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65期：青葱岁月的三位老师（散文）

青葱岁月的三位老师（散文）

重庆/乔正明

七岁的时候，我发蒙读书。

这年春节刚过，外公家所在的开县朝天大队学校招收新生入学，外公带我报了名。

从这一天起，我度过了四年半的小学生涯。四年半的时光，我遇到了十多位老师。他们耐心、细致的教导深深地影响了我一生，指引了我最初的路。其中，有三位老师留给我的记忆特别清晰。

第一位是袁老师，是大队学校的老师。

大队学校在山对面的朝天二队，小地名新屋。新屋与外公家所在的陶家山，中间隔着一条深沟。空中距离并不远，从陶家山向新屋喊话，对面听得清清楚楚，对面喊话，这边同样听得清清楚楚。走路去新屋，要先下坡走到二百多米深的深沟，过了深沟后爬一段百多米的陡坡，再走三里多的缓坡，就到了学校。下到深沟的二百多米路，坡度超过了七十五度，非常陡峭曲折。只不过对我们这些在山里长大的孩子来说，在陡峭的山路上跑跑跳跳并不是什么难事。

袁老师当时应该是二十来岁。他与外公是同一个生产队，但不在一个院子，大约相隔两里多路。他没有住校，每天早晨去学校，下午放学后回家，与我们一样。

因为同路，外公最初要我跟着袁老师上下学。每天早晨，袁老师来到外公门前，我就跟着他一道上学。不久，我就不乐意了，他是个高个子，背有点驼，走路慢吞吞的，还总是低着头，象是怕把地上的蚂蚁踩死了似的，而我走路蹦蹦跳跳惯了，不管不顾地只管跑。我跑出去了好远，他还在后面慢慢地走着。我已跑到学校，他还在后面的山坡上。但当我跑进教室时，他总是已经坐在讲台上了。

这个队一起上学的孩子有二十多个。开学后一段时间，袁老师为了大家的安全，要求大家随他一起去上学，放学也一起回家。开头还好，每天早晨他早早地来到三叉路口，等大家来齐后一起走，放学后大家在这里分手各自回家。但这个队的学生分别住在袁家院子、小包、大包、上塝等几个地方，都隔了一段路，聚齐很费时间。关键是小孩子们不习惯慢慢地走，喜欢奔跑、追逐。蹦蹦跳跳不说，还不时要爬一爬大石包，钻一钻山洞。而袁老师走路慢，看到有人站到悬岩上探头探脑，攀到树枝上掏鸟蛋，钻入水中摸螃蟹，就要干涉，不自在，就不愿与袁老师一起上学了。袁老师虽然是老师，但他只是一个拿工分的代课老师，性情又温和，揽不拢这群调皮的野山雀儿。何况这条路可以一眼望到头，也就不再要求大家聚在一起走了，但要求大家至少要三五个一起上路，到教室后要点人数，看读其他年级的学生来了没有。放学回家后喊话问家长“你家娃儿到家没有？”遇到下大雨，河沟涨水，绕山路，他坚持大家跟着他走，上学如此，放学也是这样，缺一个都不行。

学校是原来的地主四合大院，两边的一部分分给了贫民，正房的堂屋、耳房、侧屋改成了教室。各个年级都有，一个年级一个班，每个班人数不等，少的一、二十人，多的四十人。老师不多，除了袁老师和另外一名拿工分的代课老师，还有三名正式老师。他们每个人教一个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所有课程都要教，一直教到五年级学生毕业。袁老师负责的一年级设在堂屋，这个班有四十多个学生，高矮不一，岁数不等，相差四、五岁的都有，把堂屋挤得满满的。袁老师一会教语文，一会教算术，还要教自然，政治。他很有耐心，有一个姓唐的女孩，总搞不清笔画的反顺，写毛主席的“毛”字总是写成“手”字，袁老师一笔一画地教她，帮她搞清了笔画的顺序。音乐和体育有专门的朱老师教，这时他就写教案，改作业，打扫卫生，帮人代课，什么都做。

读完三册，上面规定由原来的春季入学改为秋季入学，小学统一延长半年学期，这样就还要读一个三册。教高年级的黄老师找外公商量，说我的语文和算术成绩都比较好，还读一个三册耽误时间，建议我跳级去读他教的七册。没读的课程，他和袁老师可以帮助补上。黄老师是公办老师，又是学校负责人，外公相信黄老师。我少读几年书，更愿意，就答应了。

袁老师担忧我一下子连跳三册，语文不担心，我的基础很好，又喜欢读书作文，只要多读多写就能补上来。算术四、五、六册正是学习的基础阶段，基础缺了，会影响以后的学习。黄老师也怕我跟不上课，就与袁老师商量每天给我补一会课，多出题让我做，让我自己发现问题找他们。上学、放学路上，袁老师还给我讲解课程，考问我学得怎么样。

有两位老师辅导，我跟得上七册的课程，在班上的成绩仍然是冒尖的一个。

七册刚读完，母亲要我回老家上学。这样，就告别了两位老师，以前缺了的课程就再也没有补上了。

转学到老家平安公社小学后，我遇到了另外两位小学老师：教语文的何老师和教算术的邬老师。

何老师是班主任，我报名就是在他那里报的。他是本地人，经常在各个大队跑来跑去，了解每家每户适龄儿童的情况，提醒家长让孩子去读书，耐心劝说那些不愿子女读书的家长送子女上学，还帮助解决一些困难，因此很多人都认识他，在全公社都有名气。

由于县与县的小学学制不一样，我转到平安小学读书时这一年没有八册，只好又读了一个七册。但当读完八册，全县学制要由原来的春季入学改为秋季入学，只好又读了一个八册，这样直到十册小学毕业。这样，我跳读了三册，可又重读了两册。

何老师说话声音洪亮，讲课抑扬顿挫，声情并茂，他喜欢边读课文边讲解，一篇枯橾难懂的课文被他讲得绘声绘色我们很爱听。家长认为何老师讲课讲得好，都愿意把孩子送到他班上。

何老师与另外几个任课老师一起搞了一次实地讲课活动。活动现场选在学校外边的洞溪河坝，名字是“一定要解放台湾”。在河水长年冲积形成的一段长五百多米，宽六十多米的河滩上，结合课文设计了碉堡、河流、㳀滩、悬崖、埋伏、陷阱、阻击、机枪火力、地雷等场景，用报纸、木条、纸盒、树枝、水桶、绳子这些东西表示不同的对象，寓讲课、体育、军训、游戏、活动于一体，搞得大家人欢马叫，热闹非凡。这一情景，很多年以后还被我们清晰地记忆在脑海里。

何老师每天都要来班上看有没有学生没来上课。看到有学生没来学校，就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那时家中有人生病，赶农活，人走户，要带弟弟妹妹，没钱交学杂费，都有可能有家长不让学生来读书。这时，何老师就上门一一劝说，帮忙解决一些能够解决到的问题，千方百计不让学生失学，很多学生因何老师而继续上学读书。有一个学期，我和几个同学因交不上学费而报不上名，何老师让我们按时来学校，转身找公社反映情况。公社免了班上几个学生的学费，我也免了一元八角，都按时上了学。

邬老师教我们的数学。他个子不高，身体很瘦，讲课声音大，无论坐在哪个位置都听得清清楚楚。他每次上课前就把要讲的内容工工整整地板书在黑板上，写的内容占满了整个黑板，下课时把板书擦了才离开。讲课时，他不看黑板不看书不看课案，随口就讲。他不是总站在讲台上，有时在课桌间边走边讲，还问一下“懂了吗”，如果有人说“没听懂”，他会停下脚步给他讲两句。如果还是“不懂”，他就说“下课了再给你讲”，课后他把这个同学叫到一边给他讲，直到同学说“懂了”。

邬老师出身于地主家庭，是民国时期的高中生，在那个年代妥妥的大知识分子。他上课不管你坐得端不端正，但要管你是不是在认真听讲，是一个很有“压罩”（四川方言，压得住阵脚）的老师，但挡不住小学生喜欢调皮捣蛋的天性，讲台下总免不了有人叽叽喳喳。有一次，我与后面的同学嘀嘀咕咕，邬老师敲了敲桌子，我马上做出好好听课的样子，他一转身我依然故我。这样来回了好几次，把邬老师惹烦了，他把粉笔往讲桌上一摔，奔到桌前，把我一拉，“出去”。邬老师看起来个子小，力气却不小。他揪住我，推出门外，往门边一按。我急了，脱口喊了声“老地主”。邬老师瞪了一眼：“喊我老地主也是你的老师”，转身去讲台上讲课。

我站在门边既无趣又无聊，斜着身子往门后靠，邬老师又伸出头来，“站在门边上！是喊你站到听讲，不是让你往门外躲。”这节课，我是站在门边听的课。

后来，何老师批评我不尊敬邬老师，要求给邬老师鞠躬认错。

或许就是因为出身地主家庭，邬老师后来没给我们上数学课了，改教我们的体育。体育课本是我们喜欢上的课，只是邬老师上课，没有了体育课的散漫，轻松。他的嘴里时常含着一个哨子。跑步，他跟着我们一起跑。嘴里的哨子不停，跑步不能停。我们跑累了，他一点没累的样子。做操，他站在前面领操。谁不好好做，哨子就“㘗㘗㘗”地对着他响起来。打篮球，他作裁判，谁偷懒，谁做小动作，哨声象长了眼晴似的追着他。

小学毕业后，没有再见到过邬老师。或许他早就退休了吧。教我的时候，他似乎就有五十来岁了。他的名字，我始终不知道。但他的模样，我记得特别深。何老师也是，他后来调到了五十多公里外的南溪教书直至退休、去世，也是再也没有见过他。然而，我对他同样记忆深刻。袁老师，我离开朝天小学后也没再见到过他。听人说他由拿工分的代课老师转为了公办老师，转公办时还曾有过一番曲折。他终身在农村小学教书，退休后居住在开州新县城，过着幸福的晚年。

二〇二六年七月二十日

作者：乔正明，男，大学本科文化，现居重庆市。早年开始发表作品，在国家、省、市级媒体发表文稿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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