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王虹、邓煜获菲尔兹奖背后，断裂的精英薪火如何重燃？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科举学、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杨玉圣主编：《学术共同体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以此破解“钱学森之问”。

据2026年7月23日美国费城举办的,由国际数学联盟主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悉,我国数学家王虹、邓煜获得该年度的菲尔兹奖, 这是恢复高考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培养而获得的第一次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奖——诺贝尔奖级的成果, 似也可以看作世界华人顶级科学家群体中，大陆科学家将取代海外华裔科学家唱主角开始的象征。故其意义远远超出中国数学人才的历史性“零的突破”。而对我来说，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还有特殊的含义，表示我十五年前的预测成功。预示着中华民族主体精英家庭、家族的代际文化再薪传的肇始。

一、菲尔兹奖

菲尔兹奖（Fields Medal），以加拿大数学家约翰·查尔斯·菲尔兹的名字命名，在国际数学联盟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颁发的奖项。菲尔兹奖是数学领域的国际最高奖项之一（另一项是沃尔夫数学奖）。因诺贝尔奖未设置数学奖，故该奖与沃尔夫数学奖一起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在由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办的四年一度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举行颁奖仪式，每次授予2至4名有卓越贡献的数学家。则实际上该奖的获得者比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还稀少。为了鼓励年轻数学家并确保评选客观公平，获奖者必须在该年元旦前未满40岁；获奖者每人能获得1.5万加拿大元奖金和金质奖章一枚。菲尔兹奖首次颁发于1936年，并从1950年开始每四年颁发一次。截至2026年，世界上共有美、法、俄（含苏）、英、中等17个国家，69个数学家（含1998年获菲尔兹奖银奖的英国籍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获得菲尔兹奖。在王虹、邓煜获奖前，已有2位为华裔数学家斩获此殊荣，分别是1982年获奖的数学家丘成桐 (美籍),和2006年获奖的数学家陶哲轩(奥籍)。 [1]

二、双重断裂的代价

如果说，建国后“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可以用“体制”一词来回敬的话，那么，何以诠释改革开放后在百万留学大军里、在不回来的数十万文化精英中也出不了大师呢？故2011年，我在破解“钱学森之问”时明确提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仅是提出了半个问题，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为什么我们的人叫其他国家的学校去培养也是出不了杰出人才？”——这么多留学生，无论是当年的留苏还是今天负笈欧美的，也都出不了杰出人才。只有同时提出这两个“半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才有可能是周延的，讨论才有可能是比较完整的。

笔者汇集了相关讨论的七个问题：1、文化影响；2、经济制约；3、时间因素；4、政治运动；5、教育原因；6、学术环境；7、社会制度。觉得这些都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但都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为什么我们的人叫其他国家的学校去培养也是出不了杰出人才？”

故我提出了“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将以往被人们忽视的学术成就与家庭代际积累的关系来回答“钱学森之问”。

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至民国，无数的事实表明：学者一般产生在前人已为他创造了条件的书香、富贵或破落户之家，几乎没有其它家庭。大量的案例表明，一个学者需要一个家庭或家族数代人的接力。这种接力，既是经济的积累，更是文化的薪传；既是先天、遗传的，更是后天营造的，包括人脉的构建。在中国封建社会，一个赤贫之家的男孩，通过他本人的努力可以致富，也有可能成为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甚或谋求霸业。唯独很难成为学者尤其是著名的学者。“一代难以成为学者”，是本人对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学者长期观察的结论。

从孔夫子到王阳明、从沈括到华衡芳，凡炎黄子孙的学术大师有几个产生在无产者之家？600多位中国现代科学家，63位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13个世界一流的华裔科学家, 几乎都来自有产、有文化的家庭。

出乎意料的是，即使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尽管剥削阶级的子女受到整体的歧视与排斥，但最著名的学者，如袁隆平、陈景润、王选、孙家栋、杨小凯，以及后来成名的屠呦呦、钟南山等皆也非劳动人民的后代。

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凡可考查到家世的，完全佐证了这一点。苏维埃政权培养的前苏联时期的杰出科学家，也基本上产生在有产或有文化的家庭。

“一代难以成为学者”，并不是说占人口多数的工农子弟出不了学者，而是指工农当家作主后还得在经济、文化两方面积累数代，才有可能出现较多的学者。一般地说，当赤贫的后代成为著名的学者时，其父辈已不是生活在低层的“无产者”了。这与科举时代“田舍郎”中进士时的家境相似。且任何时代、不同的社会形态都基本如此。

为了不使人们产生误解，也为了完善自己的理论，笔者在此释义，“一代难以成为学者”可以分层次来理解。其一，博士、教授等一般的学者，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而不依赖家庭、家族等成功的比例不高；其二，著名的如院士级的学者，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而不依赖家庭、家族等成功的比例更低，且学者的层次越高这种占比越低。

与通常的改朝换代基本上不影响原精英阶层的子女接受教育不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这等于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势必会造成学术天才的断层。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这些国家也几乎都为此付出了学术水平倒退的代价。这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其惨烈而又鲜为人知的教训，是人们不该忘记的。

此外，类似的还有，在我国元朝和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统治者采取的民族歧视政策和“逆淘汰”措施，也使国家文化跌入低谷或造成尖端人才的大量流失。可像当代中国那样爆发“文革”，使新兴政权内部出现“自毁式”的运动造成的人才再断层，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社会主义中国之特例。这种第一次的裂痕还未弥合而再次发生撕裂的现象，笔者称之为“双重断裂”。[2]其恶果是，千年累积的精英阶层几乎“断子绝孙”。[3]新中国为何至今还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这是“双重断裂”付出的代价。否则，何以诠释改革开放后在百万留学大军里、在不回来的数十万文化精英中也出不了大师呢？

故鼎革后，急于求成，试图从无产者的第一代子女身上打造出学术大师的努力，一般是不成功的。新中国如此。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无不如此。该理论的客观性在于与社会形态无关而具有普世性。如63位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几乎是清一色的从中国(含港、台、澳)去的知识移民及其后裔,仅靠在美国积累的、土生土长的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一个也没有。 [4]

改革开放后，四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使中国人几乎在各行各业都人才辈出、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唯独在诺贝尔科学奖级的成果上，包括留学生群体都几无零的突破（屠呦呦的诺奖应看作改开前的成果）。根据“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理论，笔者当时就做过两个预测：预测一，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虽是天之骄子，但是，由于“双重断裂”，在这一代龙凤中，要产生诺贝尔奖级的科学帅才的可能性很小。这是因为，等浩劫结束，全国人民都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者”、全民族都构成了“白丁”之家，一切得重新来过、选择、积淀；各阶层、家庭，重新洗牌。著名学者的造就不必大富大贵，但在求学和事业的关键阶段，基本上不用为生计而担忧。

鉴于1950年以降，诺奖级的科学成果几乎都出自欧美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籍的诺贝尔科学奖级得主几乎都是留学生的现实。故改革开放后的学人，我们自然要先关注留学生群体。除了知识积累、年龄等因素外，大陆1978-1995年间出去的留学生，基本上产自“白丁”和“无产者”之家，经济条件大多不好，不仅得不到家庭的资助，家里还指望着他们省吃俭用带回时尚的彩电、冰箱、洗衣机呢。于是就去卖茶叶蛋、中草药，或洗碗、带小孩和做家教等。把本该做学问的时间，被“生活”所占去了。或者说，把部分时间换成了“金钱”。又以中国人的心理，一个地区或家族在上升初期，最优秀的人首选的、也最容易成功的，往往是做官或发财，鲜有献身需要积累、不存在任何侥幸的学术的。

这还不包括文化的积淀、人脉的构建等因素。

预测二，“正常的话，自‘文革'后的第一代大学生的后代开始，也即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出现诺贝尔科学奖级成果的可能性会逐步增大；加上成果转化的周期，我们预测，202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学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级奖项的概率会明显提高。可遗撼的是，当前急功近利的主导，将延长我们出人才的代际或获成果的周期”。[5]

由于早期的科学空白领域较多，容易实现颠覆性突破；如今，科学家要作出突破性成就越来越难，且现代科学研究高度依赖长期的实验数据沉淀、实验平台搭建及临床样本积累，顶尖成果往往是“长期研究的阶段性突破”。最近的研究表明，科学家科研创造峰值年龄在不断上升，而成果验证与认可周期在自然延长，尤以本世纪来为甚。[6]故2025年10月，我请微信学人公众号首推本人《双重断裂的代价》之系列论文时，在首篇开头加了“作者按”:

诺贝尔奖级的科学帅才，“一般要等恢复高考后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等成功人士的子女成长，在时间对应上，从2020年开始。但诺贝尔科学奖级的成果承认通常是迟后10-20年，故如果我们告别急功近利，幸运的话，到本世纪中期，诺贝尔科学奖级的成果有可能集中出现。”也即从创新成果的产生到认可都延长了十年。

在此需要说明两个问题。其一，“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普遍规律是积累数代，即两代以上，但为何现在仅一代够了呢？这是因为，与传统社会从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中产,及白丁→童生→秀才→举人→进士,通常需要积累数代不同，在当代，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许多人往往在一代之内就可以致富。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到他们人到中年时，会普遍地成为中产，又由于这代人大多只生一个孩子。故他们有条件供养孩子一心一意地求学，至少不必指望孩子来养老。同时，由于教育的普及，相当多的读书种子能读完大学，乃至硕士和博士。即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的代际更替在加快。包括向上还是向下（特指经济）流动。

其二，因当时就对以高校招生超常扩招为引擎的“急功近利”的担忧，加上创造性成果产生和承认周期拉长的趋势，原文的获奖预测时间曾修正为本世纪中期，即二十一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开始。因为诺贝尔科学奖中的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奖等经验科学的成果，一般需要10-20年的检验期。而数学证明一旦在公理体系下被严格验证无误，它就是永恒的真理。故作为诺奖级的菲尔兹奖就提前到来了。

但为了显示预测的客观性，相关的修正最终都不予考虑（以上关连的叙述是为了便利大家对诺奖级成果滞后，以及率先在数学领域突破的原因之了解），本文仅强调预测的两个基本判断：诺贝尔奖级的科学成果在“文革”后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中产生的概率很小；在他们或成功人士（也称中产阶层）的子女开始概率会明显提高。这里的不确定性或预测风险及意义，主要在第一个预测中。按：原文中“自‘文革'后的第一代大学生的后代”等开始没有具体的界定，现根据当时文中的内容，明确为“1978-1991年考入的大学生[7]及同时代的中产阶层”。

三、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的意义

王虹（英文名：Hong Wang），女，199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市平乐县沙子镇，中国数学家，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兼任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教授。她主要研究调和分析领域。

5岁的王虹已经掌握了一年级的全部知识，她入小学时就直接跳级进入了二年级。五年级时再次跳级，径直升入初中。2004年考入了桂林中学。2007年16岁的王虹以653分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次年转入该校数学科学学院学习，2011年获得北京大学数学学士学位；2014年分别获得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和巴黎第十一大学硕士学位；201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2021年6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完成博士后研究，于同年7月受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助理教授。2023年7月，任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副教授。2025年2月，王虹与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的约书亚·扎尔合作发表127页论文，宣告攻克“挂谷猜想”难题。2025年9月，王虹晋升为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数学正教授，并被任命为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2026年4月，获突破奖数学新视野奖。此前王虹曾获得多项荣誉……

邓煜（英文名：Yu Deng），1989年出生于中国深圳，中国数学家，现任芝加哥大学正教授。他主要从事非线性色散与波动方程、流体动力学、调和分析及偏微分方程的概率和随机数据理论的研究。

邓煜小学就读于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团育才一小。初高中就读于深圳高级中学。2006年摘得第4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因此于2007年保送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9年秋季转入麻省理工学院，2011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数学学士学位，2015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2015年起任纽约大学库朗数学科学研究所博士后。2018年起任南加州大学助理教授。2024年加入芝加哥大学，并获ICBS数学前沿科学奖。2025年他与马骁、Zaher Hani合作发表论文《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通过玻尔兹曼动力学理论推导流体方程》，运用累积量解析法与切割算法解决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同年获MCA奖；10月与王虹、袁新意共同荣获第十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ICCM数学奖金奖。2026年，获美国数学会艾森巴德数学物理奖和克雷研究奖。

“一代难以成为学者”,这是中外的普遍规律，尤以华人为甚，且华人中的一流学者，往往需要父母双方的积累。如丘成桐和陶哲轩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我们就看王虹、邓煜的父母。

王虹的父母是广西平乐县沙子中学的教师，父亲教数学，母亲教英语。根据王虹的出生日期及相关资料推知，其父母应均为1980年代后期毕业的大学生，也即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由于那一代大学生的稀缺性，都可称为社会精英;这首先说明王虹的遗传不错；而对接受初级教育者来说，出身在父母为中小学教师，尤其是父母均为中小学教师的家庭最受益。如王虹在小学阶段就跳两级，这肯定得到了其父母的特殊帮助。

邓煜的父亲是一位在电子领域深耕的工程师，母亲则是一名专注于语文教学的中学教师。由此可见，邓煜的父母应该也都是1980年代后期毕业的大学生。这样的家庭环境为邓煜的成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父亲严谨的逻辑思维和对技术难题的钻研精神，以及母亲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对知识的细致讲解，共同塑造了邓煜独特的性格和思维方式。

虽然中学教师、工程师不等于大富大贵。但作为夫妻均为中学教师或中学教师及工程师的家庭，在当代中国一般可算作中产家庭，这类独子家庭，足以供子女在国内接受最高层次的学历教育，一般也有条件供子女留学，即使没有奖学金，供子女在西方读完硕、博也不会有太大的经济困难。

由于长期来，我们主要宣传和鼓励逆境成才,很少提及顺境成才的概率更大，似乎更不愿承认经济对成才、尤其是对孕育学者的作用。与许多出身在社会低层特别是父母均靠种地养家,老了仅能拿数百元养老金家庭出来的年轻学子不同，王虹、邓煜大学毕业后的人生选择，不必太考虑自己和父母的生计；也与改革开放初的不少留学生有别，王虹、邓煜留学时，既不用如首批52名公派赴美学者那样，出去时向自己的行李箱塞满肥皂和手纸，求学期间省吃俭用积攒美元,回来时购买彩色电视机、冰箱和洗衣机等托运回国。[8]更不用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如施一公那样的自费留学生去中餐馆打工。[9]他们完全可以无后顾之忧，一心一意地读书、拼搏。其父母也不必希冀他们养老。学者不必家财万贯，但也不必为生计而奔波。所谓的“一代难以成为学者”，不必为生计而分心是其中的一个基本条件。

故王虹、邓煜获2026年菲尔兹奖，完全符合笔者2011年的第二个预测：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或中产阶层的子女。

这是恢复高考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培养而获得的第一次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奖——诺贝尔奖级的成果,故其意义远远超出数学界。这将极大鼓舞年轻一代投身基础科学研究。

如果把“图灵奖”也算诺奖级的成果，那么，包括2000年获图灵奖的姚期智在内的、民国时代或由1949年后港台等海外培养的诺奖级获得者共14人。由于陶哲轩、钱永健（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高琨（2009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后，近20年内，1949年后非从大陆出去的海外华人也没有摘取诺奖级科学桂冠。这是否意味着民国时代培养，或由1949年后港台等培养形成的海外华人人才高峰期业已结束？故王虹、邓煜获2026年菲尔兹奖，似乎也可以看作世界华人顶级科学家群体中，大陆科学家将取代海外华裔科学家唱主角开始的象征？

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不得不反思，他们的成果都是在欧美做出的；如果不走出去，或拿到博士帽子后回国，他们能否做出一流的成果仍是值得怀疑的。这还是几乎不占学术资源、主要靠个人坐冷板凳的数学……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讲，他们的获奖，中国科学界更要看作是一面镜子。四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的今天，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主要的已不是得大把花钱的硬件，而是脚踏实地的工作氛围。所以，王虹、邓煜的个人选择无可厚非，且他们的国籍没有改。且即使入籍他国，也没有大不了的。因为他们在中国接受过了比较系统的教育，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已溶入了“龙”的成分。坦率地说，王虹、邓煜获菲尔兹奖，主要的荣光恐怕在此。不要忘了，曾令我们难以启齿的是，那14个一流的华人科学家，没有1人在1949年后的大陆上过一天学，也没有1人直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出国门的。

今天曾有人直言，王虹、邓煜获菲尔兹奖，不过是杨振宁、李政道七十年前的经历重复——主要在中国接受教育，都是在西方做出成果（大意）。这是大实话。但不同的是，王虹、邓煜在1949年后的大陆接受过比较系统的教育。故诚如前面已道破的，对于新中国而言，其历史的进步性首先体现于此！

在新中国接受大陆本科及以上教育，在国外做出成果。也是我当年期待诺奖级成果三种呈现形式的第二种，也是意料之中的首选。因为这是国际趋势。不必急躁，在不用为生存而担忧的数以亿计的中产阶层中，即使为学术而学术的人只占万分之一，也是万人规模。诺奖级的成果花落华夏，是迟早的事。只要我们把经济和民生搞好，该来的总会来。

因此，我们更有理由和实力期待，诺奖级的科研成果由本土完成！

从学术人才代际积累的角度衡量，王虹、邓煜的获奖,也象征主要因“文革”造成的中华民族主体千年累积的精英家庭、家族的代际文化传递断裂即将过去，预示着我们的精英家庭、家族的代际文化新传递的再起步。

不妨进一步探讨：不同于传统学术大师多集中于江浙一带，王虹、邓煜皆出生于两广。这一现象是否预示着，在“暂定键”重启之后，中国天才诞生的版图正迎来新一轮的重划？而这也应属于笔者原文中的“一切得重新来过”所包含的。

说来也巧，1905年，清廷废科举，兴新学，过了半个世纪,杨振宁、李政道于1957年双双荣膺诺贝尔物理学奖；恢复高考或改革开放以来，不到50年，一对龙凤同时摘取菲尔兹奖桂冠。这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聪慧的民族，只要教育等决策上顺应世界潮流，至少能培养世界一流的科学帅才的苗子。故王虹、邓煜的获奖，是否有助于我们更自觉地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决策呢？

最后，我们感谢和祝贺王虹、邓煜！感谢和祝贺培养他们的北京大学！感谢和祝贺孕育优秀学子的伟大祖国！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周尧云先生的帮助，在此谨表谢忱！

注释：

[1]参阋百度百科·菲尔兹奖。

[2]详见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6、7、8、9期。

[3]“地、富、反、坏、右”原“五类分子”加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等“四类”，还有华桥（政治上的不信任者）与基督教、天主教徒（“精神鸦片”），这“十一类”差不多把19世纪末后出生的、居住在大陆的新老精英、上层人员一网打尽了。也可以说，千年积储的书香之家，几乎无一幸免；他们的后代，在求学路上，绝大多数遭遇不公正。同时，由于“十七年”培养的大中专毕业生都曾享受干部待遇，则包括工农出身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不是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就是作为走资派、修正主义(留苏归国者)的黑苗子被批判，或迅速“工农化”、边缘化，使曾寄于厚望的整整一代的“接班人”，他们宝贵的知识与青春大多被耽搁。这使得“文革”对教育和文化传承的破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战争与政权更替。

[4]沈登苗：《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的来源、构成及原因初探》，《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8期。

[5]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9期。

[6]参阅张志强等：《诺贝尔科学奖的科学学规律及其对建设科技强国的启示》，《中国科技人才》2024年第5期；门伟莉等：《科研创造峰值年龄变化规律研究———以自然科学领域诺奖得主为例》，《科学学研究》2013年第8期等。

[7]这里已考虑了”老三届”出身的”新三级学人中”，许多人在入学前已有孩子的因素。

[8]钱江著/编：《1978:留学改变人生——中国改革开放首批赴美留学生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1，154页。按：这批人中可考查到家世的42人，绝大多数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见钱著笫72页。

[9]现在大名鼎鼎的施一公院士，当年自费留学时也去数家中餐馆打工9个月（1990.9-1991.5），期间的谋生付出几乎占去了一半的有效工作时间。详见：施一公：《自我突围——向理想前行》，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版，第67-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