语气里带着一丝倔强。

母亲看了看我，似乎想说什么，最终还是叹了口气：“行了行了，你的事儿你自己拿主意吧，我就是给你提个醒。”

她转身进了厨房，叮叮当当地忙活起来，背影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落寞。

我知道母亲是为了我好。她这一辈子，从农村嫁到城里，跟着父亲在工厂吃苦受累，好不容易把三个孩子拉扯大，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我找个好媳妇，把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她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一个心太善、太容易吃亏的姑娘，在这个处处是坑的社会里，确实让人不放心。

可我就是认定了雪梅。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认定。也许是因为她雨夜救人的那个背影，也许是因为她说“你是个老实人”时那双真诚的眼睛，也许是因为我们坐在一起聊天时那种莫名的默契和舒服。

晚上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满脑子都是她的样子。她笑的时候眼睛弯成月牙，她剥橘子分我一半，她说“将心比心”时那自然的神情。这些画面一帧一帧地在脑海里回放，搅得我心里头暖暖的、痒痒的。

我不知道这叫不叫一见钟情，但我知道，我想再见到她，很想。

第七章 渐入佳境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雪梅又见了几次面。每次都是下了班以后，她坐公交车到我们厂门口等我，然后我们一起在厂区外面那条梧桐道上散步。那条路两旁种满了法国梧桐，深秋时节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哗啦啦地响，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地毯上。

我们聊的话题也越来越多。从工作到家庭，从理想到现实，从过去的趣事到未来的打算。我发现雪梅虽然读书不多，但很聪明，理解能力很强，很多事情我一说她就能明白。而且她做事很有主见，不是那种没头没脑的老好人。

有一次我问她：“你那天救人，就不怕被讹上吗？”

她想了想，认真地回答：“怕啊，当然怕。上个月我们车间一个姐妹的婆婆就是扶人被讹的，赔了三百块钱，差点没把家底掏空。可是我怕归怕，总不能看着人在雨地里躺着不管吧？那万一真出了事，我良心过不去。”

“那万一真被讹了呢？”我追问。

她笑了，笑容里带着几分狡黠：“我有准备的。我先问了那位大姐能不能动，确认她伤得不重，然后才扶的。而且我扶她的时候，嘴里一直大声问她家住哪儿、怎么联系家里人，声音大得周围的人都听得见。到了屋檐下，我又当着好几个人的面给她检查伤势。有这么多人证，她想讹我也没那么容易。”

我愣住了，没想到她看似单纯的善举背后，竟然还有这样缜密的考量。这姑娘，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得多。

“再说了，”她收起笑容，认真地说，“就算真被讹了，我也认了。做该做的事，心里不亏。这辈子要是因为怕吃亏就不做好事了，那活得还有什么意思？”

这话说得我心头一震。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清澈明亮，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伪和做作。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我为什么会喜欢她——不是因为她的善良，而是因为她的清醒。她不是那种盲目的、没有原则的老好人，她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愿意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

“你比我强。”我由衷地说。

“别夸我，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她又笑了起来，腮边的酒窝深深浅浅的，“对了，你上次说你弟弟妹妹念书的事，现在怎么样了？”

“建民明年高考，老师说他成绩不错，考个本科没问题。小娟初三，学习也还行。”说起弟弟妹妹，我语气里不由得带上了几分骄傲。

“那得不少花钱吧？”她关切地问，“大学学费可不便宜。”

我叹了口气：“是啊，所以我爸妈才着急让我成家。他们的意思是，我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他们就能腾出手来专心供弟弟妹妹读书了。可说实话，我自己倒觉得，我要是成了家，开销更大，反而更帮不上忙了。”

雪梅静静地听我说完，轻声问道：“那你自己的想法呢？”

“我想先供弟弟妹妹把书念出来，再考虑自己的事。”我老实交代，“可我又怕耽误了……耽误了……”我偷眼看她，话说到一半咽了回去。

她却大大方方地说：“你是怕耽误我？”

我红着脸点了点头。

“你这人啊，”她摇摇头，嘴角含着笑，“心眼太实了。成家和供弟弟妹妹念书，又不是水火不容的事。你要是真心疼他们，成了家也一样能帮衬。关键是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要是找个通情达理的，说不定还能多一个人帮你分担呢。”

我的心怦怦跳了起来。她这话的意思……是在暗示什么吗？

“那……”我鼓足勇气，“你觉得你……你会是那种通情达理的媳妇吗？”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也太直白了吧！哪有这么问的！

雪梅的脸腾地红了，红到了耳根子。她低下头，手指绞着衣角，半天没说话。我正尴尬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却听见她小声说了一句——

“那得看你表现。”

这几个字像一颗蜜糖，甜得我心都要化了。我咧开嘴笑了，笑得跟个二傻子似的。她看我笑，也忍不住笑了，两个人就这么面对面地傻笑，笑得路过的行人都侧目。

梧桐叶子沙沙地响，秋风吹在脸上凉丝丝的，可我心里头却暖得像揣了个小火炉。我想，这大概就是爱情的滋味吧。

第八章 见家长

一个月后，雪梅带我去了她家。

她家住在城西一片老旧的平房区，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院子里的煤球码得整整齐齐，窗台上摆着几盆绿植，门口挂着一串红辣椒，处处透着过日子的精细劲儿。

她父亲周师傅坐在轮椅上，腿上盖着一条旧毛毯，头发花白，人很瘦，但眼睛很有神。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就是那个技术员？”

“是，叔叔好。”我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上——两瓶老白干、一兜苹果、一盒点心，都是按母亲吩咐准备的。

周师傅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目光很锐利，似乎在掂量这个年轻人够不够格当他女婿。半晌，他微微点了点头：“坐吧。”

雪梅的母亲李大妈是个圆脸的中年妇女，围着围裙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笑呵呵地说：“建国来啦？快坐快坐，饭马上就好！”她又冲雪梅喊，“雪梅，给你对象倒水！”

雪梅红着脸倒了杯茶放在我面前，又白了她妈一眼，那眼神分明在说“什么对象不对象的，别乱叫”。李大妈只当没看见，笑眯眯地钻回了厨房。

周师傅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不紧不慢地开口了：“听说你爸也是工人？”

“是，在红光机械厂铸造车间干了二十多年，去年病退了。”我坐得笔直，双手放在膝盖上，老实得像个被老师提问的小学生。

“嗯，翻砂的活儿我知道，苦。”周师傅点点头，“你弟弟妹妹都念书？”

“弟弟明年高考，妹妹上初三。”

“你一个人的工资，养一家五口，还得供弟弟妹妹念书，不容易。”周师傅的语气里多了一丝赞许，“听雪梅说，你每个月工资都交家里，自己只留十块钱零花？”

我点点头：“家里开销大，我花不了什么钱，够吃饭就行。”

周师傅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了一个让我意外的问题：“你要是跟雪梅结婚了，还能帮衬你弟弟妹妹吗？”

我愣了一下，随即毫不犹豫地回答：“能。我弟弟妹妹就是雪梅的弟弟妹妹，她要是愿意跟我一起帮，我感激；她要是有难处，我自己想办法。总之我不能让弟弟妹妹因为我的婚事就断了前程。”

说这话的时候，我是做好了被周师傅挑剔的准备的。毕竟谁家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个要养一大家子的穷光蛋呢？我已经想好了，要是周家嫌我穷，嫌我拖累大，那这门亲事就算了，我绝不死缠烂打。

没想到周师傅听完，反而露出了笑容。他拍了拍轮椅的扶手，对厨房的方向喊了一声：“她妈，你过来一下。”

李大妈擦着手出来，周师傅指着我说：“这小伙子实诚，没跟咱耍心眼儿。他说结了婚还得帮弟弟妹妹，这话换了别人，肯定藏着掖着不敢说，他倒好，大大方方地认了。”

李大妈看看我，又看看低着头的雪梅，眼眶忽然有些红了：“实诚就好，实诚就好。我们家不图女婿多有钱，就图人品好，对雪梅好。穷日子穷过，只要一家人齐心，没有过不去的坎。”

我的鼻子一酸，差点没绷住。我使劲点了点头，声音有些哽咽：“叔叔阿姨放心，我一定对雪梅好。”

雪梅在旁边偷偷抹了一下眼角，嘴里嘟囔着“谁答应嫁给你了”，可那语气软得跟棉花糖似的，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饭桌上，李大妈做了好几个拿手菜——红烧肉、醋溜白菜、鸡蛋汤、炒土豆丝。虽然都不是什么值钱的菜，但满满一桌子，足见待客的诚意。周师傅开了我带来的老白干，给我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了一杯。

“建国，”他端起酒杯，“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雪梅这丫头，心眼好，性子直，有时候容易吃亏。你要是真心想跟她过日子，以后多照应着她点。她要是做错了事，你骂她两句都行，就是别欺负她。”

“爸——”雪梅不满地叫了一声。

“你闭嘴，我跟建国说话呢。”周师傅瞪了她一眼，又转向我，“来，碰一个。”

我双手端起酒杯，郑重地说：“叔叔您放心，我林建国这辈子绝不让雪梅受半点委屈。”

两只酒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我仰头喝干了杯中酒，辛辣的白酒顺着喉咙下去，激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可我忍着没咳，硬是吞了下去。

雪梅在旁边看着，眼睛里亮晶晶的，好像有星星。

第九章 风波骤起

日子在平淡和甜蜜中流逝，转眼到了年底。我和雪梅的感情越来越好，两家人也开始商量婚事了。父亲和母亲对雪梅的印象大有改观——尤其是母亲，自从知道雪梅会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还做得一手好菜以后，态度明显热络了许多。

可就在这时候，一场变故悄然降临。

那天是十二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我下班回到家，发现屋里的气氛不太对。父亲坐在藤椅上，眉头拧成了疙瘩；母亲站在窗边，脸色铁青；弟弟妹妹都缩在自己屋里，大气不敢出。

“怎么了？”我放下公文包，心里咯噔一下。

“你干的好事！”母亲转过身来，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你知不知道外面都在传什么？说咱家要娶的那个媳妇，不是什么正经人！”

我愣住了：“妈，您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母亲从桌上抄起一张纸，甩到我面前，“你自己看看！这是你张姨今天下午送来的，纺织厂那边传出来的闲话，说周雪梅在厂里勾三搭四，跟车间主任不清不楚的！”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拿过那张纸一看，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大意是说周雪梅在纺织厂作风不正，为了调个轻松岗位，跟车间主任拉拉扯扯，被人撞见了好几次。

“不可能！”我脱口而出，“妈，这绝对是造谣！雪梅不是那种人！”

“你怎么知道她不是那种人？”母亲的声调拔高了，“你才认识她几天？你知道她在厂里是什么样的人？万一她真是那种女人，咱家的脸往哪儿搁？你爸在厂里干了一辈子，清清白白的，可不能让人戳脊梁骨！”

我的脑子乱成了一锅粥。理智告诉我这肯定是造谣，可母亲的话又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我不是怀疑雪梅，我是气——气那些传谣的人，气这个不分青红皂白的世界。

“妈，您先别急，我去找雪梅问清楚。”我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

“问什么问！”母亲厉声道，“我问你，你要是问了，她说没有，你信还是不信？你要是信了，外面那些闲话怎么办？你要是不信，那这婚还结不结？”

我被母亲问得哑口无言。是啊，这种事怎么问？问了就是不相信，不问就是心里有疙瘩。

“我去找张姨。”我转身就往外走。

张姨正在家里做晚饭，看见我气喘吁吁地跑来，叹了口气，把围裙解下来放在桌上：“我知道你要来，坐吧。”

“张姨，那谣言是怎么回事？”我急急地问。

“唉，造孽啊。”张姨摇摇头，“雪梅那丫头在厂里干了五年，一直踏踏实实的。前阵子车间里评先进，本来该是她的，结果被车间主任的侄女顶了。她不服气，找车间主任理论了几句。那车间主任是个小肚鸡肠的人，记了仇，就让人放出这种话来恶心她。”

我的拳头不自觉地攥紧了：“她怎么不早告诉我？”

“她怕你担心，也怕你家里人知道了多想。”张姨叹了口气，“这孩子就是太懂事了，什么都想自己扛着。其实厂里大部分人都知道这是造谣，可架不住有人爱嚼舌根啊，传来传去，就传到你们这边来了。”

我心里头的火气消了一半，取而代之的是一股酸涩的心疼。那个傻丫头，出了这么大的事，居然一个字都没跟我提，见面的时候还是笑嘻嘻的，该说啥说啥。她是怎么一个人扛过来的？

“张姨，谢谢您告诉我这些。”我站起身，“我去找她。”

“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找？”张姨拉住我，“她今天上夜班，现在正在车间呢。”

我一看表，已经快八点了。从这里到纺织厂骑车得半个小时，到了厂门口人家也不会让我进去。

“那我去厂门口等她。”我执拗地说。

张姨看着我，似乎想劝什么，最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去吧，路上小心。”

第十章 雪夜的表白

我骑上车，一头扎进了冬夜的寒风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下雪了。一开始是细碎的小雪粒，打在脸上沙沙的，后来变成了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地落下来，很快就在地上积了薄薄一层。我的自行车在雪地里歪歪扭扭地前行，好几次差点滑倒，可我顾不上了，只知道使劲蹬、使劲蹬。

终于到了纺织厂门口的时候，我已经成了一个雪人，帽子上、肩膀上都是白花花的一片。厂门口的值班室里亮着灯，一个穿军大衣的老大爷探出头来，狐疑地打量着我。

“同志，你找谁？”

“大爷，我找周雪梅，二车间的。”我搓着手，哈着白气。

“周雪梅？她上夜班呢，十点才下班，你现在找她干啥？”

“我……我是她对象，有急事找她，您能不能帮我叫一下？”我近乎恳求地看着老大爷。

老大爷犹豫了一下，大概是看我冻得够呛，心生怜悯，叹了口气说：“行吧，你在这儿等着，我让人去车间喊一声。”

我站在厂门口的传达室旁边，雪越下越大，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我的耳朵冻得生疼，手指头也麻木了，可我一点都不想动弹，就那么眼巴巴地望着厂区里面的方向。

不知道等了多久，也许十分钟，也许二十分钟，雪地里终于出现了一个匆匆跑来的身影。她围着一条红围巾，跑得围巾都散开了，呼出的白气在她面前团成一团团雾。

“建国！”她跑到我跟前，脸上又是惊讶又是心疼，“你怎么来了？这么冷的天，你傻了？”

我看着她的脸，看着那双明亮得能照进人心底的眼睛，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

“你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她急了，伸手想摸我的额头，大概是以为我发烧了。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那只手因为一路跑过来，还带着一丝温热。我紧紧地握着，生怕一松手她就跑了。

“雪梅，”我的声音有些发抖，不知道是冻的还是激动的，“厂里的谣言，我知道了。”

她的手僵了一下，眼里的光芒黯了一瞬，随即恢复了正常。她轻轻挣开我的手，低下头说：“你知道了啊……我本来想自己处理好的，不想让你担心。”

“你怎么处理的？”我问。

“我跟厂领导反映了，他们说要调查，但是调查了快一个星期了也没结果。”她的声音闷闷的，“我打算明天直接去厂长办公室，要是厂里不给个说法，我就去劳动局告。”

她说得平静，我却听得心惊肉跳。去厂长办公室？去劳动局？她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要一个人去跟整个厂的官僚体系对抗？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的声音有些沙哑。

“我……”她咬了咬嘴唇，“我怕你知道了以后会……会看不起我。毕竟这种事，不管真假，传出去对名声总是不好的。我怕你家里人会反对，怕你会……”

“会什么？会不要你？”我打断她，有些激动地说，“周雪梅，你也太小看我林建国了！我是那种人吗？”

她抬起头看着我，雪落在她的睫毛上，晶莹剔透的。

“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我深吸一口气，一字一句地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信你。我只信你一个人。你是什么样的姑娘，我心里比谁都清楚。别说是造谣，就算天塌下来，我也站在你这边。”

她的眼眶红了，嘴唇微微颤抖着，想要说什么却说不出来。

“还有，”我接着说，“明天我请假，陪你去厂长办公室。你一个人的分量不够，加上我，加上我们红光机械厂技术科的公函，分量总归重一些。这事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是我们两个人的事，你别想甩开我自己扛。”

雪花簌簌地落在我们中间，纺织厂门口昏黄的灯光照在她脸上，我看见两行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滑落下来，滚烫滚烫的，在雪地里砸出两个小小的坑。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啊。”她哭着说，声音颤得厉害，“大冷的天跑这么远，就为了说这几句话？”

“不光是这几句话，”我认真地看着她，“我还要告诉你，周雪梅，不管别人怎么嚼舌根，我林建国这辈子娶定你了。”

她愣了一秒，然后笑了——脸上还挂着泪珠，就笑得眉眼弯弯的。她抬手拍了我一下，力道不重，声音却带着哭腔：“哪有你这样的，在厂门口说这种话，让人听见了笑话。”

“让他们笑话去。”我也笑了，“反正我说的是真心话。”

她看着我，雪花落满了她的头发和肩膀，看起来像是白发苍苍的样子。我忽然想到一句诗——“今朝若是同淋雪，此生也算共白头”。以前觉得酸，现在却觉得再贴切不过。

“好，明天我们一起去。”她擦了擦眼泪，语气坚定起来，“不过你现在赶紧回去，冻坏了怎么办！”

“我等你下班。”

“等什么等！快回去！”她推我，“赶紧的！明天早上八点你来这儿接我，我们一起去找厂长，听见没？”

我被她推着跨上了车，回头看了她一眼。她站在雪地里，红色的围巾映着白色的雪，美得像一幅画。

“路上小心！”她喊道。

我挥了挥手，骑着车消失在了漫天飞雪中。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似的，可我一点都不觉得冷。因为我知道，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体的了。她的事就是我的事，她扛不住的时候，有我替她扛。

第十一章 并肩作战

第二天一早，我穿上那件藏蓝色的中山装，把皮鞋擦得锃亮，郑重其事地去了纺织厂。

雪梅已经在厂门口等着了，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工作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她的眼睛有些肿，大概是昨晚哭过的缘故，但精神状态很好，看见我就笑了：“你还真来了。”

“我说了要来，就一定会来。”我扬了扬手里的公文袋，“我跟厂里开了介绍信，证明我是你的未婚夫，以家属身份陪你反映情况。”

她眼睛一热，赶紧别过头去，深吸了一口气才转回来：“走吧。”

纺织厂的办公大楼是一栋三层红砖楼，厂长办公室在三楼最里面。我们上楼的时候，楼道里的人都投来好奇的目光，有人在交头接耳，有人在指指点点。雪梅挺直了脊背，脚步稳稳的，倒是我的手心有些冒汗。

到了厂长办公室门口，她抬手敲了三下。

“进来。”

推门进去，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男人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头发梳得油光光的，正在看文件。他抬头看见雪梅，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又看见跟在后面的我，眉头皱得更深了。

“周雪梅，你这是……”

“马厂长，”雪梅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我来是为了最近厂里关于我的那些谣言。我已经向车间主任反映了，也向厂办反映了，可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结果。今天我来，就是想要一个明确的说法。”

马厂长放下文件，靠在椅背上，脸上堆起了一种我很熟悉的官场式笑容：“小周啊，你这个事情厂里正在调查嘛。调查是需要时间的，你也不要太着急了嘛。”

“调查了一星期，还不够吗？”雪梅的语气平静，但我能感觉到她握着公文包的手在微微发抖，“谣言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是谁传的、怎么传起来的，一问就知道。厂里要是真心想查，半天就能查清楚。”

马厂长的笑容僵了一下，语调也冷了下来：“小周，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厂里怎么调查、调查多久，那是有程序的。你一个普通工人，对领导的工作指手画脚，不太合适吧？”

我在旁边听着，火气蹭蹭地往上蹿。什么叫“普通工人”？普通工人被人泼了脏水，连讨个说法的资格都没有？我想开口，雪梅却抢在了我前面。

“马厂长，我没有对领导的工作指手画脚。”她的声音依然平稳，“我只是想说明一个事实——这些谣言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车间里的人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还有人当面说些难听的话。我在纺织厂干了五年，从学徒工干到熟练工，年年考核都是优秀。我凭的是自己的本事和汗水，从来没走过什么歪门邪道。现在有人凭空捏造事实污蔑我的人格，厂里难道不应该尽快还我一个清白吗？”

这番话条理清晰、有理有据，说得马厂长一时语塞。

我趁机上前一步，把公文袋放在桌上：“马厂长，我是红光机械厂技术科的技术员林建国，是周雪梅同志的未婚夫。今天我以家属身份来，是想向厂里正式反映情况——关于污蔑周雪梅同志的谣言，对她的身心造成了严重伤害，也影响了我们两个家庭的正常生活。我们要求厂里尽快查明真相、公布结果，还她一个清白。如果厂里解决不了，我们只能向上一级主管部门反映。”

马厂长的脸色变了。他看看我，又看看桌上那个盖着红彤彤公章的公文袋，沉默了好一会儿。

办公室里安静得只剩下墙上挂钟的滴答声。雪梅站在我身边，脊背挺得笔直，手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地拉住了我的衣角。

终于，马厂长开口了：“这样吧，我现在就让厂办的人去查，今天之内给你们一个答复，怎么样？”

“谢谢马厂长。”我和雪梅异口同声地说。

接下来的事情比我们想象的顺利。马厂长当着我们的面打了个电话，叫来了厂办主任和保卫科长，让他们立刻去二车间调查谣言的来源。不到两个小时，真相就水落石出了——谣言确实是车间主任放出来的，原因正如张姨所说，是因为雪梅挡了他侄女评先进的路。

马厂长的脸色很难看。在自己的厂子里出了这种事，他脸上也不光彩。他当场宣布了两条决定：第一，车间主任停职检查，记大过处分，调离原岗位；第二，在全厂通报澄清事实，恢复周雪梅的名誉，她被评为本年度厂级先进工作者。

消息传出去的时候，车间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那些曾经用异样眼光看雪梅的人，纷纷走过来道歉。雪梅笑着原谅了每一个人，眼底却有一丝淡淡的疲惫。

走出办公楼的时候，午后的阳光正好。雪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转过头看着我，眼里的阴霾终于散去，重新变得明亮清澈。

“谢谢你。”她说，声音很轻。

“谢什么，应该的。”我笑了笑，“对了，你刚才在里面说那些话的时候，可帅了。”

她被逗笑了，推了我一把：“去你的！你才帅呢，板着脸把公文袋往桌上一拍，我还以为你要跟人打架呢。”

“我那叫气场，懂不懂？”我故意挺了挺胸。

她笑得更欢了，笑声在空旷的厂区里回荡，引得几个路过的工友都看了过来。我也不管了，就那么站在阳光底下，看着她笑，自己也跟着傻笑。

后来，我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母。母亲听完以后，沉默了很久，最后站起身来，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

“建国，你找的这个媳妇，妈认了。”

父亲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眼里有欣慰的光。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第十二章 婚后的日子

转过年来，我和雪梅结婚了。

婚礼很简单，没有大操大办，就在家里摆了几桌，请了亲戚和厂里的同事。刘科长也来了，送了我们一对搪瓷暖瓶，还难得地说了句“好好过日子”，让科里的同事都惊掉了下巴。

雪梅穿着母亲亲手缝的红棉袄，笑得像一朵盛开的山茶花。我穿着一套借来的西装，紧张得手心直冒汗。拜天地的时候，我差点把雪梅的头花碰掉，闹了个大红脸。

新婚之夜，我们坐在那间用木板隔出来的小屋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些不好意思。后来还是雪梅先开口：“以后这就是咱俩的家了？”

“嗯。”我点点头，“虽然小了点，不过咱们慢慢攒钱，以后肯定能换大房子。”

“不小，”她摇摇头，眼角弯弯的，“有你在，这屋里就宽敞。”

我被她这句话甜得心里发颤，嘴上却故意说：“你啥时候学会说这么好听的话了？”

“跟你学的。”她狡黠地眨了眨眼。

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要辛苦，也比我想象的要甜蜜。

雪梅很快适应了我们家的生活节奏。她每天六点起床，跟母亲抢着做早饭，然后赶去纺织厂上班；晚上下班回来，又抢着做晚饭、洗碗、打扫卫生。母亲一开始还推让，后来渐渐习惯了，逢人就说自己得了个好儿媳，比亲闺女还贴心。

父亲对雪梅更是赞不绝口。雪梅照顾他特别细心，知道他腿脚不好，每天晚上都给他打热水泡脚；知道他以前在车间肺部吸了粉尘，就买来雪梨炖冰糖给他润肺。父亲私下里跟我说：“建国，你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娶了雪梅。”

弟弟妹妹也都喜欢她。建民说嫂子做的红烧肉比妈做的还好吃，小娟更是把雪梅当成了偶像，整天“嫂子嫂子”地跟在后面，连写作业都要挨着她。

当然，日子的底色还是清苦。我们俩的工资加起来也就八十多块钱，要养六口人，还得供弟弟妹妹上学，月月都得精打细算。可雪梅从来没有抱怨过一个字，反而把自己的那份工资也拿了出来，跟我的合在一起，统一交母亲管账。

有一次我偷偷问她：“你后悔不后悔？嫁给我这么个穷光蛋，连件新衣裳都舍不得买。”

她正在灯下补我的袜子——那双袜子已经补了三回了，脚后跟磨得只剩薄薄一层。她头也不抬地说：“后悔啥？日子苦是苦了点，可一家人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比啥都强。再说了，穷又不是一辈子的，咱们年轻，有的是力气，以后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袜子补好了，她凑到灯前看了看，满意地点点头，又在针线筐里翻找下一只要补的。昏黄的灯光照在她脸上，眉眼温顺而坚定，我看得心里一暖，伸手把她揽在了怀里。

“干嘛呢，让人看见笑话。”她轻轻挣了一下，没挣脱，也就不挣了。

“没人看见。”我把下巴抵在她头顶上，“雪梅，谢谢你。”

“谢啥？”

“谢谢你愿意跟我过这样的苦日子。”

她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这不叫苦日子，这叫有盼头的日子。等弟弟妹妹念完书，等咱家条件好一些，你想带我去哪儿看看不？”

“去哪儿？”我问。

“北京！我想看看天安门！”她的眼睛亮晶晶的，“我长这么大，还没出过省呢。”

“好。”我郑重地点头，“等咱们攒够了钱，一定带你去北京看天安门。”

她笑了，笑得像个得了糖果的孩子。那一夜，窗外北风呼啸，可我们的小屋里，却暖得像春天。

第十三章 厂子里的风浪

日子一天天地过，弟弟建民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妹妹小娟也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家里的开销一下子大了起来——建民的学费、生活费，小娟的学费、住宿费，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和雪梅的工资捉襟见肘，母亲又开始晚上熬夜做衣裳，想多挣点钱贴补家用。

就在这时候，厂子里也出了大事。

红光机械厂接了一批出口苏联的农机配件订单，数量大、工期紧，全厂上下都加班加点地干。可偏偏在这节骨眼上，铸造车间的冲天炉出了故障，一批关键铸件全部报废，整个生产进度被打乱了。

厂长急得嘴上起了燎泡，连夜开会商量对策。技术科首当其冲，刘科长把图纸摊在桌上，跟我们说：“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改工艺，用锻造代替铸造，但这批件的图纸得全部重画。工期不等人，一个星期之内必须拿出全套图纸。”

一个星期，全套图纸。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低着头不说话。这批件的结构复杂，光是测绘就需要三四天，再加上设计和校核，正常进度至少得一个月。

“我知道时间紧，但没有别的办法了。”刘科长的声音有些沙哑，“这批订单关系到厂里下半年的效益，更关系到几百号工人的工资。完不成订单，大家都喝西北风。”

还是没人说话。

我咬了咬牙，站了起来：“刘科长，我来牵头吧。我带两个人，白加黑连轴转，争取一个星期拿下。”

刘科长看着我，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小林，你要想好了，这是立军令状。完不成，是要担责任的。”

“我想好了。”我沉声道，“我进厂这些年，是厂里培养了我，现在厂里有困难，我不能躲。”

散会后，科里的老孙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建国，你疯了？这是多大的雷你也敢扛？万一完不成，你这辈子在厂里就别想翻身了！”

我笑了笑：“老孙，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你想想，这活总得有人干吧？我不干，推给别人？那不是我的作风。”

老孙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不再说话。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我和两个年轻技术员关在办公室里，困了就趴在桌上眯一会儿，醒了接着画。雪梅每天给我送饭，看我熬得眼睛通红、胡子拉碴的样子，心疼得眼眶都红了，却一句劝阻的话都没说。她只是默默地把热饭热菜摆在桌上，嘱咐我趁热吃，然后静静地坐在旁边，等我吃完了收拾碗筷就走。

第三天夜里，我实在困得不行了，趴在图纸上睡着了。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给我披了件衣服，我猛地惊醒，发现是刘科长。

“您还没走？”我揉着眼睛坐起来。

刘科长没有回答，而是拿起我画的图纸，对着灯仔细地看。看了好一会儿，她放下图纸，轻轻地说：“小林，你的进步比我预想的快。”

这是刘科长第一次当面夸我。我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画的这几张图纸，思路很清晰，标注也很规范。”刘科长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语气里带着一丝罕见的柔和，“我带了这么多徒弟，你是最有悟性的一个。好好干，假以时日，你肯定比我强。”

“刘科长，您别这么说……”我有些手足无措。

“我说的是实话。”她站起身，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对了，你爱人对你很好，你可得好好珍惜。能找到一个在你最难的时候默默陪着你的人，是你的福气。”

她走了，办公室里又恢复了安静。我看着她消失在走廊尽头的背影，心里头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这个被人们叫做“铁娘子”的女人，其实心里比谁都柔软，只是从来不让人看见罢了。

第六天凌晨，全套图纸终于完成了。当我把最后一笔标注写上去的时候，整个人差点虚脱。两个年轻技术员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呼噜打得震天响。我轻手轻脚地把图纸整理好，走出办公室的时候，东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

厂区里安静极了，晨雾在车间之间缭绕着。我站在办公楼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气，忽然觉得活着真好。

图纸交付后，车间迅速组织生产，半个月后第一批产品顺利通过检验，按期交货。厂长在总结大会上点名表扬了技术科，还破格给我提了一级工资。

拿到调资通知的那天晚上，我把工资条交给雪梅，她看了一眼，眼睛立刻亮了：“涨了多少？”

“八块五。”

“这么多！”她高兴得差点跳起来，随即又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我也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

“我们厂长找我谈话了，说要调我去质检科，工资涨五块。”

这回轮到我高兴了：“真的？那咱们俩加起来，一个月多了十三块五！够给建民和小娟多寄点生活费了！”

雪梅笑着点头，眼睛弯成了月牙。

那天晚上，母亲破天荒地买了半只烧鸡，说是要庆祝庆祝。饭桌上父亲端起酒杯，难得地说了一番话：“建国，雪梅，你们俩都不容易。咱家虽然穷，可人心齐。只要你们俩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往后的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

我和雪梅对视一眼，都笑了。酒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像是给明天的生活许下了一个美好的期许。

第十四章 岁月如歌

时光如水，转眼三年过去了。

建民大学毕业后分到了县里的一所中学当老师，终于不再需要家里寄钱了。小娟也考上了省城的卫校，学的是护理专业，成绩优异，拿到了奖学金。

家里的担子轻了不少，我和雪梅总算能松口气了。我们把那间木板隔出的小屋重新粉刷了一遍，添了几件家具，虽然还是简朴，但总算有了点家的样子。

这三年里发生了很多事。刘科长调走了，去了省机械厅任职，临走前推荐我接她的班。厂长找我谈话的时候，我还有些不敢相信——二十五岁当技术科长，在红光机械厂的历史上是头一回。

“小林，”厂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刘科长临走前跟我说，你是她见过的最有潜力的技术员。她推荐你，不是因为你们关系好，而是因为你的能力和担当配得上这个位置。好好干，别辜负了她的期望。”

我想起刘科长那张不苟言笑的脸，想起她深夜来看图纸的背影，想起她说“你肯定比我强”时那温和的语气，心里头暖暖的，又有些发酸。

当上科长后，工作更忙了，但我每个月都坚持去看望刘科长一回。她退了休，在家侍弄些花花草草，见到我依然是那副淡淡的模样，却总会在临走时塞给我一兜她自己种的菜。

“拿回去给家里人尝尝，没打农药的。”她说这话时，语气平淡得就像在谈天气。

我提着那兜带着泥土的青菜，骑在回家的路上，总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遇到了一个好妻子，遇上了一个好领导，在最难的时候，总有贵人相助。

雪梅在纺织厂也干得越来越好。她调到质检科后，工作认真负责，连续两年被评为厂级标兵。去年厂里分了房，虽然是筒子楼里的一间，只有二十几个平方，但好歹有了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不用再跟一大家子挤在一起了。

搬进新房的那天，雪梅站在窗前，看着楼下人来人往，忽然回头对我说：“建国，你还记得咱们刚结婚的时候吗？住在那间木板隔出来的小屋里，又黑又潮，下雨天还漏水。”

“怎么不记得。”我走过去，从背后环住她的腰，“那时候你跟我说，有你在的地方，再小也宽敞。”

她笑了，靠在我怀里，轻声说：“现在我也这么说。不管房子大小，你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窗外的梧桐树又黄了，叶子在秋风中打着旋儿落下来。我抱着她，心里头满满当当的，像是拥有了整个世界。

第十五章 北京之约

又过了两年，生活终于宽裕了些。弟弟妹妹都已经工作了，家里不再需要我们贴补，我们俩的工资除了日常开销，还能攒下一些。

那年国庆节，我跟厂里请了假，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

“真去啊？”雪梅拿着火车票，翻来覆去地看，脸上是难以置信的神情。

“真去。”我笑着说，“当年答应你的，等条件好了带你去北京看天安门，现在条件虽然不是特别好，但攒了这么久的钱，够咱俩好好玩一趟了。”

她捂着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好半天才说：“那得花多少钱啊，要不还是别去了，攒着以后给孩子用。”

那时候我们刚知道雪梅怀孕不久，她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孩子还没出生呢，就跟我抢你了？”我逗她，“不行，说好了的事就不能变。再说了，你现在不趁着身子轻便出去转转，等孩子生下来，三五年内都别想出远门了。”

她想了想，大概觉得有道理，终于点了点头。

火车咣当咣当地走了十几个小时，我们到了北京。出了火车站，雪梅就跟个好奇的孩子似的，东张西望，看什么都新鲜。

“你看你看，那个楼好高啊！”“哎呀，北京的公交车好长！”“建国你闻闻，北京的空气跟咱们那儿味道都不一样！”

我被她拉着一路小跑，笑着摇头。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容易满足，容易快乐，一点点小确幸就能让她高兴半天。

我们去了天安门广场。那天阳光很好，广场上游人如织，雪梅站在金水桥前，望着天安门城楼，久久没有说话。

“想什么呢？”我问。

“我在想，这辈子值了。”她转过头来，眼睛里有泪光在闪，“小时候在课本上看到天安门，觉得那是一个特别遥远的地方，可能一辈子都见不着。没想到，真的来了。”

我握住她的手，那只手因为长年干活，手心有些粗糙，骨节也比一般女人的大。可在我眼里，这是世界上最温暖、最好看的手。

“以后咱们还能去更多的地方，”我说，“等孩子长大了，咱们一家三口一起去。”

她笑了，用力点了点头：“好。”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拉着她的手，请一个路人帮我们拍了张合影。那张照片后来被我们洗出来放大了，用相框装好，挂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照片上的她穿着白衬衫，笑容灿烂，身后的天安门城楼庄严巍峨，阳光洒在她脸上，像镀了一层金边。

每回有人来家里做客，问起这张照片，她都会笑着说：“那是我爱人带我去的，他说话算话。”

说这话时她的语气里满是骄傲，好像去了趟北京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其实我知道她骄傲的是——她嫁的男人，答应她的事，都做到了。

第十六章 风雨同舟

生活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再平静的水面下也有暗流。

九十年代中期，国企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红光机械厂也未能幸免。订单减少、效益下滑，厂里开始减员增效，一时间人心惶惶。

作为技术科长，我承受的压力前所未有。厂里给我下了死命令——要么拿出新产品，打开市场销路；要么技术科缩编，一半的人下岗。

那段日子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头发一把一把地掉。雪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可她知道我的脾气，没有多说没用的话，只是每天变着法子给我做些好吃的，把家里的气氛尽量维持得轻松些。

一天晚上，我加班到深夜回来，发现她还没睡，坐在灯下看一本旧书。

“怎么还不睡？”我一边脱外套一边问。

“等你。”她放下书，走过来接过我的外套，“饿不饿？锅里还温着粥。”

“不饿，就是累。”我瘫坐在椅子上，仰头看着天花板，脑子里还是一堆乱麻。

她在我对面坐下，没有问我工作的事，而是说起了别的：“今天小娟来信了，说她在医院干得不错，护士长夸她手脚利索。对了，建民也来信了，说他带的那个班期中考试成绩全校第一，校长在大会上表扬他了。”

“是吗？那挺好的。”我应着，心思却不在这上面。

她顿了顿，又说：“建民信里还说，他特别感激你这个大哥。他说要是没有你当年省吃俭用供他念书，他现在可能还在老家种地呢。”

我愣住了，转过头看着她。

她迎着我的目光，轻声说：“建国，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大。厂里的情况我也听说了，几百号人的饭碗，一大半都系在你们技术科身上，换谁谁都得愁。可是我想告诉你——不管结果怎么样，咱们都一起扛着。大不了你不要这个科长，回车间当工人去，一个月三四十块钱咱也能过。”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我低下头，不想让她看见我红了的眼圈。

“你这个人啊，”她轻轻叹了口气，走到我身边，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什么都想自己扛，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不是一个人在过日子，你还有我呢。”

我没说话，只是伸手覆住了她的手。

那天晚上，我在书房里坐了整整一夜。雪梅没有来打扰我，只是每隔一两个小时进来送杯热茶，然后又轻轻退出去。

天亮的时候，我画完了最后一张草图。那是一款小型农机具的设计方案，结构简单、成本低廉、维修方便，适合农村一家一户使用。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转了很久，一直没有付诸实施，因为我觉得它太“土”了，不符合厂里的产品定位。

可那一夜，我想通了——我们厂本来就是面向农村市场的，与其守着一堆滞销的老产品等死，不如放手一搏，做一款农民真正需要、真正买得起的好东西。

第二天我把方案拿到厂务会上，领导们意见不一，有说好的，有说风险太大的。最后还是厂长拍了板：“反正现在也没别的路可走了，就按林科长这个方案干！”

接下来就是没日没夜的攻关。从图纸到样品，从样品到试产，从试产到批量生产，每一步都走得无比艰难。我和车间里的师傅们一起泡在生产线旁，反复调试，反复改进，一天下来浑身都是机油味。

三个月后，第一批量产机具发往了周边几个县的农机公司。销售反馈回来的那天，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拆信的时候手都在抖。

打开一看，我差点喊出声来——第一批全卖完了，好几个地方的农机公司都在催着补货！

消息传开，整个厂子都沸腾了。工人们奔走相告，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厂长激动得在车间里转了三圈，逢人就说“咱们厂有救了”。

新产品站稳脚跟后，厂里的效益逐步好转。红光机械厂不但没有在改革浪潮中倒下，反而凭借这款拳头产品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年底评先进，我们技术科拿了集体一等功，我个人也被评为了市劳动模范。

颁奖那天，雪梅带着三岁的儿子坐在台下。我站在领奖台上，接过劳模奖章的时候，远远地看见她在冲我笑，怀里的小家伙挥舞着胖乎乎的小手，奶声奶气地喊着“爸爸”。

那一刻，所有吃过的苦、熬过的夜、流过的汗，都值了。

第十七章 光阴的礼物

千禧年过后，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红光机械厂改制为股份公司，成了市里的骨干企业。我从技术科长一步步升到了总工程师，工资翻了好几番。雪梅也从纺织厂调到了街道办，工作清闲了不少，能腾出更多时间照顾家里。

儿子小林磊上了小学，聪明伶俐，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这孩子随了雪梅，心善得很，在街上看见流浪猫都要把自己的火腿肠分一半给猫吃。有时候看着他蹲在路边喂猫的样子，我就想起当年雨夜里他妈妈蹲下来救人时的画面——血缘这东西，真是刻在骨子里的。

弟弟建民已经从中学老师做到了教导主任，娶了个同校的老师，生了个闺女，日子过得和和美美。妹妹小娟卫校毕业后留在了省城医院，工作稳定，后来也找到了合适的对象，成了家。

父亲的身体虽然一年不如一年，但精神头很足，每天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听收音机，逢人就讲自己儿子是总工程师，儿媳妇是街道先进工作者，孙子考了全班第一。母亲还是闲不住，不过不再熬夜做衣裳了，改成了白天去社区活动中心跳广场舞，红光满面的，看着比前些年还年轻。

有一年春节，一大家子难得聚齐了。建民一家、小娟一家都回来了，十几口人挤在客厅里，热热闹闹的。父亲坐在正中间，端着酒杯，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忽然眼眶就红了。

“爸，您怎么了？”我赶紧问。

“没事，没事。”父亲摆摆手，声音有些哽咽，“我就是高兴。咱家这些年不容易，可现在看看，你们都出息了，都有了自己的好日子，我跟你妈这辈子，值了。”

母亲在旁边抹眼泪，嘴上却说着：“大过年的，说这些干啥，喝酒喝酒！”

一大家子人都笑了，酒杯碰在一起，叮叮当当的，像是岁月敲出的音符。

那天晚上，客人都走了以后，我和雪梅并肩坐在阳台上。远处的天空偶尔有烟花绽放，照亮了她的侧脸。她的鬓角已经有了几根白发，眼角也有了细纹，可在我眼里，她还是当年那个在雨夜里毫不犹豫冲向陌生人的姑娘。

“想什么呢？”她问。

“想咱们认识的那年。”我说，“1991年，深秋，我妈逼我去相亲，刘科长给我批了假，然后我在张姨家见到你，整个人都愣住了。”

她笑了，笑容里带着岁月的温柔：“你那会儿傻乎乎的，站在雨里看我，也不知道过来帮忙。”

“我那叫怂，”我也笑了，“不过后来你跟我说，你觉得我是个老实人。”

“难道不是吗？”她歪着头看我。

“是。”我握住她的手，那只手比以前更粗糙了些，但温度一点没变，“所以老天爷奖励我这个老实人，把你送到了我面前。”

她没有说话，只是把头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远处的烟花一朵接一朵地绽放，照亮了整座城市。我搂着她的肩膀，心里头满满的，像是装下了整个世界的温暖。

人生这条路，说长也长，说短也短。有人陪着走，再苦的日子也能熬出甜味来；没人陪着走，再顺的路也显得孤单。

我很庆幸，在那个深秋的雨夜里，我没有骑过去。

我更庆幸，在第二天的相亲中，我又遇见了她。

有些相遇，看似偶然，其实冥冥中早已注定。

1991年的那场相亲，那个雨夜救人的姑娘，那个毫不犹豫给我批假的女领导，那件母亲连夜赶制的中山装，父亲塞给我的十块钱，张姨端来的那盘瓜子，车间主任放出的谣言，雪夜里那句“我娶定你了”，筒子楼里那间漏雨的小屋，深夜里补了又补的袜子，带着泥土的青菜，咣当咣当的绿皮火车，天安门前的合影……

所有这些琐碎的、平凡的、闪着光的片段，拼在一起，就是我这一生最珍贵的财富。

窗外的梧桐树又落叶了，沙沙的声音像是岁月在轻声哼唱。

我低头看了看身边的雪梅，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睡着了，呼吸均匀，嘴角还挂着一丝浅浅的笑意。

我轻轻地把毯子往上拉了拉，盖住了她的肩膀。

这一生，有你，足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